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87次列车驶入郑州站时，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指尖泛白。丈夫正趴在行李架上整理背包，后颈处还粘着女儿贴的卡通创可贴——这场景与五小时前那个女人灼热的目光形成诡异重叠。

下午三点，当丈夫起身去接热水时，斜对角穿米色风衣的女人突然挺直脊背。她戴着金丝眼镜的双眼像两柄手术刀，将丈夫的每个动作解剖成慢镜头：整理衣领时她舔嘴唇，接水时她攥紧扶手，甚至当他弯腰捡起我掉落的发圈，那女人竟掏出手机对准我们。

"您认识我先生？"我第三次询问时，她突然抓起小桌板上的纸笔疯狂书写。列车员经过的瞬间，她将折成方块的纸条塞进我掌心，用气声说："他脖颈后有胎记对不对？"

此刻站在月台上，我颤抖着展开纸条。熟悉的字迹让血液瞬间凝固——那是丈夫十年前失踪的妹妹的笔迹，墨迹洇透处还沾着暗褐色污渍："哥，他们找到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