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我国廉洁文化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
学思平治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以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思想内涵、延绵不绝的传承发展，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塑造了中华民族崇廉尚洁的鲜明品格，积淀出以廉洁思想、廉洁制度、廉洁文化为主体的廉洁形态，孕育出以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为内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我国古代廉洁文化不断丰富、持续发展，与中华文明的演进相伴而生，贯穿于我国历史发展全过程，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滋养。
一、我国古代廉洁文化的历史发展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廉洁文化历经先秦时期发端、秦汉时期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隋唐时期成熟、宋元明清时期丰富等多个历史阶段。尽管每个历史阶段廉洁文化的特点不同、内涵各异，但是以廉洁理念成风化人，以廉洁良制规范德行，以廉洁文化涵养为政基石，成为历朝历代一以贯之的施政之策、治理之道。历史上廉洁文化的兴与衰，是政局是否稳定、治理是否有力、社会是否有序的风向标。廉洁文化盛行则政局稳定、官德清正、社会安宁；廉洁文化不彰、政风不肃则政局混乱、吏治败坏、社会动荡。
(一)先秦时期廉洁思想发端
夏桀、商纣荒淫无道，宠信奸佞，是导致两个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周武王继承文王遗志，克商灭纣建立周朝。周朝新生伊始，即探寻政权稳固、天下安宁的理政之道。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认为，只有“敬德保民”，才能执政稳定。《尚书·召诰》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即指施行德政，顺应天道，才能获得天命。《尚书·梓材》载：“子子孙孙永保民。”则是要求历代周王都要有“保民”思想。在《尚书·无逸》中，周公进一步说道：“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以此警醒当政者不可荒淫贪婪无道，而要崇德尚廉、勤于政务。
西周时期即已通过监察手段，维护吏治清廉。在周王朝中央，史官系统和宰官系统承担监察官员的职能。《周礼·春官宗伯·御史》载：“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凡数从政者。”“凡数”是考察和监督的意思，表明御史具有监督官吏的职权。除史官外，宰官系统也行使监督职权，具有这一职权的官吏包括大宰、小宰、宰夫等。其中大宰居于监督系统的首脑、总领监督事务的权位，主要通过对政绩的考察，实行对百官的监督。西周初年的召公奭，被誉为中国的“廉政始祖”。《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召公奭因廉洁成为千古传颂的典范，而“甘棠遗爱”成为后世表达对贤官廉吏爱戴或怀念的专属用语。
西周时期的廉洁思想不仅在传世文献中得到记载，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也得到印证。200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的西周青铜器四十三年逨鼎上有一段铭文：“毋敢妄宁，虔夙夕惠雍我邦小大猷”“雩乃专政事，毋敢不规不型”“雩乃讯庶人有粦，毋敢不中不型”“毋龚龚橐橐，唯有宥纵，乃敄鳏寡”，大意是周宣王训诫逨：要勤勉施政，不能贪图安逸；要秉公执法，不能滥用职权；要明辨是非，不能赏罚无据；要谨防腐败，不能中饱私囊。把为政倡廉的德行准则镌刻于青铜器，既是对世人的训诫，也是对廉洁思想永世流传的期许。
公元前536年，主持郑国政务的子产下令“铸刑鼎”，即把刑律铸刻在鼎上，使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子产铸刑鼎”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首开我国成文法律条文向社会公布的先河，使贵族随意解释和滥用权力的局面得以改观，客观上促进了吏治清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天官·小宰》云：“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在为官从政的６种能力前加上一个“廉”字，此即著名的“六廉”思想，它系统性地把廉洁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核心标准，成为西周以来我国古代廉洁思想的高度归纳和集中体现。
(二)秦汉时期廉洁制度形成
秦朝结束了礼崩乐坏、列国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秦汉大一统国家与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拉开了廉洁制度化的序幕，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成文法律明确惩戒措施。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和岳麓书院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都有关于官员要有“五善”的要求，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吏)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忠信”“清廉”“恭敬”等中华廉洁基因不仅转化为基层官僚的操守，而且成为秦朝制度性规范的内容。《秦律杂抄》《秦律十八种》中则规定通过考绩对官吏进行监督，实际上从一个层面在制度上对监督权进行了规范。
西汉朝廷意识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于是，制定《监御史九条》《刺史六条》等，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级官吏的廉洁底线。推行察举制也以孝廉为常科，把廉洁作为选官的重要指标和恪守官德的基本要求。
二是建立并完善监察制度。秦汉两朝十分重视监察制度，秦朝在中央采用三公九卿制，三公中御史大夫的职责是监察百官。御史大夫下设置中丞和御史丞，中丞在殿中掌图书秘籍，在外领监御史以督郡县。在中丞之下，又设有侍御史，作为临时性的派遣监官。在地方郡县，设置监御史，负责监督郡守和其他官员。
两汉时期，中央监察体制仍以御史府(东汉改为御史台)为主，但丞相属官丞相司直也握有行政监察权。京城附近七郡专设司隶校尉执掌监察，地方划分为十三部监察区，以刺史为监察官，并按《六条问事》行使监察权。由此构建了自上而下的一套监察体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廉洁风气持续浸润
东汉灭亡后，社会动荡，战火纷飞。虽处乱世之时，廉洁基因仍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廉洁风气浸润于社会各阶层中，并未因世道之乱而败坏。道德品质依然是选官用人的重要考察标准，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依然是人们对为官者的衡量标尺。
“侈恶之大，俭为共德”，既是曹操的自律标准，也是曹操的用人准则。他一方面惩办豪强和贪官污吏，一方面任用廉吏，力图改变东汉末年残留的政治腐败、社会崇奢风气。为了加强监督，曹操在其幕府中设立校事、刺奸二官，行使监察权。魏明帝时，删订《汉律》，成《魏律》十八篇，规范各级官吏言行，树立清正廉洁风气。
诸葛亮治蜀时著有《便宜十六策》，其中在《治乱》一篇中表明了他对廉洁的看法，指出：“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告诫为官者要立德修身、廉洁自律、修齐治平、上率下行，唯有此方可教化百姓，有效治理国家。在《考黜》中诸葛亮提出：“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这是对官员考课的标准，在用人上要选贤举能，任用良材，不能因公为私，贪腐懦弱。诸葛亮对家人的教育也十分严格，在《诫子书》中他写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将节俭崇德、廉洁自律视为高尚的家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重视士人言行表现和乡里社会对其道德品质的评价。《文献通考》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选官标准主要是由世、状、品所构成的铨衡三条。所谓世，即指对家世、财产、地位、资格的审定；状与品则是对本人才德的衡量。
北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重要朝代，它在我国北方建立了统一王朝。孝文帝时，实施一系列改革，其中有许多措施起到肃正朝纲、完善法纪、规范言行、整顿吏治、惩贪倡廉的作用。孝文帝改革的一大措施是实行“班禄制”，这是一次大胆的制度创新。以往采取“班赏制”，也就是用战争中所获战利品对官员进行赏赐，在实践中这一制度日益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员借机强征暴敛，掠夺民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而“班禄制”用俸禄固定官员的合法收入，一扫“班赏制”的弊端，遏制了搜刮民财的劣行。
实行“班禄制”的同时，辅之以严格的监管措施，是孝文帝改革的第二招。北魏前期，监察职能由“候官”负责，“候官”在行使监察职能时滥用职权、以公谋私的情况时有发生，对廉政和吏治产生消极影响。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恢复御史台，颁布《御史令》，以律令形式强化对官吏廉政的监管，同时规范了监察工作和监察官员的职能。“
班禄制”实行后，施行更加严厉的惩戒手段，是孝文帝改革的第三招。《资治通鉴》载：“班禄以十月为始，季别受之。旧律，枉法十匹，义赃二十匹，罪死；至是，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纠按守宰之贪者。”由此可见，即便是轻微的贪赃枉法也会被论罪处死。
“班禄制”的实行取得良好成效，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败之风，《魏书·高闾列传》记载：“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正是在孝文帝多项举措推动下，官场风气大为改观，吏治状况大为好转，廉洁之风的盛行为廉洁文化注入了新活力。《魏书·良吏列传》记载：“高祖(孝文帝)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
(四)隋唐时期廉政制度规范成型
隋朝首先将御史台独立建制，作为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大夫则是最高监察长官，监察机构的地位在制度上进一步得以提升和确立；其次新设司隶台和谒者台，前者负责对所有地方郡县进行巡视监督，后者负责勘察地方的官声和民风，两个机构的设置既完善了对地方的监察机制，又明确了不同监察机构的职能权责。
唐朝延用御史台设置，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其建制更加精细和完备。一是明确规定设御史大夫一人，御史中丞两人，负责掌管监察之事，肃正朝纲。二是下设“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进一步细化监察权，其中台院主要负责监督和弹劾职位较高的官吏，参与朝廷重大案件的审理；殿院主要负责监督朝廷官员的君臣礼仪；察院主要负责出使巡按，监督地方官员奉公值守行为。由此，机构设置更加完善，职能职责更加清晰，监察事项更加广泛，监察力度更加增大。三是把全国划分为十道，派监察御史开展巡视，对地方官员行为予以巡回监察，检查非法之事。
除机构设置外，唐朝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维护吏治廉洁的法律条规。其一，唐太宗时，由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参撰律疏《唐律疏议》，对官吏贪污贿赂作了严格规定，与官吏铨选、考课、监察制度一起，构成行之有效的廉政机制。其二，光宅元年(684年)颁布的《风俗廉察四十八条》和开元三年(715年)颁布的《巡察六条》，构成了较为完善的监察法规体系。以此为开端，监察权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以确保监察权的有效运行，这一制度安排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三，将“清谨勤公”“居官不怠”“执事无私”的规定纳入唐代考课制度中，使廉洁成为入仕的一道门槛。
隋唐时期的廉政制度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推动廉洁理念作用于廉政实践的同时，使廉洁文化的内涵得以充实。
(五)宋元明清时期廉洁文化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廉洁文化持续发展、不断厚实的时期。肃正吏治、维护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是这一时期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显著特点。“廉洁”是各朝代倡导和褒扬的治国理政关键要素，促使许多官员以自我约束为起点而恪守廉洁从政。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元代张养浩在《庙堂忠告》中说：“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明代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公生明，廉生威”作为为官从政的座右铭。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时任两江总督、一代廉吏于成龙写下《示亲民官自省六戒》，提出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六条戒律，成为清官廉吏嘉言懿行的典范。
宋元明清时期监察制度在继承中进一步发展，既彰显了廉洁基因的强大动能，也使廉洁文化持续弘扬。明朝时，朱元璋以严刑峻法严惩贪腐，将唐宋以来的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的台院改为都察院，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共同掌管监察之事。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地方十三道的监察工作，进一步完善了监察体制机制。清承明制，继续设立都察院，其与明代有所不同的是，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是总督、巡抚的兼衔，不在京任职；机构设置包括六科给事中、十五道、五城察院、宗室御史处和稽察内务府御史处等，分别负责具体执行监察事宜；职能包括审核死刑案件、参加秋审与热审、监督百官、参与朝议、直言国事，甚至包括对乡试、会试、殿试的稽察以及对各营、仓事务的巡视等等。此外清代都察院的人员结构实行满汉复职制，主要职位均由满汉各一人担任。清代的监察体系、监察职能、监察范围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赓续传承，持续光大。从屈原的“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到孔子提出的“政者，正也”；从柳宗元的“废贪而立廉”，到包拯的“清心为治本”，彰显出中华民族对于廉洁的崇尚与追求。从秦汉时期的御史大夫，到唐代的御史台，再到明清时期的都察院，一系列廉政制度的实行，使廉洁文化转化为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一些王朝的廉政制度、廉政措施在全局性、体系性、统筹性上有所缺失。一些王朝虽然意识到廉洁对于国家稳定、社会风尚的重要性，但无力把廉政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廉政制度不严不实，流于形式，比如魏晋南北朝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虽有重视品德言行的初衷，但效果十分有限，甚至这一制度被世家大族所垄断，成为保护门阀的手段。一些王朝的监察机构徒有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常常走形变样。一些王朝过分依赖监察，忽视廉洁品德、个人品行的教化养成。一些王朝在推进廉政过程中，忽视社会参与，忽视民众监督，甚至造成与民众的对立，加剧了社会矛盾。浓重的“官本位”思想、利己主义观念和“人情文化”，更是与廉洁文化格格不入，陈腐思想观念带来的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裙带关系，致使从中央到地方滋生出权钱交易、任人唯亲、贪婪奢靡、假公济私、正风不张等诸多腐败问题，成为历朝历代无法摆脱的顽疾，甚至成为一些王朝衰亡的直接诱因。比如，商纣王重用奸臣，冷落贤能，荒淫无道，宠信妲己，沉迷酒色，忽视政事，建造酒池肉林，供己享乐。对此，百姓怨声载道，群臣离商而去，最终引起天下人的愤怒和反抗的商纣王，在牧野之战中被周武王击败，亡国自焚。西晋是一个短命王朝，其灭亡与统治者的奢靡生活和政治腐败有着直接关系。西晋建立后，统治集团内部奢靡之风盛行，贵族们竞相炫耀财富，生活极尽奢华。晋武帝司马炎在民间大选宫女，后宫宫女多达数千人；灭吴之后，又把吴国宫中数千名宫女转运到洛阳，充实后宫，一时间“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唐朝时，开元盛世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但唐玄宗执政后期沉迷美色，宠幸杨贵妃，纵容其亲属杨国忠等人贪污腐败，荒废朝政，最终引发安史之乱，唐朝由此走向衰落。因奢靡、腐败而引发民怨，甚至王朝崩塌的历史教训十分深刻，带给我们很多启示，警示执政者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勤政爱民，始终以廉洁涵养正确价值取向。
二、我国历史上廉洁文化的特征
廉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历史上廉洁思想、廉政制度、廉洁风尚的集中反映。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廉洁文化的内涵、形态有所不同，但前后相继，赓续不断，积淀成以独特政治文化、思想文化、社会文化为底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我国历史上廉洁文化的鲜明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方面。
一是强调以民为本，以廉洁涵养价值取向。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廉洁文化价值取向的源头活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民本思想重要内容。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意识到，民心向背是国家兴亡、治乱兴衰的重要因素，只有遵从人民意愿，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民本思想既是政治主张，也是实践要求；既是廉洁文化的出发点，也是廉洁文化的落脚点，二者相辅相成，互寓其中。只有秉持民本思想，才能打牢廉洁文化之基；只有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才能发挥廉洁文化在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中的作用。
二是强调依法治吏，以廉洁涵养为官之道。通过制定各项法律法规，将廉政规范化、法治化、体系化，是历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突出特点。从西周时期的《尚书·召诰》《梓材》《无逸》和青铜器逨鼎上的教化格言，到春秋时期的“子产铸刑鼎”。从秦汉时期简牍中的《为吏之道》《为吏治官及黔首》《秦律杂抄》《秦律十八种》《监御史九条》《刺史六条》，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律》《便宜十六策》和孝文帝廉政改革。从隋唐时期的《唐律疏议》《风俗廉察四十八条》《巡察六条》和台院制度，到明清时期的都察院。这些法律、制度、机构从约束内容、制约对象、规范标准、考课程序、奖惩规定和防范措施等诸方面，建立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廉政体系，有效地发挥了劝导激励和强制规诫作用。
监察和行政结合，也形成了有效互动。自秦汉始，国家政权构筑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和与之并行的监察体系。监察体系寓于行政体系中，通过巡视、审计等方式，对官员的廉洁情况、个人言行进行监督。同时，监察体系从中央到地方的上下贯通及其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保证了监察工作的公正和效率。
三是强调以德为先，以廉洁涵养社会风尚。修身立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人无德不立”，这是贯穿于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信条。道德涵养廉洁风尚，规范官员品行。树立以德为官、以廉为政的清官榜样，是历朝历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共同特征。我国正史中有《廉吏传》《循吏传》《良吏传》等，把一代廉官良吏如召公、晏婴、诸葛亮、魏征、包拯、于成龙等载入史册，以弘扬他们的道德操守。《荀子·君道》云：“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在选拔官员时，要首先任用德行忠厚的人，以形成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春秋时，齐国丞相晏婴廉洁从政，清白做人，主张“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三次谢绝齐景公赠送的一千两黄金、豪车宝马以及豪华府第，并将自己的俸禄分给劳苦百姓。唐朝时，魏征敢于直谏，一生谏诤多达数十万言，建议“廉(兼)听广纳”，所谏之言皆为江山社稷，而无个人私利。他们讲清廉、守正道、扬正气，为史家所褒扬，为后世所效仿。
历史表明，廉洁文化是国家稳定、社会安宁、百姓安居乐业的强大支点。正如东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言：“夫修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洁白，恬淡无为，化之本也。”也就是说，诚实正直、清正廉洁，是国家良治、社会良序的决定因素。只有将廉洁文化浸润到社会各个层面，才能养成昂扬向上的正气，善行、德性、良治的品德，才能形塑更加和谐安宁和睦的社会。廉洁基因延绵不绝，有赖于全社会的传承；廉洁文化建设，有赖于全社会的参与。而廉洁基因传承与廉洁文化建设，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三、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途径
新时代廉洁文化是历史上廉洁文化的延续和升华。传承好、弘扬好、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是赓续中华历史文脉，厚植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沃土，打牢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历史根基，谱写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华章的必然要求。
一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丰厚历史滋养。看得见多远的历史，才能走到多远的未来。不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深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深处，科学把握廉洁文化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不断拓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的理解，深入挖掘我国历史文献、文物遗迹中蕴含的廉洁思想、廉洁制度和廉洁文化，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以及乡土特色文化中的廉洁元素，充分利用党员教育培训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各类载体，因地制宜建立廉洁文化阵地，丰富廉洁文化产品供给，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夯实基础。
二是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的要义，着力加强制度建设。从根本上而言，新时代廉洁文化是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文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是否建立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贯通的制度体系，是否实现制度的刚性约束与文化的启智润心相得益彰，是否真正筑牢人们崇德尚廉、崇廉拒腐的思想大堤。因此，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底色，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廉政制度建设的“刚性约束”和廉洁文化建设的“柔性引导”有机结合，实现机制上有保障、要素上有统筹、资源上有整合，确保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行得稳、有成效、可感知。为此，一方面要把新时代廉洁文化体现到、贯通于党纪党规和法律体系建设之中，使党员干部修好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严于律己的品德，把“他律”内化为“自律”，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另一方面要把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大力构建常态化廉洁教育机制、家庭与社会协同机制，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构建崇廉拒腐的良好氛围，让新时代廉洁文化润物无声、深入人心，使涤荡灵魂的涓涓清流汇聚成清廉政治生态、尚廉社会生态的巨大洪流。
三是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深处走来，它之所以魅力永恒，原因就在于其蕴含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精神追求历久弥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代化进程相协调。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的内涵和形式加以改造、拓展，赋予其新时代的价值意蕴，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的自我更新和现代转型。要注重新时代廉洁文化网络建设，通过数字赋能和技术赋能，打造“线上”廉洁文化网络阵地，创设廉洁文化传播新样态，营造“人人崇廉、人人尚廉”的良好社会风尚，让新时代廉洁文化蔚然成风，使新时代廉洁文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廉洁基因，是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清正廉洁”“公正无私”“勤政爱民”等，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新时代，党员干部要结合时代特点和现实需求，深入挖掘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从中汲取智慧，通过教育引导、制度建设、社会监督等方式，推动廉洁文化深入人心。同时，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基因的研究阐释，积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廉洁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不断丰富发展、创新创造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我们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一体化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把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体布局中，融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形成崇廉尚洁长效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效引领良好社会风尚，以理想信念强基固本，以先进文化启智润心，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不断提升廉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力，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新时代廉洁文化必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
（载于《中国纪检监察研究》2025年第4期）
【 李国强：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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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专注读书学习的特色理论阵地和为党献策的高端智库平台。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开通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近亿次，其中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内容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良好。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新华网、央视频、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等新闻客户端。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旗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共党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解放军理论学习》《当代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 《中国民政》《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金融》《中国出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编辑》《中国审判》《中国科技论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农村工作通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外交评论》《金融评论》《社会保障评论》《旅游评论》《中国发展观察》《中国乡村振兴》《百年潮》《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国际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清华管理评论》《文化软实力研究》《审计观察》《国资报告》《企业管理》等百余种中央级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安街读书会主编《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体系。该平台累计固定读者超百万，影响辐射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属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联合开展党建主题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区的有关单位，已正式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将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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