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20日的南京，秋意已经很重。中山陵脚下的8号院里，灯光连日不熄，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走廊里始终弥漫着一股紧绷的气息。谁都明白，这位一生在枪林弹雨中打拼的上将，正在经历一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战斗”——敌人不是日军、不是国民党军，而是潜伏在体内的肝癌和日夜侵蚀他的剧痛。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许世友做出过三次令人心惊的举动：用头猛撞墙，用毛巾勒住自己的脖子，甚至在众人防范最严密的时候，突然拔掉维持生命的深静脉插管。那一刻，医生忍不住低声叹道：“何苦啊……”这一声感慨，不仅是对病人的惋惜，也是对一代悍将晚景的复杂心情。
一、从“身体好得很”到“基本确诊肝癌”
时间往前推到1985年春节前后。那时的许世友，虚岁七十七岁，外人看来仍旧精神硬朗。他自认身体好得很，脑子清楚，眼神也不花，手脚照样利索。别说走路、爬山，就连打猎、练几下少林拳，他都兴致勃勃。
有意思的是，腹部隐隐的胀痛已经悄悄出现。疼起来时，他只是皱皱眉，忍一忍，痛过去也就不放在心上。在同龄人里，他对自己的身体几乎有一种“盲目自信”：“我打仗这么多年，吃过多少苦、负过多少伤，都过来了。现在这点小毛病，算什么？”在他看来，真要说体格，身边那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未必比得过他。
按照工作人员的安排，3月初，他被“半哄半请”地送到了上海华东医院做全面检查。那天清早，他连早饭都没吃，就进了检查室。许世友以为，这不过是例行体检，很快就能回去打猎、散步。可体检结果出来后，医生们的眉头却越皱越紧。
血液检查中，甲胎蛋白的数值异常惊人，远远超过正常值的几十倍。对当时的医学来说，这一指标高度提示肝癌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许世友长期饮酒，又有肝硬化病史，判断起来格外棘手。华东医院的医生不敢草率下结论，只能召开会诊，给出的意见是：严密观察，定期复查。
随后几天，身边工作人员选择了隐瞒。他们只说检查结果“还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嘱咐他注意休息。许世友也就真的当自己没事，继续照常打猎、爬山，逢人还会拍着大腿说：“我身体好得很。”
4月到5月，腹部疼痛的次数渐渐增多。痛得厉害时，他偶尔也会低声说一句：“是不是老了，身体不如以前了？”不过一旦疼痛缓解，又恢复到那副“啥事没有”的模样。周围人看在眼里，却一点都轻松不起来。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总医院又给他做了一次体检。影像学检查的结论是：“有肝硬化现象，未见明确占位性病变。”换句话说，没有发现肿块。这一度让身边人松了口气，毕竟“没发现癌灶”，听上去比任何安慰都管用。
问题在于，甲胎蛋白的数值依旧高得吓人。7月5日，南京军区总医院再次化验血样；7月19日，又复查了一次。三次结果前后一致，都远超正常水平。这样一来，侥幸心理彻底被打破，医生们不得不承认：恶性病变的可能性极大。
就在许世友毫不知情地坚持打猎、练功时，一份《许世友同志健康情况报告》在南京军区内部悄然流转。报告以总医院名义上报，结论很清楚——基本确诊为肝癌。文件上那几行字，像重石一样压在领导和工作人员心头。
他们的难题是：这位以脾气倔、主意正著称的老首长，要怎么才肯配合后续治疗？
二、“我不去北京”：倔将军与病痛的拉锯
考虑到情况严重，军区党委希望把他尽快送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那里的设备、专家力量，无疑更全面。商量之后，组织上决定派一位他最信任的老部下——聂凤智，出面劝说。
中顾委会议期间，两位老战友见面，气氛起初很轻松，聊战场，聊部队，聊老同志。说到身体状况时，许世友习惯性地摆摆手：“好，很好。”这一套说法，他已经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聂凤智只好慢慢把话题往“看病”上引。他挑了个相对缓和的说法：“南京这边检查结果出来了，肝上可能有点问题，可能是肝硬化。去北京再看看，更保险一些。”许世友听完，没马上发火，只是点了点头。看上去好像在思考，实际上态度已经很明确。
没过多久，他就直接表态：“不去！”声音不高，却透着笃定。聂凤智了解他的脾气，也知道这声“不要”，背后其实是顽固的自我判断——他始终相信自己扛得住，也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
劝说并没有马上结束。聂凤智又从治疗条件、家属便利、领导关心等各方面做工作，还请来了自己当医生的爱人何鸣，从专业角度解释肝病的凶险和治疗时机的重要。结果很无奈，对上许世友只有两个字：“不去。”
这种坚持，并不是一时情绪。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中顾委的同志，还是南京军区的领导，轮番规劝，得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回答。许世友一句：“我不去北京，不去301医院。”像是给事情画了句号。
等到病情明显加重，301医院方面干脆主动派人南下会诊。政治委员刘轩亭带着两位专家来到南京，希望现场了解情况。他曾在许世友手下工作，对这位老首长的脾性再清楚不过。看着病床上的许世友，他终究还是忍不住问出心里的疑问：“首长，您转到北京去，多方便啊。”
许世友的回答，颇有几分意味深长：“我不去北京。”
刘轩亭追问：“为什么？北京条件要更好一些。”
许世友淡淡来了一句：“北京路太窄。”
这话听上去好像不讲道理，刘轩亭也有些纳闷：“北京路很宽啊。”许世友又补了一句：“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这句半真半玩笑的话，点到为止。他嘴里没提具体是哪些“人”，但在场的人都心里有数，只是不方便多问。
不去北京是一回事，就留在南京好好住院，总该能接受吧？偏偏他又极不愿意长时间待在医院里。中山陵8号，是他熟悉的环境，也是他内心真正的“根据地”。在他看来，病再重，也要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医院那套严格管理，他从骨子里就不喜欢。
战争年代，他负伤不少，却惯于用土法子、偏方解决，能扛就扛，很少正规住院。建国后条件改善，他的习惯没改，照样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生形容他“过于相信自己的意志力”，并非夸张。他真心觉得，只要意志够硬，许多病都能挺过去。
有位参与会诊的医生曾感慨：“他坚信自己不会被病痛击倒，甚至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形成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这种心理，在普通人身上也不少见，只不过落在一位久经沙场的上将身上，后果更明显一些。
随着病情发展，痛苦越来越重，许世友的抗拒心理却并未完全消退。他不愿轻易接受手术或侵入性检查，经常跟医生“顶牛”，甚至习惯性一句：“医生自己能把自己的病看好？要真行，还会有这么多医生生病吗？”
这种近乎“拗脾气”的逻辑，让医疗小组相当头疼。最后，组织上只好退一步：既然人不肯离开中山陵，那就把医疗力量搬过去。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了骨干医生，组成专门的医疗小组，进驻8号院，对他实行全天候的看护和治疗。形式上，他仍然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实质上，已经被“半强制”纳入重症管理。
三、三次自杀：一个悍将被疼痛逼到绝境
尽管布置如此周密，任何人都没想到，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来自突发并发症，而是许世友自己。
某天午饭后，他说要去卫生间，要求不让医护人员跟着。在大家印象里，他向来讲究一点个人尊严，愿意独自解决这类事情，所以也没多想。过了很久，里面没有动静，外面的人心里发慌，推门一看，几乎都愣住了——许世友正用头，狠狠往墙上撞。
这种自伤方式，对一个长期卧床、体力已经下降的七旬老人来说，其实并不“高明”，却足够让人后背发凉。小护士当场吓哭，慌忙扑上去抱住他。几个工作人员赶紧上前拉住，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被制止后，他只是用鼻子重重哼了一声，没多辩解，转身回了房间。周围人谁都不愿把这件事直接称作“自杀”，嘴上只说“情绪不好”“一时想不开”，但心里都明白，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发脾气。
没过几天，第二次危险出现了。那是一个深夜，病房很安静，只有仪器的滴答声。值班护士突然听见微弱的异响，赶紧推门进去，眼前的一幕让她几乎惊呆——许世友把毛巾绕在自己脖子上，用尽全力勒紧，脸憋得发紫，泛出一种恐怖的暗红色。
来不及多想，护士扑过去扯毛巾，其他人闻声而至，一起把他按住。好在抢救及时，才把命保住。等到危险稍稍过去，病房里的所有人几乎同时意识到：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情绪波动，必须按“自杀倾向”来处理了。
经过一番讨论，医护人员被迫“退居二线”，由他最信任的家属和老部下加强看守。病房里的尖锐物品全部清理，能拆的都拆了，麻醉药、毒性药物统一集中管理，连普通注射器也要登记造册。24小时轮流值守，又增派了保卫干部，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小“警戒圈”。
就在大家以为防范已经“滴水不漏”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某次整理床铺时，一名护士在他枕头下面摸到了一支手枪。这个发现，让所有参与看护的人都深感震惊。没人弄得清，这支枪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落到他手里的，也不敢去细想他准备在什么时候扣动扳机。
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一刻，他已经对自己的处境有了判断，也做出过极端的准备。
考虑到他已经明显丧失自我控制能力，组织上最终决定将他转入南京军区总医院，由重症监护病房统一管理。那时的许世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身手敏捷、七上八下敢死队、在枪林弹雨中趟出血路的猛将。十七八岁参加革命，几十年征战，到了晚年却只能昏迷在病床上，大小便都要人用便盆接着。
疼痛袭来时，他极少出声，连呻吟都尽量压在喉咙里。身边人回忆，他有一次要打止痛针，针还没扎下去，突然摆手拒绝，硬生生咬牙扛过去。更特别的是，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痛得不成样子，一疼起来就要求清场，房间里只留他一个人。哪怕是儿子、儿媳，也只能守在外面干着急。
身体不断走下坡路，他却依旧不肯轻易认输。有一回，他躺在床上口齿含糊地说着什么，声音很低，听不清。值班护士凑过去听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的意思——他想“活动活动”。
从医学角度看，这个请求不现实。高度危重病人，本该绝对卧床，何况他已经连续躺了几个月，因为全身水肿，体重大大增加，超过二百斤。让他起身活动，风险极高。可问题是，了解他性格的人都预感到：越不答应，他越可能想办法“自己来”，到时反而更危险。
大家七嘴八舌商量，最后决定折中一下：不让他下地，但可以搬到沙发上坐一坐。于是，七八个小伙子合力，把他连人带被轻轻抬到病房里的沙发上。等他坐稳了，他又提出新的要求——“走动走动”。
没办法，工作人员只好推着连人带沙发，在病房里一圈圈“遛弯”。楼下病房的病人听见上面“轰隆轰隆”的动静，还跑上来打听：“你们在干什么，跟打雷一样。”没人告诉他们，这里坐着的是许世友。
推了几圈，大家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才又把他小心翼翼抬回床上。医护人员重新把导管、监护线一一接好，他终于露出一点难得的笑容，闭眼睡去。这一幕，说不上悲壮，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辛酸——一个习惯在野外奔跑的军人，到头来，只能靠“推沙发”来满足活动的欲望。
几天后，类似的要求又出现。这一次，他说自己要大便，坚持要下床去卫生间，拒绝使用便盆。面对他的坚持，没人敢太强硬，只好再度七手八脚把他扶起来。就在这短短几秒间，他突然动作极快地扯掉了右下腔深静脉插管。
那根粗大的静脉插管，是维持他生命的关键通路。一拔出来，鲜血立刻喷涌而出，场面触目惊心。医生和护士当即冲上前抢救，迅速压迫止血，再次进行插管。忙乱中，有医生忍不住喃喃道：“唉，何苦呢……”
这一句“何苦”，道破了一层残酷的现实：在剧烈的疼痛和漫长的折磨面前，这位向来不怕死的将军，宁愿用极端方式结束一切。三次自杀行为，从撞墙、勒脖子到拔管，每一次都把周围人吓出一身冷汗，也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他晚年的精神状态。
在连续的打击下，他的病情很快滑向无法挽回的边缘。心、肝、肾等重要器官相继出现严重衰竭。10月20日，医疗小组发出了“紧急警告”，从全国各地请来专家，会诊、抢救，能用的办法几乎都用上了，但肝癌晚期的进程，并没有因为这些努力而停止。
10月22日这天，他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下午，心电监护仪上的绿色波形逐渐变平，最后变成一条直线。抢救持续了一段时间，生命被勉强延长了几十分钟。16点57分，许世友停止了呼吸，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四、告别礼堂：风雨一场，悼念一人
10月31日，南京军区礼堂。吊唁厅里的白花、挽联摆得满满当当，哀乐缓慢而沉重。按惯例，大军区副职以上首长的遗体告别仪式，一般会安排在华山饭店会议室。以许世友的职务，他完全可以在条件更好的地方举行告别。
但最终，场地还是选在了军区礼堂。原因其实很简单：这里承载了太多往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都曾在这个礼堂发表过重要讲话。对南京军区的老干部而言，这里不仅是开会的地方，更是见证无数历史瞬间的舞台。
要在礼堂举行遗体告别，并不轻松。楼下中间区域的座椅必须拆掉，用来空出一大片平地。看上去不过是螺丝和木板的问题，真干起来才发现，很多座椅的螺丝早已锈死，根本拧不动。为此，警卫营、工程队等多个单位被紧急调来，忙活了很久，才算把座椅一排排拆开，搭出一片宽敞的吊唁空间。
布置好的吊唁厅里，最醒目的，是正中央那幅遗像。照片上的许世友佩戴红五星、红领章，脸色黝黑结实，眉毛短而浓，嘴唇紧抿，神情坚毅。遗体停放在遗像正前方，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一束柔和的灯光打在他脸上，看上去就像沉沉睡去。
大厅里，大大小小的花圈铺天盖地，层层叠叠。有意思的是，治丧办公室临时统计他生前好友名单，仅仅“拼凑”一下，就有八百多人。名字太多，不得不筛选。负责审核的，正是田普和聂凤智等人。反复斟酌后，最终确定为七百三十八位，这已经是慎之又慎的结果，却仍然引来一些“怎么没把某某算进去”的议论。
花圈数量庞大，摆放也是个不小的工程。地面摆满之后，墙上又挂了一圈，甚至加了不少撑杆，把花圈架高，错落摆放。即便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花圈只能放在礼堂门厅，好在位置也算醒目，聊胜于无。
告别仪式正式开始前，家属已泣不成声。下午三点整，军乐队奏起哀乐，从北京赶来的多位领导同志缓缓走入，依次在遗体前鞠躬致意，随后转身慰问家属。这个过程庄严而克制，没有多余的话，却足够沉重。
聂凤智走进大厅时，步伐很慢。他曾在战场上和许世友出生入死，既是老部下，也是老朋友。站在灵前，他深深鞠了一躬，久久没有起身。走到田普和孩子们面前，一一握手，想说些什么，又似乎什么都说不出口，嘴唇动了几下，终究只是长长叹息。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告别仪式开始不久，外面天气突然变化。原本还是蓝天白云，转眼间乌云压城，一道雷声炸响，接着便是倾盆大雨。雨势之猛，在南京也并不常见。礼堂内的人们没有因为风雨分神，队伍仍旧缓缓前行，只是偶有人抬头，隐约觉得“有点巧”。
到了下午五点，告别仪式接近尾声。等最后一批吊唁者离开礼堂，有人走出门外，才发现刚刚还如注的大雨竟然戛然而止，乌云也迅速散开，天空恢复明朗。短短两个小时里，风云变幻，仿佛只为这一场告别而来。
民间总爱给这类巧合套上一层传奇的意味，议论中难免有人低声说：“许将军是星宿下凡，现在该回去了，所以天有异象。”这类说法带着明显的朴素情感，未必符合科学逻辑，却能反映许多普通人对这位上将在心底的那份敬重。
从十七八岁扛枪参军，到晚年在病床上与癌症周旋，许世友一生经历了太多刀口舔血的场面。战争年代，他把生死看得很淡，不怕牺牲，也不怕负伤。但不得不承认，肝癌晚期的绞痛，比战场上的子弹更阴狠，也更难以抵挡。三次自杀举动背后，是一个惯于掌控命运的人，在疼痛和病弱面前，作出的极端选择。
他离世那年，距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过去四十八年；距离新中国成立，也走过三十六个年头。时代早已转换，但许多老兵心中的那杆“硬骨头”标尺，并没有改变。对了解他的人来说，这位曾经七次参加敢死队的猛将，在晚年以这种方式与病痛对峙，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复杂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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