1984年9月的一天清晨,西山干休所的走廊里传来笃笃的拐杖声。八十三岁的钟赤兵推开病房门,看见病榻上的朱良才,脱口一句:“朱政委,我来还那句承诺。”朱良才笑着抬手:“老钟,还记得啊?”短短两句,把在场护工都听得一头雾水,却把两位老将带回了半个世纪前。
钟赤兵愧疚的事,说起来惊人:长征途中,他真打算掏枪指向朱良才——先开一枪,再自己了结。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末,遵义以北的土城小院,医护人员忙着给伤员分类。有人递来一张名单:“重伤员就地安置。”钟赤兵的名字赫然在列。缺了半条右腿的他瞬间眼前发黑:被留下一等于等死。正怒火攻心时,负责休养连事务的朱良才推门进来。若那一刻朱良才说出“留下”二字,子弹就会出膛。话出口却是:“我给你四个人两匹骡子,随队北上。”枪口终究没有抬起,钟赤兵此生记住了这句话。
时钟拨回更早。娄山关雪线下,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凌晨,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扛着大刀和汉阳造蹚着山路。团政委钟赤兵与团长罗炳辉交换眼色,决定不待休整直接抢关。黔军吸饱“大烟”,双枪轮番点射。钟赤兵赤膊挥刀,一发子弹击碎了他的小腿腓骨。警卫员包扎几层,血仍涌出,他咬牙带队继续冲,直到正面阵地被撕开口子。关口拿下,钟赤兵却瘫倒雪堆,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遵义城内临时手术台,麻药没有,只有烧红的烙铁和砍柴刀。医生苦笑:“不截没命。”锯条拉到第五下时,钟赤兵昏了过去。更糟糕的是感染反复,刀口先后三次向上推进,最后停在股骨中段。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哭得像孩子:“没了腿,我还能带兵吗?”没人回答,他自己给出答案——哪怕趴着,也要跟着红军走。
干部休养连开拔那天,小队刚离开赤水河岸就撞上国民党一个营。三十多名持枪战士边打边撤,四名担架手抬着钟赤兵跑得满头大汗。山崖无路时,他咬木棍用拐杖撑着,一厘米一厘米挪;下坡遇到草坡,他干脆滚下去“嗖”一下,把担架手都甩在后面。警卫员后来打趣:“您滚得比骡子快。”
一路艰难,却也有喜事。同年十二月,干部休养连的危秀英把一块红布绑在拐杖上当喜字,两人在雪山脚下的小土屋结成夫妻。队伍里有人打趣:“独腿配女兵,新郎不用下跪省事。”笑声冲淡了高原的寒风。
抗日战争爆发后,钟赤兵装上木腿重回前线;解放战争辽沈一役,他坐在吉普车里指挥冲锋,被部下称“坐着的飞将军”。建国后,他出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伏案画作战图时,残肢常常隐隐作痛。最痛的一次是1954年春节茶话会,他与王家烈正面对面。老黔军司令见他,先愣后红脸,连连拱手:“钟将军,右腿之事……愧疚愧疚!”钟赤兵笑眯眯:“王先生,旧账翻篇吧,我们还得合力建设贵州呢。”在场干部直嘬凉气:二十年前你死我活,二十年后彼此握手,这气度不是人人做得到。
话再回到干休所病房。朱良才侧身,从枕边拿出一本早年战史手稿,封面写着《干部休养连日记》。“你那天真准备开枪?”他把眼镜推上鼻梁。钟赤兵点头:“要不是你那句话,我真干了。”说完,他抬手敬了个军礼,姿势仍旧利落,只是木腿轻轻碰到地板,发出咚的一声沉响。
二位老人在病房里聊了整整一个上午,从娄山关撤到雪山垭口,又讲到抗美援朝的增援计划,再到贵州水电建设。护士端来的午饭都凉了,他们才收住话头。朱良才合上手稿:“活到这把年纪,值!”钟赤兵哈哈一笑:“活着就是胜利。”阳光透过窗子照在两人斑白的发际线,深深的皱纹里全是当年的血火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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