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维京号火星探测任务或许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发现了红色星球上存在生命的证据。一组科学家目前正致力于纠正他们所认为的“50年之久的错误”，这一误判曾让世人普遍认为火星是一片死寂。
此前，美国维京1号和维京2号着陆器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它们携带了三项专门的生命探测实验，并在当时得出了阳性结果。由于另一台关键仪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未能检测到生命必需的有机分子，维京计划科学家、美国学者杰拉德·索芬最终得出了“没有实体，就没有生命”的定论。
由美国佛罗里达州应用分子演化基金会化学教授史蒂夫·本纳领导的研究团队现在指出，维京号留下的数据实际上揭示了与主流教科书截然不同的事实。史蒂夫·本纳在接受美国太空网采访时表示，当时维京团队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结果的解读是缺乏有机分子，但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现在已经确认它当年确实发现了有机分子。
这台仪器的工作原理是加热火星土壤样本。首先，系统会将土壤加热到120摄氏度，以排除火星大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随后，样本会被进一步加热到630摄氏度，使其中可能存在的任何有机物挥发，从而进入质谱仪进行成分分析。
令人费解的是，质谱仪当时并未捕捉到预期的有机分子信号，反而检测到了一股意外的二次二氧化碳爆发，以及少量的一氯甲烷和二氯甲烷。即便不考虑生命活动，仅凭数十亿年来陨石坠落积攒的碎屑，火星表面也理应存在有机物。
维京团队当时认为，有机分子的缺失意味着火星土壤中存在某种未知的强氧化剂。至于检测到的二氧化碳，被归结为盛放样本的容器内壁残留；而一氯甲烷则被定性为来自地球无尘车间的清洁溶剂污染。这一解释在当时显得颇为合理，因为在飞往火星的航测过程中，仪器确实检测到了来自实验室环境的氟利昂等氯氟烃。
史蒂夫·本纳指出这种解读在逻辑上存在漏洞。他强调，一氯甲烷根本不是什么清洁溶剂，而是一种在零下24摄氏度就会沸腾的气体。
50年前的那场降落，原本以为是探索的终点，未曾想竟成了一场漫长误会的开端。科学的严谨有时也会变成一种傲慢的束缚，当人们屏息凝神寻找着想象中那副清晰的“生命躯壳”时，或许生命正以最微小、最隐晦的方式，在那些被误读为“污染”的化学信号中低语。火星那片红色的荒野，或许从未真正沉寂，它只是在等待着人类拥有足够的耐心与智慧，去重新读懂那些被遗忘在旧磁带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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