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秋节前后，北京的天已经有了凉意。那段时间里，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功德林外的一间小屋里翻来覆去睡不安稳。窗外的树叶一阵阵哗响，他心里惦记的，却不是自己的病，也不是稿费，而是远在香港的一封信，以及在北京医院病床上躺着的那位老友——杜聿明。
这封来自香港的信，并不长。信里提到了旧日家庭的变故，提到了已经各奔前程的亲人，也顺带问起了一个名字：“杜先生近况如何？”字里行间既不政治，也不宏大，只是平常关切。但对于已经特赦、开始在文史馆整理回忆的沈醉来说，这几个字却像一根针，扎在心里久久不散。
有意思的是，真正把他们两个人紧紧拴在一起的，并不是抗战时的军令，也不是淮海战役乱成一团的战场，而是建国之后那一道高墙之内，一段别人很少触及的共同经历——战犯管理所里的岁月。
一、从“死路一条”到同囚一室
时间往前推到1949年初，淮海战役进入尾声。1月9日深夜，杜聿明所在的第五军司令部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他仍试图组织突围，带着十来个副官、卫士摸黑行动。第二天凌晨，这支小队在野地里被我军俘获。那一年，他四十出头，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一批集团军司令之一。
同一年的年末，在大西南，局势也在急速变化。1949年12月9日，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沈醉当时人在昆明，身为军统要员，起初也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确实配合逮捕了一批潜伏特务。但很快，形势一转，他与卢汉等人一起被扣押为战犯。
从军统的角度看，沈醉绝不是一般人物。这个出身特务系统的少将，年纪不大，资历却很老，从年轻时就参与布置秘密行动。一直到解放前，他手里仍然握着生杀大权，在云南最后的日子里，还下令逮捕进步人士，甚至枪决过特训班的学生。这些事，他自己心里门儿清。
所以刚被关押时，他根本没往“有活路”那方面想。被从昆明押往重庆白公馆那天，中午机务人员给每人发了一盒点心。沈醉吃得很快，还觉得不够，旁边的被押人员把没吃完的点心都递给他。他把剩下的装在一个盒子里，准备留着。
到了白公馆，看守的两位干部见状随口问了一句：“晚饭吃了没有？”押送的干部赶忙答：“在飞机上吃点心吃饱了。”旁边那个女干部又补了一句：“光吃点心哪能吃饱啊，还是给他弄点面条吧。”这几句话，说得十分随意，却让沈醉愣住了。
在军统监狱里，犯人连“人”都算不上，拳打脚踢、刑讯逼供是家常便饭。如今他以“战犯”的身份走进这座旧牢房，对面却是这样一种态度。虽然只是一点细节，他心里还是不由得一热，像寒冬里突然吹来一阵暖风。
不过，暖意归暖意，他心底里对自己的判断并没有马上改变。白公馆开始组织他们集中学习，分批听报告，一些文章里出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的句子，他越看越心惊。脑子里立刻浮现出过去军统对待共产党人的种种酷刑，他不免暗暗琢磨：“大概这是先让人认罪，再处决，好让我们心里觉得自己死得不冤。”
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猜测，日子缓慢地往前挪。直到1957年，他被转移到北京，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才真正遇上了那个改变他想法的人——躺在石膏模里的杜聿明。
有一天，沈醉被安排到第一组居住。刚进门，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曾经在重庆一起关押的王陵基。他顺着声音走过去，看到一张床上横着一个大石膏模，差不多占了半个床位，一个人就那么固定在里面，一动不动。
那个人，就是杜聿明。
这一刻，沈醉反应里的第一个念头，并不是重逢的惊喜，而是惊讶：“他怎么还活着？”早在1952年，他在重庆看过一本《名人字典》，上面写得肯定：杜聿明在淮海战役突围时释放毒气，被俘后，经战士请求，已遭枪决。这样的版本，在当时已经被不少人当成事实。
此刻亲眼看见对方，躺在石膏模里抬头跟自己打招呼，这种地道的“活人”，把那本字典上的内容彻底推翻。沈醉甚至误以为，这石膏模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是“慢性折磨”。
直到过了几天，几个人聊到重庆和北京的不同，有人顺嘴说了一句：“还是在北京好。”沈醉忍不住追问“哪里好”。王陵基等人不假思索：“功德林干部政策水平高。”他又指着那副石膏模问：“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杜聿明笑了：“这是给我治病用的。我得了脊椎结核，脊柱变形，管理所专门给我定做了这个石膏模，用来矫正脊椎。”说话的时候，他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朴实的感激，还提到自己刚被送来时身上带着四种严重疾病，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国内还不能生产，管理所派人跑到香港、澳门去设法购买。一段时间里，医生、护士经常上门给杜聿明检查，管理人员还给他送鲜牛奶补充营养。到了沈醉与他同囚时，几种病已经好得差不多，只剩脊椎需要矫正，他就这样躺在石膏模里三年多。
对于一个曾经坐镇方面军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来说，这种待遇完全出乎意料。杜聿明后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话从他口里说出来，分量很重。因为他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装样子，而是在漫长改造中，一点点转变过来的。
沈醉听完这些，不得不开始重新打量自己过去的认知。他心里清楚，自己对共产党最早的印象，都来自军统的宣传和传闻。如今同处一屋，一个被传闻“早已枪决”的老对手躺在床边石膏模里，认真谈治病、谈学习、谈改造，这种鲜明的落差，很难不让人动摇。
二、功德林里的“先生”和那张缺席的名单
功德林并不是一个普通监狱。那里关押的，大多是国民党军以上的军官，甚至包括集团军司令、兵团级人物。大家聚在一起，职务不小，过去手里的兵力都不小，到了高墙之内，一个个却成了编号战犯。审判和判决并没有立刻进行，大家在“未审未判”的状态下进行劳动和学习，这种悬着的日子，对许多人来说是最难熬的。
管理所按照中央的要求，推行“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式，陆续成立了缝纫、补鞋、洗衣、理发等小组。杜聿明报名去了缝纫组，一开始，别人多少有点惊讶：堂堂集团军司令，居然坐在缝纫机前踩踏板。
可没过多久，这份惊讶就变成了服气。原来抗战时期，他在部队设有缝纫厂，妻子曹秀清在那儿当厂长，他时常在旁边看，也跟着学了些。久而久之，别说踩缝纫机，连简单维修也都难不倒他。很快，他就成了缝纫组的组长。
一次，缝纫组接到任务，要给管理所里的人缝制鞋袜。沈醉也参与其中，他一开始以为这些东西都是自己人穿的，好坏都在内部，心里就免不了有些敷衍。有几双做得粗糙，他也没当回事，想着凑合就行。
杜聿明看了，眉头皱起来，当场把不合格的全退了回来：“成功靠的就是认真两个字，这种马马虎虎的习惯，一定得改。”语气不重，但态度很坚决。
这个细节，对沈醉的触动其实不小。在高墙之内，很多人心里都在打鼓：前途如何，没人知道。可是杜聿明却在这种不确定中，用力抓住每一件眼前的小事，干活认真，学习也认真。他不仅把劳动当作改造的一部分，还把它当作一种新的职责，以前管军队，如今管缝纫组，心态却丝毫不见怨气。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9月16日下午收工后，有人拿来一张报纸，王耀武抢过来念。报纸上写着，将对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听到“特赦”二字，许多人眼睛一下亮了，包括沈醉在内，心跳也都快了一些。
时间一晃到了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名单上有熟悉的名字，也有没听过的名字，却没有沈醉。他走出会场的时候，心里说不失望那是不可能的。屋子里一时气氛低落，有人连中午饭都没吃。
脾气最急的徐远举，在屋里来回走，嘴里不停嘀咕：“我也流汗写材料，干活也不差，怎么就轮不上？”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测：有人说这是对台工作，有人说是因为那些人“级别高”，还有人说是谁谁保荐出去的。
沈醉在这种议论中并没有立刻跟着起哄，他反复在心里过筛：如果是因为台湾因素，那同属“土木系”的黄维为什么没在特赦之列？如果说是某位解放后投诚的旧上级保荐，那同系统的老部下也不少，为何又只特赦了其中的部分？随便一分析，就知道这些说法站不住脚。
想来想去，他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在改造态度和具体表现上，自己与一些人确实有差距。也就在这些日子里，他再一次仔细观察身边的人。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干起活来认真，学习时也扎实；周振强、郑庭芨做最脏最累的活，从不挑剔；每个人都有各自特别突出的地方。
就在这种情绪起伏的时候，杜聿明找他谈了几句。
那天傍晚，屋子里人不多。杜聿明看他满脸郁闷，主动说道：“你不能泄气，也没有理由泄气。既然有第一批，就会有第二批、第三批。今天不符合标准，就好好争取。”话说得不复杂，却像一盆凉水浇在头上，又像一只手搭在肩上，很实在。
这番话，说出口的人自己也并不好过。虽然第一批特赦名单里有他，但他清楚知道，这个结果不是凭过去的军功，而是多年改造的积累。与其说他是在安慰别人，不如说是在提醒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眼前这条路虽然看不清尽头，但方向已经摆在那里。
1960年11月28日，管理人员通知他们去干部食堂布置会场。许多人心里隐约猜到，又一批特赦要宣布了。沈醉心里同样七上八下，一边搬花盆，一边提心吊胆。手一抖，他不小心打碎了一盆花，吓得赶紧向管理员认错，生怕因此留下“坏印象”。
管理员笑着拍了拍他的肩：“没关系。”这句简单的话，并不是什么政治表态，却让他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到会场上，当法官念到“沈醉”两个字时，他反应有点慢，整个人愣了一下。等对方又念了一遍，他才站起来，从台上接过那张纸。
在他的心里，那并不仅是一份特赦通知，而是11年改造的结束，也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他后来回忆时，用了“第二次生命”这样的说法，这个词并不夸张。因为从那一刻起，他从战犯管理所的人，变成了社会上的普通公民，需要重新学习如何面对家庭、工作和未来。
三、香港之行与病床前的托付
特赦之后，如何回到社会，是许多人的共同问题。对杜聿明来说，这条路尤其不易。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的集团军总司令，他需要重新在和平年代找一个定位。好在他对现实看得很清醒，愿意放下旧日身份，接受安排，与社会慢慢接轨。
在这段适应期里，他对沈醉的帮助不少。从工作上的介绍，到生活中的关照，都尽力而为。两人原本在战前只见过两次面，谈不上熟，真正交心，却是在功德林和特赦之后。可以说，他们的友情，是在共同的困境和共同的反思中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也正因为如此，当1980年前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提到旧日友人时，沈醉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去问问杜聿明是否愿意写点什么，让香港的老相识看看。那时候，大陆与香港、台湾之间信息交流有限，许多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人，对“那一边”的情况很关心，却看不到直接材料，只能通过零星文章去判断。
中秋节前后，沈醉的女儿沈美娟收到母亲从香港寄来的信。信里提到希望女儿能去香港探望，也顺带打听老人的近况。沈美娟把信拿给父亲看。沈醉沉默了一阵，对女儿说：“那你写个申请，试一下，看能不能去。”
第二天，他拿着女儿的申请，找到文史办公室负责人。本以为这事多半悬着，没想到对方反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不一起申请？”这句话，说得非常平淡，却让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不久，父女俩的港澳通行证办理下来。有关部门考虑到他们经济情况，还预支了一笔稿费，等日后回忆录出版时再行冲抵。这些安排简简单单，却带着一种很现实的体贴。对经历过战火与牢狱的人来说，这种“被考虑到”，本身就是一种安稳的信号。
到了香港之后，事情的发展比沈醉预想的还要热闹。军统旧人、政界旧识、亲戚朋友，纷纷找上门来。一些人已经在香港扎根，领着台湾方面发的薪水，但心里对大陆的情况并不清楚，更多只是从一些零散的消息中猜测。他们好奇，也有顾虑，更关心未来会怎么走。
在与这些老朋友交谈时，话题不可避免地扯到了“老上司”“老长官”身上。有人问起某某人，有人问起“杜先生”的身体如何。面对这些询问，沈醉不可能装作没听见，也不愿只说几句“还好，还好”打发过去。
有一次，住处里一位老友忍不住感叹：“要是能看看你们这些特赦后写的东西就好了，在这里总是看不到。”这句话听着轻描淡写，却点到了关键：不少老国军出身的人，在心底里其实很在意大陆那些老部属、老长官的选择。他们一边拿着台湾方面的薪俸，一边又希望了解真正的情况，只是缺少渠道。
于是等回到北京后，沈醉第一件想到的，就是去找杜聿明商量，请他写一两篇文章，带到香港去发表，让那边的老朋友看看他如今的想法。他觉得，以杜聿明的身份与经历，这些文字的分量会很足，也更有说服力。
然而，现实的情况比想象要严峻得多。那时杜聿明已经病重，在北京医院治疗。虽然女儿女婿从美国带回了进口药品，可效果并不理想，病情反复拖着，人愈发消瘦。沈醉接连去了三次，前两次都没见上，只在病房外听到医生、护士的脚步声。
第三次终于进去时，杜聿明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却还撑着精神和他聊天。两人先说了一些老友近况，杜聿明问起香港那边的情形，也问起几位旧时同事的态度。说着说着，他忽然抓住沈醉的手，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我这几天一直在等你来。”他缓缓说道，“是想请你帮我写一篇东西，送去香港发表。”
本来，沈醉是想请他亲自写点文章，却没料到对方反而开口托付，让自己“代笔”。沈醉半开玩笑：“这可不行，我可不给你做代笔。”一句话在病房里晃了一圈，气氛轻松了片刻。
谁知杜聿明随即收了笑，目光沉下来：“我想写的是关于祖国统一的问题，这事不能拖。你去过香港，接触了一些台湾方面的亲友，比我更了解他们的心思。如果你不帮我写，我心里始终放不下。”
说到这里，他眼眶微红，声音有些发颤。他没有故作姿态，也没有堆砌口号，只是把内心那些压了多年的话，一句句说出来：“祖国分裂，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在战火中死去，现在很多骨肉分离，到一封信都难以互通。这些，我们都脱不了关系。”
病床前，这些话听上去格外沉重。他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向台湾那边的老长官、老朋友、老部属说明：战争的代价有多大，分裂的后果有多深。他反复强调：“这一件事，必须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尽力解决，不能把担子丢给子孙，不然后人难以原谅，历史也不会宽恕。”
这番表态，并没有华丽辞藻，却极为真切。他一边说，一边紧紧握着沈醉的手：“趁着我们还活着，还有一点声望，还有些能被人听见的话，就该担这个责任。再往后，人走了一批又一批，要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不得不说，这种“赶在有生之年”的紧迫感，深深打在沈醉心里。他从功德林一路走来，自知背上许多旧账，却也亲眼看到另一条路——在改造中反思，在现实里弥补。杜聿明的托付，某种意义上，是以往一切经历的延伸，也是对自己后半生的一种要求。
从医院回来后，沈醉立即着手构思，用稿纸一点点写。可偏偏在这时，身体出了问题。长期劳累加上奔波，他突然病倒，写作被迫中断，只能隔几天写一点，又不断修改。时间在纸张翻动间悄悄过去，病情稍好时，他就重新坐到桌前，试图赶上心里的那条“时间线”。
1981年春天，他的病情一度加重，直到5月初才略有好转。5月7日，天刚放亮，他心里惦记着医院里的那位老友，决定亲自去一趟，顺便把写好的初稿给他看看。出门没多久，正好遇上政协的一位老友，对方脸色凝重，一句话把他定在原地：“杜聿明凌晨已经去世了。”
沈醉只来得及说出“我跟你们一起去”，眼前一黑，人顺着墙边滑坐在地。等回过神来，被大家扶到办公室，他才勉强稳定住情绪。直到5月23日遗体告别时，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医院。走进告别厅，看见灵前那副安静的面容，他再也忍不住，站在原地失声痛哭。
两天后，追悼会结束，他在骨灰盒和遗像前站了很久。周围人来来往往，他却像钉在地上一般。那时，他心里清楚一个事实：病床前那番话，自己已经听全了，答应的事，却还没做完。沉默片刻，他在心里默默说道：那篇为香港准备的文字，那些关于统一的想法，那份“必须在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的坚持，他会尽自己的力量，一字一句写出来，带给有需要的人看。
对他来说，这不仅是替朋友完成的托付，更是对自己过往经历的一种交代。那些在战场上做出的选择，那些在牢狱里经历的反思，那些在病房里听到的叮嘱，都不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能做的事也许有限，但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该说的话说清楚，把应该承担的责任尽到，这一点，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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