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傍晚，莫斯科一处普通居民区里，气温跌到零下10多度，一个看似60多岁的“快递员”在楼下雪地里站了将近20分钟。监控画面显示，他空着双手，真正藏在身上的只有一把装了消音器的马卡洛夫手枪。
当那扇通往街道的门在18点左右被推开时，他在不到3秒内朝目标连开3枪，然后把价值不过几百美元的手枪直接扔进旁边近50厘米深的雪堆里，径直走向距离不足200米的公交站牌。
中弹的是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第一副局长阿列克谢耶夫，一名中将军衔的情报高官，距离他正式进入军队已经大约超过30年。俄方通报说，他受了3处枪伤，经急救后在48小时内脱离生命危险，目前可以正常说话。
按照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的案情，开枪的人叫科尔巴，66岁，出生在乌克兰，却持有俄罗斯国籍，有至少2本有效护照。这种既能进出乌克兰，又能合法在俄罗斯长期居住的身份，为他出入莫斯科多次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掩护。
科尔巴在审讯中称，自己在2023年8月左右被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联络，先后在基辅停留了数周，接受了包括射击训练、测谎测试和秘密通信在内的一整套课程，课程时长累计超过40小时。对方给出的报酬是3万美元，任务目标只有一个：在莫斯科刺杀这名俄军中将。
3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不到25万元，在战时情报预算里可能只是一个项目的零头，但对于一名66岁的退休男性来说却足以改变生活节奏。俄方专家在节目中提到，这种“以几万美元换取对手高层混乱”的做法，在过去10多年里多次出现在不同国家的情报交锋中。
不过，仅凭一个在莫斯科人生地不熟的外来者，很难靠3次踩点就摸清一名中将的日程和住址。联邦安全局随后公布的第二名嫌疑人瓦辛，65岁，是莫斯科本地人，曾参加多次反政府集会，这些活动大多发生在近10年内。
瓦辛被指至少提供了2处安全屋，帮助寻找了藏匿武器的地点，并在案发前10天到现场附近踩点多次。他的家庭背景里还有一个细节：儿子已经获得波兰国籍，在欧盟居住超过5年，这条亲属线被俄方视为波兰和乌克兰情报机构介入的潜在渠道之一。
根据俄方说法，刺杀当天的撤离路线被规划得十分细致：先乘坐1趟公交车，换乘2条地铁线路，到达莫斯科国际机场，再搭乘飞往迪拜的航班。在迪拜停留不超过48小时后，再经罗马尼亚返回乌克兰，整个回程路线跨越3个国家。
这个看上去“层层转机”的方案，原本是为了增加追踪难度，但科尔巴显然低估了俄罗斯与阿联酋之间在反恐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合作水平。根据公开报道，他抵达迪拜不到24小时就被扣留，2天后通过简化程序被移交给俄方押解回莫斯科。
瓦辛就没那么多周折。联邦安全局的突击搜查在案发后不到72小时内完成，对他位于莫斯科的住所进行了至少2次搜查，缴获了通信设备和书面笔记。官方在通报中用了“当场抓获”这个说法，强调他没有获得离开俄罗斯的机会。
案情中还出现了第三个人名：谢列布里茨卡娅，一名女性，被认为参与沟通和资金转移。俄方称她在案发前后多次离开俄罗斯，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往返乌克兰和第三国，最终在乌克兰境内失去追踪，目前被通缉。
从时间轴看，这起枪击发生在一轮俄美乌三方接触刚刚结束后的几天内。有媒体提到，前一周内至少发生了2次公开确认的会谈，议题包括战场局势和可能的谈判框架，因此部分分析将这次暗杀视为“影响谈判筹码”的一种尝试。
真正让人警惕的，不只是那3枪本身。
被攻击的阿列克谢耶夫，作为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第一副局长，掌握着大量涉及特种部队、海外情报网和对外行动的敏感信息。按常理，他的住所、出行时间和安保路线应当被列为最高级别的机密，泄露一个细节都可能需要调查好几层。
然而，一个在2023年才被吸收、只拿3万美元报酬的枪手，加上一位65岁的莫斯科居民，就能准确掌握他在2月6日那天的出门时间和住址，这里面显然不止是“多踩了几次点”的问题。俄方媒体用“可能存在内线”这种相对克制的表述，指向潜在的内部信息泄露风险。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接近4个年度周期，在此之前，总参谋部系统内已有至少3名俄军将领遇袭身亡，其中2起发生在2022年以后。总参谋部被视为俄军指挥体系的“大脑”，连续发生多起针对军官的袭击，很自然会引发对内部安全机制的再评估。
案件披露中另一个备受关注的点，是波兰的角色。俄方在对外通报中明确点名波兰情报部门参与协助，称其提供了技术支持和部分中间人渠道。波兰与乌克兰在地理上有超过500公里的陆地边界，过往在安全合作方面也有大量记录，这次被放在同一行动里讨论，引发了不少联想。
乌克兰方面被指负责招募和培训，包括2023年8月在基辅安排的训练课程和后续通信指导；波兰则被描述为提供“帮助被策反者出入欧洲”的便利条件。俄方评论称，这种跨境分工模式在近5年情报活动里并不少见，但把目标直接对准一名现役中将，风险级别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从执法角度看，联邦安全局目前抓到的只是一线执行者。科尔巴和瓦辛都在讯问录像中承认参与行动，录像片段被剪辑后在电视节目中播放，时长加起来不足10分钟。一些俄罗斯评论员认为，真正关键的部分是追查“把情报从军队内部传递出去”的那条链路，这条链路可能牵涉不止1个部门。
有俄方安全专家提出，像阿列克谢耶夫这种级别的军官，一年内更换住所或安保方案的次数往往不少于2次，车辆行程安排也会有多套预案。要在这样的保护下抓住2月6日某个具体时刻，需要掌握连续数周甚至数月的出行规律，这背后可能不是单一线索泄露，而是长期、系统性的渗透。
在更宏观的战场层面，俄罗斯随后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也被放在同一时间线上分析。公开报道中提到，相关打击行动在暗杀事件后不久加强，有媒体试图把两者联系起来，但是否存在直接因果，目前还缺乏足够证据，更多还是基于时间上的并置。
从乌克兰和波兰情报机构的角度，如果真如俄方所说以3万美元策动一次高价值袭击，那就是以较小成本撬动对手高层的心理压力。俄方评论中多次提到“善于利用人性弱点”这一表述，将瓦辛与其在波兰的子女、与国内政治立场的矛盾放在一起分析，试图解释他被策反的可能路径。
反过来，对俄罗斯军队和安全系统来说，值得反思的数字则是另一个：短短几年里，针对将领的袭击已经累计到4起，若再加上其他未遂行动，实际数量可能还要更多。这些事件叠加，暴露的可能不仅是外部压力，还有内部保密和人员筛查机制的漏洞。
从外部观察者的视角看，这起发生在2月6日的枪击案，很难只当成一次“个人仇杀”或“偶发犯罪”来理解。它牵扯到至少3个国家的情报系统，涉及金额从3万美元到更高的行动预算，牵连的人员从60多岁的退休人士到现役中将，背后既有战争带来的安全博弈，也有个体命运在巨大战局中的选择。
至于这次行动最终会如何影响俄乌战场上的节奏，是否会改变之后几轮谈判中各方的底线，是否会在俄罗斯内部引出规模更大的安全整顿，现在都还需要时间去观察。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观察者，或许也会给出完全不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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