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彰：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引领 推动家风与政风的深度融合及良性互动
党建治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开启了一场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作风建设，关乎党的形象，关乎人心向背，关乎事业兴衰。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家风与政风的关系愈发凸显其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内在统一性。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新时代，探究家风与政风的动态平衡关系，既是破解“关键少数”监督难题的重要切口，更是构建清朗政治生态的深层命题。
一、文化基因与现实挑战：家风与政风互动的历史逻辑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家风与政风紧密相连，其互动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同时也在当下遭遇着诸多现实挑战。理解这一历史逻辑，对于深入把握家风与政风的关系、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家训的当代遭遇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是核心治理理念，《颜氏家训》《朱子家礼》等经典著作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范本。《颜氏家训》强调“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将个人修身作为起点，认为个人品德修养的提升能够自然延伸至家庭秩序的维护，进而推及国家治理。《朱子家礼》则通过规范冠、婚、丧、祭等礼仪，将儒家伦理融入日常生活，构建起“修身—齐家—治国”的严密伦理传导机制。在这种模式下，家庭被视为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个人道德与社会秩序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治理体系。
然而，在小农经济背景下，“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暴露出明显弊端。以东汉豪族为例，他们凭借庞大的土地资源和宗族势力，在地方上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力量。豪族通过荫庇族人、宾客，隐匿人口与土地，逃避国家赋税与徭役，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明清时期的乡绅阶层同样如此，部分乡绅利用自身在地方的影响力，谋取私利，甚至干预地方行政，使得公共权力沦为家族利益的工具。这种家族庇护主义的盛行，导致公共利益被私人利益所取代，破坏了社会治理的公正性与有效性。
步入当代社会，这一传统理念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是经济理性对伦理秩序的消解。市场经济浪潮中，部分家庭对利益的追逐逐渐超越了对道德、情感等精神层面的坚守。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物质利益所衡量，亲情的纯粹性受到冲击，传统家训中所倡导的重义轻利、和睦亲善等观念被淡化。有些家庭为了赚钱，甚至利用亲人关系做生意或者借钱不还，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家庭内部的和谐氛围，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是代际关系中的伦理丧失。传统家训强调“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的德性传承，但在某些权力家族中，“经”的内涵已被置换为“权力资本化”的操作手册。某“贪腐父子兵”案例中，父亲利用地级市市长职权，通过“影子审批”“政策倾斜”等手段，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短时间内就将儿子从科员提拔至国企副总，并输送利益形成数亿元腐败网络。这种代际权力寻租，使《颜氏家训》“教儿婴孩”的育人智慧异化为“纵子弄权”的畸形传承，不仅消解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警示，更造成社会的阶层固化。
三是公私边界的肆意损毁。“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传统差序格局，在现代治理中遭遇结构性挑战。苏荣案中，其妻于丽芳通过“夫人外交”干预市政规划，将家族私利嵌入公共决策。这种“家庭权力外溢”现象，使得《温公家范》“内外有别”的治家原则形同虚设。
（二）中国共产党对家风文化的创新转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家风建设与党风政风的良性互动，始终将家庭文明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为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其一，从伦理传承转向政治引领，构建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的共生机制。毛泽东同志为亲属定下“四不”铁律———“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用权不为己谋利”，将传统家规中“重义轻利”的私德要求，升华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公私分明”的政治品格。习仲勋同志通过多封家书传递“夹着尾巴做人”的治家哲学，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与“勤俭持家”的传统家训之间架设价值桥梁。这种转化在焦裕禄家风传承中达到新高度———其女焦守云回忆父亲“三件遗产”（旧手表、破自行车、《毛泽东选集》）时特别强调：“父亲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系统性重构实现伦理升级，将传统家风中“重义轻利”“清正廉洁”的私德要求，升格为“对党忠诚”“为民担当”的政治品格。
其二，从经验传承转向制度规范，建立家风建设的长效机制。传统家训文化根植于小农经济基础，主要依靠家族长辈的言传身教和经验传承，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分析的，这种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道德教化，本质上属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范畴。家族长辈的经验传承虽然具有代际传递的表象持续性，但因其依附于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存在历史局限性，难以摆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揭示的“家庭形式随着所有制形式变化”的客观规律。新时代，为了确保家风建设能够持续深入推进，党和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党内法规和政策制度，将家风建设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其中第八条规定：“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标志着家庭伦理首次被纳入政治纪律范畴，突破传统家训的柔性规约。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出台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将“教育管理亲属”列为领导干部法定义务，构建起“个人廉洁—家庭廉洁—政治廉洁”的责任链条。惩戒体系方面建立家风问题“双查双究”制度，既追究领导干部本人违纪事实，又问责对家人失管失教责任，倒逼领导干部筑牢家庭防腐堤坝。同时，通过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对家风建设的成效进行评估和监督，确保制度的有效执行。
其三，从个体自觉转向系统治理，构建组织监督与家庭自律的协同体系。以往的家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自觉意识和自我约束，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整体规划。而在新时代，家风建设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协同推进。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宣传教育、创新监督方式等措施，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重视家风建设。同时，注重调动家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家庭成员的自律意识，使家庭成为廉洁自律的第一道防线。此外，还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家风建设中来，形成组织监督、家庭自律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协同体系。例如，通过开展廉洁文化进社区、进家庭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家风建设的良好氛围；利用媒体平台宣传优秀家风案例，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动态平衡与能量转换：良性互动的运行机理
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治理需求紧密耦合，由此构建起家风与政风良性互动的运行框架，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能量转换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家风与政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一）家风滋养政风的三重路径
一是道德奠基机制。家庭作为道德社会化的首要场域，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为个体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从包拯家训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的刚性约束，到当代领导干部家属签订《廉洁承诺书》的制度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家庭道德教育在不同时代的延续与发展。这种家庭层面的道德约束，能够在个体心中形成强大的价值定力，使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始终坚守道德底线，不为外界的诱惑所动摇。
二是情感维系机制。亲情作为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能够在家庭中形成独特的情感约束，进而转化为个体廉洁从政的内在动力。传统家国同构治理智慧，将“修身齐家”私德与“治国平天下”公共责任深度嵌合，形成以情感约束为纽带的权力监督范式。当代社会治理中，传统范式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纪检监察“政治家访”将纪律监督融入家庭，以亲情沟通促进纪律认同；“廉洁家书”借助私密话语强化责任意识，推动情感约束向廉洁自觉转变；领导干部签署《家庭助廉承诺书》、子女参与“童画清廉”，使家庭成为道德法庭；特别是腐败人员忏悔录中“无颜面对家人”的自述，印证情感共同体的价值审判作用。个体将廉洁与情感紧密相连，越轨即背叛家庭伦理契约，形成内在约束，推动廉政建设向家庭延伸。
三是行为规训机制。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养成对个体的行为方式和从政风格具有深远的影响。杨善洲坚持“公车不私用”的原则，其女儿结婚时，甚至步行往返20公里参加婚礼，这种严格自律的家风，直接塑造了他在保山地委书记任上“不批条子、不打招呼”的执政风格。杨善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家人和下属树立了榜样，使廉洁奉公、不搞特权的行为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在家庭中，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行为习惯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家庭中始终秉持严谨、自律、公正的行为准则，那么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将这些优秀品质融入自己的行为方式中。这种在家庭中养成的良好行为习惯，会在个体进入仕途后，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其从政风格上，使其在工作中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
（二）政风反哺家风的双向矫正
一是制度压力传导。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为规范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通过“三个严禁”（严禁家属干政、严禁亲属经商、严禁特殊待遇）的严格要求，从制度层面重塑了家庭行为规范。通过对领导干部家属的从业情况进行全面核查，核查出违规经商问题，促使干部家属主动退出关联业务。这种制度压力的传导，有效地遏制了领导干部家属利用领导干部的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净化了家庭环境；同时，更通过家庭这一纽带，对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政风的清正廉洁。
二是政治责任内化。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树立了崇高的精神标杆。这种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逐渐内化为领导干部家训的核心要义。云南保山开展的“政治家访”活动，通过组织与家属面对面谈话的方式，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压力传导至家庭末梢，使领导干部家属更加深入地了解党的政策和要求，认识到领导干部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家属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家人，积极配合领导干部的工作，主动报告异常情况，共同营造清正廉洁的家庭氛围。同时，这种政治责任的内化，也促使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更加自觉地践行党的宗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三是监督体系渗透。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纪检监察机关创新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了领导干部家属财产异常变动预警模型。某市纪委监委通过该模型，成功发现某领导配偶账户的异常资金流动，进而顺藤摸瓜，查处了这起腐败窝案。可见，通过建立科学的预警模型，能够及时发现领导干部家属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将监督的触角延伸至家庭财产领域，实现监督体系对家风建设的深度渗透，有效防范家庭腐败问题的发生。
（三）家风与政风的协同共进
家风与政风相互作用、协同共进，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推动社会发展。优良政风树立后，公职人员公正廉洁的形象成为社会榜样，反哺家庭文化建设。例如，“政风宣传进社区”活动以公职人员先进事迹为素材，通过图文展板、短视频展播、事迹宣讲会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公职人员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故事。这些真实鲜活的案例让居民们深刻认识到，廉洁奉公、为民服务不仅是公职人员的职业准则，更是值得每个家庭学习的精神品质，从而引导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培养子女正直、诚信的品质，推动家庭文化健康发展。
家风建设能为政风提供坚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曾感慨：“‘正家，而天下定矣。’古时，那些子孙多贤达、功业多卓著的名门，无不与其良好家风的传承息息相关。北宋杨家兴隆三代，将帅满门，人人忠肝义胆、战功卓著。究其缘由，不由让人感叹‘杨家儿孙，无论将宦，必以精血肝胆报国’之家风的分量。”谷文昌将“一心为民”的信念融入家庭，教育子女艰苦朴素，他时常告诫孩子“不许沾公家一点油”，子女们始终恪守父亲教诲，即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也从不利用父亲的职务谋取私利。这种家风不仅影响了其子女，还形成示范效应，在当地掀起了一股崇尚清廉的风气，促使受熏陶的孩子步入公职后践行廉洁理念，助力政风建设。焦裕禄“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的家风，塑造了其清正形象，各地开展学习活动，党员、干部将家风理念融入家庭，组织家庭成员共同学习焦裕禄先进事迹，开展“廉洁家书”书写活动，既营造和谐家风，又让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促进政风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着眼于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发挥优秀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三、系统施治与长效构建：良性互动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家风与政风良性互动的实现，需要在教育引导、制度约束、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形成系统性治理格局。这种治理格局既要解决“不想腐”的思想根子问题，也要筑牢“不能腐”的制度防线，更要培育“不敢腐”的社会监督网络，通过多维施策、协同发力，将传统家庭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一）教育引导工程的立体建构
教育引导作为思想根基工程，需要突破单向灌输的传统模式，建立起认知觉醒、情感共鸣、实践养成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是新时代家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不少地方党校的教学规划中，该文献被设置为党员、干部培训必修课程，通过专题研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创新形式，强化“家国同构”的政治认同。在精心设计的模拟场景中，领导干部需直面“亲情请托”“利益诱惑”等现实困境，通过角色代入与群体思辨，激活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价值基因，重新审视家庭责任与政治责任的内在统一性。开展红色家书品读、廉洁家风主题展览等特色教育活动，以革命先辈“烽火连家书”的真实故事为载体，让党员、干部在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中，感悟“舍小家为大家”的崇高境界，校准个人价值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否则，群众是要戳脊梁骨的！”
技术赋能进一步拓宽了教育引导的深度与广度。动态投影、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被引入廉政教育场景，通过还原腐败分子堕落轨迹，将权力滥用对家庭伦理的破坏性影响具象化呈现。参观者置身于虚拟构建的破碎家庭场景中，目睹亲人离散、子女蒙羞的悲剧画面，这种沉浸式的情感冲击远比单纯的说教更具震撼力，能够在情感共振中筑牢思想防线。在实践养成层面，家庭助廉活动打破传统教育的严肃面孔，将党纪法规融入家庭聚会、亲子互动等日常场景。例如，通过组织家庭共写廉洁家书、开展家风故事会等活动，让廉洁理念从文件条文转化为家庭生活中的自然话语，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廉洁从政的行为自觉。
（二）制度约束体系的闭环设计
制度建设是实现家风与政风良性互动的核心支撑，其关键在于构建覆盖预防、惩戒、激励的全链条闭环体系。
在预防环节，升级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通过整合民政、工商、金融等多部门信息资源，构建起动态化、智能化的监督网络，对领导干部亲属从业、资产变动等关键领域进行实时监测。这种主动筛查机制改变了以往“被动响应式”的监督模式，能够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将腐败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
惩戒体系着重强化纪法衔接，通过增设“家风建设失职”相关条款，明确将纵容亲属利用影响力谋取私利、对家庭成员失管失教等行为纳入纪律处分范畴，强化了对领导干部“一岗双责”的要求。“一案三查”的问责机制不仅追究当事人责任，还倒查领导责任与监督责任，形成强大的制度威慑力。
与此同时，正向激励机制的创新探索为制度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部分地区将家风评价纳入干部考核指标体系，通过“家风积分”量化家庭廉洁建设成效，开展“清廉家庭”评选活动，使优良家风成为领导干部政治进步的重要考量因素。这种“德者有得”的价值导向，将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追求，激发领导干部主动建设良好家风的积极性。
（三）社会参与机制的多维协同
社会协同网络的构建是家风与政风良性互动的重要保障，其本质在于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廉政建设，形成广泛的社会监督与文化认同。
监督渠道的数字化转型彻底改变了传统反腐的时空局限。区块链技术以其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为举报信息存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撑；“随手拍”等移动应用的普及，让公众能够随时随地对腐败行为进行监督举报，使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暴露在阳光之下。这种全民参与的监督模式，极大地拓宽了监督覆盖面，提高了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
媒体传播在社会协同中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引领作用。纪录片《家风》通过古今对照的叙事手法，将“廉洁齐家”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大众易于接受的文化符号。片中既有古代清官廉吏的家风故事，又有当代模范家庭的真实写照，通过生动的影像语言，将廉政文化融入社会大众的情感记忆，培育崇廉尚洁的社会氛围。在基层治理层面，“廉洁细胞”工程以家庭、社区为基本单元，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廉政建设网络。通过设立家风示范户、组建邻里监督小组等方式，将清廉理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人人讲廉洁、处处守规矩”的社会生态。
教育、制度与社会协同构成的立体治理体系，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当家庭的情感纽带、制度的刚性约束与社会的文化氛围形成合力，家风与政风的良性互动便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治理实践。这种融合东方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的解决方案，不仅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更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了持久动力，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与强大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能够亲身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党风政风明显好转。中央八项规定实施10多年来，全党作风持续向善的政治势能已转化为家风政风协同治理的制度性成果。从“全家围桌话廉”到“组织生活进家”的创新实践，从各级党政机关分别制定《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禁业清单》到“廉洁家访”制度的探索推广，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正在深度嵌入家庭治理场域。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家风与政风的良性互动已超越简单的道德倡导，演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当每个领导干部家庭都能成为政治生态的净化单元，当优良家训转化为依法用权的制度自觉，我们必将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国治理”新路，为破解“历史周期率”命题提供新的时代注解。这既是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教育学习领域的深化拓展，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生动诠释。
（载于《北京党史》2025年第3期）
【 周文彰：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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