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自信意味着什么?
在当今时代,中国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建立起引领未来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全新学术体系。欧洲文艺复兴尤其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科学的确在西方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和发展。但最智慧的一批学者们已经逐步意识到,经过西方发展的科学文明有很多极为深刻的缺陷,而解决这些缺陷的钥匙却正好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今天我们谈文化自信,事实上就是表明这一点。但这个事情并非易事,首先必须得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问题。对此,目前存在以下有问题的观点:
1.中华传统文化是东方神秘主义,甚至是封建迷信,基本持排斥态度。这个观点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持者自然很不赞同,但关键是要给出确切的依据。不可否认,不排除有人打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掺杂很多私货,但不能因部分人的行为而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作出论断。反过来说,欧美也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搞占星术等迷信,但能因此说科学就是工业时代的迷信吗?之所以这种观点依然还有市场,也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没有给出系统的阐释。这个也不能完全怪他人。我近期与很多搞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交流时,经常特别提醒他们一点:千万不要说“这些科学无法解释”。你这么一说,第一是马上会让很多人非常害怕。因为世界是统一的,无论什么文化,只要是正确认识世界的,绝对存在一致性和相通性。你一说“科学不能解释”,事实上就是把自己置于与科学相对立的位置了。科学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不断在解决“目前阶段科学还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个很正常。但你不能搞成让人误解为中华传统文化是“科学永远也无法解释的;本质上就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只有科学无法解释的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第二点是,这么说马上暴露你自己科学素养还不够。要解决中华文化在当今时代复兴的问题,不仅是要“学贯中西”,更要“学通中西”,能逻辑互通而无任何障碍。第三点,如果中华传统文化还没有与科学互通,那只能说明我们工作没做到位。特别提醒一点:并非科学就是西方的,正相反,科学就是起源于中国。只不过我们也得承认,科学传到中东与欧洲,人家也对其作出了很多伟大的贡献。科学是全球唯一不与任何民族与国家绑定的文明,他可以吸收一切民族的优秀文明创造,也可以为任何民族所掌握,与任何民族的优秀文化所兼容。如果没有兼容,唯一的解释只是我们自己工作做得不到位,没有其他任何借口。目前我在与搞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广泛交流中,欣喜地发现有一批学者一直在持续做互通的工作,并且已经产生了大量非常杰出的成果,以后我们将会持续地系统介绍。例如,北京中医大学的陈瑞祥教授,他是第一届少年大学生,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与努力,居然用公理化的方法把中华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八卦等学说,用集合论工具在逻辑上完全统一了。这个成果极其令人震撼和兴奋。我个人也已经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打通,将辩证法也全部形式化了。本文就是系统介绍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将用完全科学的方法和语言指出,西方所发展的科学方法本身不仅是存在缺陷的,而且是存在非常严重和深刻的缺陷,必须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化来弥补。这必将带来科学革命级别的文明进步。
2.中华传统文化只是实用的技术,不是真正的科学,中华传统上没有科学。这一观点是不是成立呢?不能说这个观点一点道理没有,但却并不正确。因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基本上都对“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本身就严重缺乏系统和完备的认识,他们只是抓住科学的某一些特点,尤其是只抓住演绎法和形式逻辑,认为只有这个才是科学。这种对科学的理解同样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是严重不完备的。而完备性,本身就是科学最为重要的本质特点之一。
3.某些中华传统文化的拥护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科学,而且是比西方更高级的科学。一切现代科学都应当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上,例如都应该用《周易》来解释。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呢?同样的,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问题是不能仅仅这么说,而要真正把这个设想中的、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全新科学体系建立起来。在有效建立起这个系统,并且用事实证明其的确更加有效之前,不能只是说说这个话就认为问题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单纯这么说了也没用,甚至这本身在根本上就不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讲求实事求是,讲实际结果。你在没有实际结果之前,光说没用。如何将现代科学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上,这个逻辑关系如何打通?至少这个基础的工作得完整地做出来。
4.实现两个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或中西马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马列主义相结合,中国学术界也有人将其俗称为“三通”)。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不仅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得与全世界的实际相结合,甚至与全宇宙的实际相结合。所谓“结合”,其实就是要在逻辑上完全打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继往开来、集大成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兼容一切人类优秀文化的全新文明。这个才是正确的道路。
本文首先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要在逻辑上打通二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请注意,我们提到的“结合”的对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并非中华传统的一切全都是值得继承和可能去结合的,肯定有优劣之分,也有是否适合时代需要和与时俱进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会指出其中的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二、科学认识世界结果的两种呈现方式之一 —— 演绎法与不完全演绎
在讨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相结合之前,我们肯定需要对科学有一个完备的认识。
科学认识世界有两个基本的工具:数学与测量。以数学为工具是建立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总结。这又有两种呈现方式:
一个是可以形成演绎法的形式逻辑等为基础建立的可对应严格因果关系的理论。
二是经验性的,以经验公式、相关分析,或统计分析、概率分析等建立起来的,不完全演绎、不完全清楚因果关系的理论。
现在我们要再深入谈一下,为什么可以存在演绎法?为什么这个创造对科学极为重要?事实上在现实世界,可以说一切领域都是不可能绝对适用演绎法的。因为现实世界不可能绝对精确,每一步的推导和演绎都不可能绝对地、100%地成立。这样的话,只要演绎的步骤超过一定数量,演绎的结果必然会是错误达到不能接受的程度。
但在数学里,演绎法每一步的推导都是绝对地、100%地成立。这样,即使推导一万步、一百万步,一千万步......只要中间每一步都符合逻辑,最终的结果还是100%地成立。这个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无条件绝对实现的。
例如张益唐的《Discrete mean estimates and the Landau-Siegel Zero》(离散平均估计和朗道 — 西格尔零点)论文有111页,18个章节。这里在涉及到的推导过程步骤数量极为庞大,甚至还有近似估计。但这却是需要将估计精确地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因此,完美的演绎法,就需要创造一个理想的数学世界,也有叫“符号的世界”“理念的世界”。这个思想的最初源头是毕达哥拉斯“世界万物皆是数”,数是理想的自然数。这种思想的初步成型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这个理论认为,存在一个理念的世界,它是绝对完美的、绝对精确的,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不精确的、粗糙的模仿。
只有在理念的世界,演绎法才可以完美的、无限步骤地进行。这其实就是现在数学的世界。
所以,古希腊真正最伟大的创造,不是创造了演绎法的形式逻辑,而是创造了形式逻辑可以无限演绎的理念空间、符号的世界,直接说就是数学的逻辑的空间或世界。如果单单看具体的演绎法或形式逻辑,会发现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例如勾股定律,以及在这类规律基础上的计算与推导,方程求解等数学知识,对概念的讨论等,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还非常丰富。问题只是: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发展到产生完备的理念世界的想法。
所以,这个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非常巨大和深刻的,中国人并不是说不承认任何演绎,而是会本能地处在现实世界中去看待。也就是并非不相信理论的推导,但会本能地质疑它到底能推导多远。中西方在这一点上的思维方式差异实际影响的确是非常大的,当然利弊两方面都有。
我们先说下它对中国人有利的一面:可以看到西方人的经济学理论忽悠在别的国家往往很有效,但在中国却很难完全成功。为什么?中国人不是不相信他们的理论,可以说西方人忽悠中国人的经济学理论,中国人往往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但都不会绝对地接受。因为在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最深处,不会认为任何理论在现实世界都能直接按其推导的结果来呈现。任何一步出错,最后就全错了。尤其在现实社会,你要走十个流程,每一步都受人的影响,你不可能保证每一步都100%成功。中国人的本能认知是什么呢?每一个流程全是菩萨,你要保证最终推导结果成功,每一步都得成功,那就得每一个菩萨都得拜到。有一个没拜到,出现意外,整个流程最后就可能走不通了。
西方人不是这样,他给你一个理论的推导,整个逻辑如果成立,他就以为只要走好第一步,后面每一步的推导就自动成立,最终的结果就一定成立了。所以你看到很多这种西方理论:只要如何如何,因为什么理论推导的过程,最后结果就一定会如何。像市场理论、产权理论、民主理论等都是如此。
对这些理论,西方人如果相信的话,他真就完全相信了。其实柏拉图在提出理念论时,也是认为现实世界是不精确、不完美,会产生误差的。但西方人还是常常把现实世界当成理念世界来对待。
中国人永远是:不可不信,但不可全信。所以西方忽悠中国的理论,最初都以为中国人上当了,但却总是发现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最后又溜走了。
中国人不是绝对地没有任何演绎法,只是因为没有理念的思想,所以很容易质疑无限步骤的、最终结果绝对地、100%正确的演绎。这种思维方式的确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往往对道理不会推导得太深、太远。尤其当推导的结果与直觉产生严重矛盾时,往往不会对结果感兴趣,而很容易认为肯定中间某个地方出问题了。这在要做出像广义相对论这类通过演绎推导得出与直觉完全违背的理论发现时,一定程度就上就会成为一个困难。
三、西方对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差异存在的哲学困惑
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完美与不完美的根本差异,这个也体现在西方哲学的长期困惑中。例如对归纳法的休谟难题等。以一个经典的常用白天鹅案例来说明。如果用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证明过程是这样:
大前提:凡天鹅皆白。
小前提:A是一只天鹅。
结论:A是白色的。
在理念的世界,天鹅是绝对理想的、白色的,所以,大前提的“凡天鹅皆白”是绝对正确的。
A是一只天鹅,这个在理念世界也是绝对正确的判断。
由此得出的结论“A是白色的”,也就是绝对的、100%成立的了。
问题是,在现实世界,归纳只能是有限的,所以无论观察多少只天鹅是白色的,都归纳不出理念世界完全普遍性的“凡天鹅皆白”的绝对正确的结论,而只能是一定概率地成立。
对于A是一只天鹅,只能通过观察或测量来作出判断。而一切测量都是有误差的,也都只是一定概率地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结论“A是白色的”也就只能是一定概率的成立。
这样的推导过程中,如果大前提和小前提不是绝对成立,而是99%的概率成立,那么,进行这样的一步推导成立的概率也算是很高的,结果为99%×99%=98.01%。这个成立的概率很多时候可以接受,但可以看出它已经有一点减少了。如果以这样的每一步99%成立概率的演绎推导20步,最后结果成立的概率就变成81.8%,这个就开始只能勉强接受。
如果推导200步呢?结果成立的概率就变成只有13.4%,这种成功的概率就已经根本没法接受了。
当然,如果要想提升最终成功的概率,就得提升每一步成功的概率。小数点后面的9越多,可以高成功率推导的步骤就越多。
现代集成电路套刻的步骤可以达到成千,所以要求每一步的可靠性和成功率得达到小数点后面6个甚至更多的9。
四、科学认识世界结果的呈现方式之二 —— 经验性的认知
我们往往把前面可以形式逻辑表达、具有演绎性的认识结果看作是科学。它的确是科学最精致的部分,即使如此,他们在现实世界应用时也不是绝对的。
更进一步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科学认识都能达到前面完全形式逻辑的状态,事实上相当多的认知是经验性的。它表现为经验公式、相关分析,或统计分析、概率分析等的结果。
现在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这类认知的结果,它只是经验性的、统计性的结果,区别只是参数的多少,与实际相符合的概率等等差异。但你听到过有谁说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不科学的吗?没有吧?!
以下我们截取一段严肃的科学界在2000年发表的,关于土地承载力研究综述的学术论文,其中的公式读者不一定需要深入了解,只是可以从中看到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是以经验公式的形式体现:
我是搞通信出身的,早年的CCITT(国际电话电报咨询委员会,现在ITU国际电信联盟的前身)曾推荐过一个电话普及率估算公式,是一个幂函数模型,基于人均GNP(或GDP)与电话普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公式里的系数纯属统计出来的经验结果。以上公式后来逐渐越来越不准了,因为它里面的系数显然与通信建设的成本等有关系。因此,也给出了另一个对数表达的更一般的公式。
以上回归系数可以根据新的通信成本情况实际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获得,以更接近最新的实际。
很多水利、地质、经济学等学界的专家搞出的数学模型,大多也是这类经验性的、相关性的模型。
这类统计性的经验公式,其演绎性更弱。但是,我们现实世界事实上更多的认知结果就是这类经验性的,尤其科技还远不像今天发达的古代,这类经验性的认识方法就更为普遍。
这类认识结果是不是科学?你听过有谁说他们不科学吗?没有吧!如果你敢说他们不科学,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最正宗的科学界普遍认为是你不懂科学。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量认识模型,其实就是属于这类经验性的科学。
五、中华传统文化中通用认识模型的科学阐释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经验性的通用认识模型,如:
阴阳、五行、八卦、三焦、六经......
很多人不太理解他们到底代表什么,事实上,他们就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各种通用模型。它们其实都是类似的,将世界分为若干个部分的认识方法。
阴阳,两仪:二分法。
三焦辨证、三才:三分法。
四象:四分法。
五行:五分法。
六经辨证:六分法。
八卦:八分法。
六十四卦:六十四分法。
上面说的几分法,你可以理解成人工智能里面的多少个Token,或多少个参数。参数越多,算力越大,近似来说可以越准确。但古人没那么大算力,搞不了千亿、万亿Token级别的模型,就只能搞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64个、125个.....参数级别的模型。也可以理解成经验公式中的变量。
阴阳,两仪,就是把认识对象分成两个相对立的部分。这就是最简单的“一分为二”的方法。
其他也都是类似的。
六、重点谈谈五行学说
1. 纯粹的符号标识
是不是说五行学说等就是简单地将被认识对象分成几个部分呢?如果这样,中华传统文化意义就没那么大了,也说不上优秀了。因为千亿、万亿级别的分法都有了,这么少参数的分析方法,在现代科学中也不能说没有。关键是中国思维方式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整体的、有机的、融合的认识世界的方法。
各个部分相互影响的观念,现代科学最接近的是系统观念。
以上两点是特别重要,也是现代科学所严重缺乏的。如果仅仅这么说可能不完全看得清楚。以下我们逐步来进行分析。
五行学说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五行指:金、木、水、火、土。
二是这五行可以相互生、克、乘、侮。
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金木水火土,其实这个简单至极。如果把一个圆分成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各自命名为A、B、C、D、E。
这个科学界的所有人都很容易理解吧?现在把它们改成金、木、水、火、土。
用“A、B、C、D、E”标示就是科学,换成“金、木、水、火、土”或“甲、乙、丙、丁、戊”难道就不科学了吗?有人说搞不清“金”是什么,同样道理你难道搞得清“A”到底是什么吗?他们其实都只是一个纯粹的标识符号而已。
2.古希腊的四元素说
有人提到古希腊也有一个四元素说,并认为中国的五行学说就是和四元素说差不多。
古希腊哲学与科学创始人的泰勒斯,就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万物从水而来,最终又复归于水。水是一切存在的最初根源、基础、支撑。到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那里,这种思想发展为世界万物是由四种元素构成:土、水、气、火。这四种元素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混合、分离,形成万物。万物的生灭,就是这四种元素的组合与解散。后来亚里斯多德在恩培多克勒四元素说基础上,加入冷、热、干、湿四种性质相配。
这个四元素说影响了西方古代的天文、医学、炼金术和原始化学。表面看,古希腊的四元素说与中国的五行学说的确很像。但它们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
四元素说是真的认为现实世界的物质就是由四种元素构成的,这最终可以说演变成了现代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表。按今天的原子论来说,世界上的一切化学物质是由目前发现的最多118种元素构成,而不是古希腊人说的四种元素。
中国的五行学说,你当然也可以按古希腊的四元素说来对应理解,只是中国古人显然并没有这么强调,如果这么理解那也只是对五行学说的一个特殊的应用而已。中国古人主要是把五行学说看作是一种通用的认识模型,可以用来分析任何对象。可以是整个世界,但更多时候是特定的认识对象。例如将人体内脏分为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归属于木、火、土、金、水,并通过五行的生、克、乘、侮规律,建立起一个系统、关联、动态的脏腑功能模型。
但如果按古希腊的四元素说,人的肝脏物质也是由土、水、气、火四种元素构成的,而肯定不是说“肝就是只对应土”,中国的五行学说却可以。在一个认识模型里,“土”可以对应“脾胃”,到另一个认识对象时,“土”又可以对应汽车底盘,“火”可以对应发动机。这就是很多人搞不懂五行学说的原因所在:你说的“金”到底是指什么?答案是他就是一个标识符号而已,所以他可以在认识任何一个对象时标识任何东西,与“A”在任何数学模型中可以用来标识任何东西一个道理。某一点A,某一个三角形A,某一个圆A,某一个正方形M,某一个长方形C......
只是在一个具体的认识模型里,一旦你确定了用A来标识某个对象后,就不能再随意变了。五行学说也是这样,这没任何不好理解的。
不过,西方的四元素说在医学领域也是有应用的,这就是四体液说。这个学说是指人有四种体液:黑胆汁、黏液、黄胆汁、血液。人生病是这四种体液的比例关系不对了。所以,如果是血多了而出现疾病,那就可以采用放血疗法,让血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病就好了。这个医学理论居然统治了西方2000多年。更重要的是,这个四体液也与四元素建立了对应关系:
土 → 黑胆汁
水 → 黏液
气 → 血液
火 → 黄胆汁
在这里,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通用模型性质的。两者在这方面的区别只是程度的偏向不同。四元素说更偏向其本体论的属性,更强调万事万物基本的构成和来源,也可作为参考借鉴以四分法用于医学等领域。而中国的五行学说更偏向于通用认识模型,也不是不可以指世界的本体论。当用于认识模型时,他们都首先只是一个纯粹的标示符号。
3.准确地说是相生相抑——五行学说中的元素间相互的作用
如果只是像前面这么说的话,肯定有搞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人会说:汪老师,你这么理解太简单了,五行学说远不止是这些,当然是这样。这就是五行学说里的生、克、乘、侮。这不是指五行本身的性质,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生。有很多文献把他理解为“母子关系”,母生子,这个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真正从中国古人使用“生”这个概念看,他更准确的含义是生养、哺育、助长。可以简单理解为踩油门,给动力,给营养。
克。指克制、防亢、制约、抑制。生是踩油门,克就是踩刹车。
乘。是指克得太过度了(在中医里面乘不能用于指生得太过,只用于克太过),乘就是刹车踩太多,甚至踩到底,一把踩死。
侮。是指弱者反侮强者,反克。或者说克的方向反过来了。也是只用于克。
以上生、克是相互作用的基本指称,乘和侮是指克作用的强度和方向变化。
我个人认为,“克”这个词用得非常不好,产生了很多负作用。应当叫“抑”,“抑制”的“抑”,“相生相抑”。在很多五行学说的应用中,一说“看生辰八字,你们两个相克”,那就完蛋了,一定得想尽一切办法把对方干掉。你这不是制造死结一样的矛盾吗?因为一说“克”就是把被克的一方“往死里克”。事实上,生与抑本身都有好处,也都可能因过度而产生问题。从最普遍的应用五行学说的角度说,生与抑的方向也都可以是双向的。
生过则亢。油门踩多了,就会超速被罚款;老是油门踩到底,甚至可能车速过快,不止是会被罚款,而是撞车出车祸。
抑过则庸,抑极为克。刹车踩多了,车速就太慢,平庸;刹车踩到底,车就停下来不动了。这个不一定说绝对不可以,在遇到车祸时有可能真需要刹车踩到底。但一般情况下要点刹。
“相生相抑”是世界相互作用最普遍的规律。神经生理学研究也表明存在主要的两个相互作用是“兴奋”与“抑制”,在电子系统中为放大与衰减,汽车中有油门与刹车,飞机有喷气动力推进与反向推进器、减速板、减速伞......这些都是相生和相抑。在一定范围内,生与抑都是事物的正常状态,都是有益的。只是偏离了,过度了,甚至极端、超越极限了,就会出现问题,甚至死亡、毁灭。所以:
生过则亢,生极则悲,生超必毁;
抑过则庸,抑极为克,抑超将息。
魏征与李世民就是相生又相抑,而不是要么相捧、要么相克。如果说“相克”,那李世民就会把魏征给杀了。我们在过去很多时候用“相克”来进行理解,无端生出太多你死我活的斗争。
相互赞扬、肯定与鼓励,就是相生;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相抑与自抑。赞扬而不过捧,相抑但不相克。适时踩住油门前进,必要情况下及时点刹车。这才是中华文化真正的精髓。
说到这里,搞中华传统文化的人肯定会有人说:汪老师,你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全面,确实是这样。但到这里,我们从五行的相生相抑的分析中是不是快逻辑地推导出另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了:这就是中庸。
如果我这么讲,搞中华传统文化的人肯定还是会有人说:汪老师,你这样的理解还是不够全面,是这样的。“不够全面”,这是搞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另一方面,科学界的人又会来说:汪老师,你上面说的这些,现在数学和系统科学里也都有啊,那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有什么现实意义和价值呢?就算你说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科学性,是否也就最多只是作为文明发展的历史研究价值,而没什么现实意义、更谈不上什么未来意义呢?
所以,要解答以上各个不同方面的疑问,我们下一集就来谈谈中华文化另外两个更为特色性的、并且是特别具有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全面性”“整体性”“有机性”上面的特点如何进行科学的阐释。
请看下集:“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阐释之二 —— 中庸与融合”
—— 第三代科学革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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