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强律师解读
1. 案件简介：当您的投资款“消失”在层层嵌套之后
如果您也遇到类似情况：认购了一款看似合规、托管方为知名机构的私募基金，合同明确约定了清晰的投资方向（例如“国内优质股权私募基金”）。然而，在基金出现严重亏损甚至管理人失联后，您追溯资金流向时才发现，托管银行仅仅核对了划款指令上的印鉴和表面文件，并未深究资金是否真正投向了合同约定的标的。最终，您的投资款可能通过复杂的嵌套结构流向了毫不相干、甚至涉嫌违规的项目。此刻，您除了追究管理人的责任外，是否也曾疑惑：那位收了托管费、看似履行了职责的托管人，难道仅仅因为“按指令操作”就能置身事外？
本案即源于这样一个典型困境。投资者范某投资于某合伙型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投资方向为“中国境内优质的私募股权基金”。作为托管人的D银行，与合伙企业签订了《财产保管协议》，约定了其监督权。但在执行划款指令时，D银行仅审核了入伙协议、风险提示书等文件，便将资金划转至X基金和Y基金，未对这两只基金是否属于“国内优质股权私募基金”进行任何核查。后因底层资产出现问题导致投资损失，投资者在刑事退赔后仍未能弥补损失，遂将基金管理人A公司、销售机构B银行及托管人D银行一并诉至法院。
本案被告托管人面临的核心不利点在于：其抗辩逻辑高度依赖“形式审查已尽责”与“与投资者无直接合同关系”，但在资金流向明显偏离合同核心约定的事实面前，这种抗辩显得苍白无力。
2. 裁判结果与核心争议点：为何“按指令付款”仍被判担责？
裁判结果：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基金管理人A公司向投资者范某赔偿投资损失；销售机构B银行与托管人D银行分别对上述损失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二审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定托管人担责的核心要点：
法院的判决清晰地驳斥了托管人“无责”的论点，其认定逻辑对投资者维权极具参考价值：
法律地位与义务来源的穿透认定：法院明确指出，尽管协议名为《财产保管协议》，但根据D银行接受的业务申请表明确载明为“股权投资基金”托管，实际履行的是基金托管职责。这意味着，法院不会拘泥于合同名称，而是根据实质法律关系认定托管人身份，进而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的法定义务。
监督义务的实质性内涵：法院认为，托管人的监督义务绝非简单的“核对印鉴”。在本案中，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是“国内优质股权私募基金”，这是一个需要判断的实质性标准。D银行在划款前，有义务在自身职责和专业能力范围内，对资金是否投向合同所载投资标的、投向是否符合约定进行“适当审查”。仅审核表面文件，而未对X、Y基金的性质进行任何核查，即被认定为未尽到“审慎监督义务”，存在明显过错。
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认定：法院将“未审查投资标的是否符合约定”与“导致募集资金流出”及“投资者损失”建立了因果关系。托管人失职行为被视作损失发生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合同相对性抗辩的否定：D银行以与投资者无直接合同关系为由主张免责，法院明确指出案涉协议是为第三人（投资者）利益签订的合同，该抗辩于法无据。这一观点在其他司法案例中也得到支持，即当托管人失职造成投资者实际损失时，即使其非合同直接签署方，仍可被认定为适格被告并承担责任。
3. 抗辩策略与法律建议：投资者如何构建“胜诉”逻辑？
俞强律师分析指出，上述案例为私募基金投资者起诉托管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路线图”。托管人“形式审查”的护城河并非不可逾越。投资者若想成功维权，需从被动接受“已尽责”说辞，转向主动构建一套严谨的法律进攻策略。
俞强律师，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拥有15年商事争议解决经验，代理过600余起金融资管类纠纷案件，尤其擅长为投资者在管理人失联、跑路的复杂局面下，设计针对销售方、托管方的追责策略。
3.1 策略复盘：如果重来，如何避免陷入“形式审查”陷阱？
从被告托管人的败诉教训反推，投资者的诉讼策略应精准打击其“形式审查已足够”的论点，核心在于证明其监督义务具有“实质性内涵”。
1. 证据层面：锁定“资金流向偏离合同约定”的核心事实
关键证据挖掘：本案胜诉的关键在于证明了资金最终投向的X、Y基金与合同约定的“国内优质股权私募基金”不符。投资者在诉讼中，应穷尽一切手段（如申请法院调查令、向监管机构举报调取材料）查明底层资产真实情况。特别是对于多层嵌套的产品，要追踪最终投向，并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进行逐项比对。
固定托管人“不作为”证据：通过举证证明托管人从未对管理人就底层资产性质、估值合理性、交易对手风险等提出过质询或风险提示。例如，查阅托管人与管理人的往来函件、托管报告。如果托管报告流于形式，未客观反映产品真实风险，这本身就可作为其未勤勉尽责的证据。
2. 法律层面：主张法定的“审慎监督”与“信义义务”
超越合同约定，主张法定义务：虽然托管人职责常约定为形式审查，但《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的“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是一项法定义务。俞强律师指出，可援引最高法院在相关案例中的观点：即使合同未约定，受托人违反法定履职和尽职义务并因其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亦应承担民事责任。托管人作为受托人，其核心的“忠实义务”和“谨慎义务”（即信义义务）是法定的，不能因合同未细化而免除。
利用监管新规趋势：密切关注监管动态。例如，2025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释放了强烈信号，要求托管人“应当采取必要手段，对基金管理人提供的信息资料进行核查验证”，并明确禁止为迎合管理人而降低标准。这标志着监管导向正从“形式审核”向“实质审查”转变。在诉讼中，可以引用这些规定作为行业监管标准和勤勉尽责要求的佐证，即便其尚未正式生效，也能强化法官对托管人应有职责范围的认知。
3. 事实与逻辑层面：构建“应知而未知，应查而未查”的过错链条
针对交易异常提出合理怀疑：在“瑞丰达”等事件中，管理人通过多层嵌套、新三板对倒等复杂手法转移资金。投资者需论证，面对异常高频的交易、投资标的与合同描述严重不符（如合同称投股权，实际却投向票据或不明合伙企业）、期限严重错配等“红色警报”，一个勤勉尽责的托管人基于其专业能力，理应产生合理怀疑并采取进一步核查措施。简单执行指令，恰恰证明了其失职。
切断“以管理人失联为由推责”的逻辑：托管人常以管理人失联、无法获取资料为由抗辩。但司法实践已明确，管理人失联并不能免除托管人的基本义务，如审查基金资产净值、监督投资运作等。相反，此时托管人更应履职到位，并保存相关痕迹化证据。投资者可主张，正是托管人事前监督缺位，才导致了管理人肆意妄为直至失联，二者存在关联。
3.2 实战建议：投资者可立即采取的4个步骤
第一步：全面证据固定与梳理。立即收集并整理全套法律文件：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所有产品公告、月度/季度/年度报告、与管理人或托管人的一切沟通记录（邮件、微信、短信）。重点标注合同中关于投资范围、投资限制、托管人监督职责的条款。
第二步：启动资金流向调查。向基金管理人正式发函，要求披露完整的资金流向、底层资产凭证及最新情况。同时，可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赋予的权利，向托管人申请查询与基金财产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若遭拒，此行为可作为其不配合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证据。
第三步：专业研判与策略选择。在对基本事实和证据梳理后，应咨询专业律师，对案件进行初步研判：托管人失职的过错是否明显？其过错与损失的因果关系是否能够建立？是主张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赔偿责任？（例如，在恒宇天泽案例中，仲裁庭即裁决托管人招商证券承担10%的补充赔偿责任）。根据研判结果，决定是将托管人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在执行管理人无果后另案起诉。
第四步：考虑引入专家辅助或申请调查令。对于涉及复杂金融结构、专业估值问题的案件，可考虑在诉讼中申请具有会计、金融背景的专家辅助人出庭，就托管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发表专业意见。同时，对于关键但自行无法获取的证据（如托管人内部审核记录、与管理人的全部工作底稿），应及时向法院申请调查令。
4. 风险提示与转化
每个案件均有其特殊性，上述分析基于脱敏案例，仅为策略思路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私募基金纠纷涉及复杂的法律、金融和事实问题，尤其在管理人失联背景下，针对托管人的诉讼策略设计尤为关键。在面临具体诉讼时，建议结合全案证据咨询专业律师。
如果您正面临类似的私募基金投资亏损困扰，需要专业的维权策略分析与支持，可以通过公众号“律师俞强”留言咨询，或访问君澜律所官网获取联系。
5. 律师团队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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