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新德里海德拉巴宫灯光亮到深夜。莫迪同冯德莱恩、科斯塔一同站在台上，对外宣布一份谈了20年的协议：印欧自由贸易协定，覆盖约全球25%的GDP和约三分之一的贸易额。几个签字笔落下，被不少媒体称作“世纪大单”。
同一时间，远在波罗的海方向的立陶宛，气氛却有些超前激动。驻印度大使戴安娜·米凯维琴内在新协定生效前不到一周，就频繁接受采访，对一个每年双边贸易额只有约4亿欧元的伙伴，给出了“历史性”“变革性”这样的评价。她还学着冯德莱恩的说法，叫这笔协议是“万交之母”。
在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的镜头前，这位大使一再强调“两个最大贸易集团”“两个民主国家”的组合。她把印欧放进一个更大的框架里：2026—2025财年，双方货物贸易额大约1365亿美元，其中印度对欧出口约758亿美元。对一个总量只占欧盟经济很小比例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像一块远方的蛋糕。
协定条款里最抢眼的，是汽车这一块。印度承诺把对欧盟汽车的进口关税，从目前约110%分阶段降到10%，同时给出每年25万辆的配额。文件还写明，机械、化学品和药品的关税会被大幅降低，部分产品甚至直接降到0。欧盟委员会内部评估认为，到2032年，对印出口有望翻一番。
问题在于，立陶宛并没有自己的整车品牌。国内和汽车相关的环节多是替德国等大国做配套，处在产业链二级、三级供应商位置。当地经济学家坦承，许多零部件是通过欧洲中间商卖出，立陶宛企业很少拿到直接合同，更谈不上在25万辆配额里有多少可被单独识别的份额。
用立陶宛央行的数字看，未来几年整体环境似乎还不算差。官方预测2026年增长约3.2%，Swedbank则给到3.5%左右的更乐观估计。从宏观层面看，这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国家在欧盟内部仍维持中速。但细拆到产业，就没那么轻松。
Swedbank的报告指出，过去6个月，除了电子和光学制造业，小国几乎所有工业板块都在“原地跑步”。报告给出的2026年商品出口增速预计只有约2%，而且特意用一句话提醒：“今年主要任务是守住现有出口市场。”在这样保守的判断下，对印欧协定寄予厚望，多少显得有些冒进。
立陶宛与中国的贸易曲线，在同一份报告里形成鲜明对比。2020年前后，对华出口曾冲到一个小高峰，如今却回落到每年仅约1亿美元的水平。木材、乳制品这些曾在中国颇受欢迎的产品，几乎看不到原来的市场份额。数字下滑的年份，恰好和政治关系紧张的节点基本重合。
进口却是另一条线。2016年立陶宛自中国进口约10亿美元，2026年已经超过20亿美元，分析机构预计2025年可能接近25亿美元。2025年上半年，对华进口增幅达到约36%，而同期欧盟整体对华进口增速只有13%。立陶宛一边减少向中国卖货，一边又越来越依赖从中国买货。
在这种背景下，立陶宛与印度每年约4亿欧元的贸易规模，就显得既重要又有限。大使给出的结构数字并不漂亮：出口大头仍是蔬菜、原材料，外加数量不多的试剂、半导体和木材。无论在单价还是规模上，都无法与向中国出口的高峰时期相匹配，更难拿来和德法等国在印市场的布局相比。
立陶宛把经济多元化的希望部分放在印欧协定上，本质上是一种“向外分散风险”的尝试。只是这场尝试的筹码并不多：制造业内部竞争力参差不齐，出口增速预期仅2%，对华出口下滑到1亿美元，而对印整体往来只占4亿欧元左右。新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些基数，还需要时间验证。
印度市场自身的复杂程度，是另一组必须纳入计算的变量。不同邦在监管、税制和基础设施上的差异，远大于立陶宛企业在欧盟单一市场里习惯的那套。高精度激光、生物试剂这样的立陶宛优势行业，在印度能否找到足够大的需求池，尚无明确模型，远不如廉价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品那样直观。
而在后者领域，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明显。对于同样一批基础工业品，印度很多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会把价格、交货周期和既有合作记录放在前三位。从2016年到2026年，中国对立陶宛的出口从10亿美元涨到超过20亿美元，这些数字说明供应链关系是逐步积累出来的，不会因为一纸新协定就迅速改变。
印欧协定本身也带着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2025年8月，美国以“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为由，将印度输美商品关税提升至50%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对印度来说，和占其对外贸易重要份额的欧盟加快达成自贸安排，是在全球关税环境趋紧时寻找缓冲的一种方式。
同一年，美国贸易代表公开表示“自由贸易理念已经被放弃”，这句话被反复引用。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面临调整，贸易政策越来越多被安全与政治考量重塑。印欧在协定文本里，把新安排称作“支持有韧性的全球多边体系的共同信号”，这种表述本身就反映了他们试图在话语层面给自己定一个位置。
在这种大背景下，立陶宛的选择显得有些两难。一方面，它仍然深度嵌入欧盟共同市场，过去20年的增长，很大程度来自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对华出口从峰值跌到1亿美元，进口却冲到超20亿美元以上，这种不对称让国内决策层越来越重视“多元化”三个字。
当经济学家提醒企业“守住既有市场”时，外交系统却把目光投向第32大贸易伙伴。每年4亿欧元的印立双边规模，对比1365亿美元的印欧货物贸易总额，只是一个小数点后的位置。要把这样一个基数放大到足以对3.2%或3.5%的增速产生可见影响，需要的不只是关税从110%降到10%的条款。
更现实的一点是，新协定能否帮助立陶宛在全球供应链里从“配套商”提升到更前端的位置。若大部分高附加值合同仍掌握在德法等主导经济体手中，小国从中分到的，只是毛利有限的二级分销份额，那每年25万辆的配额和机械、化学品、药品关税的下降，再好看也只是大盘数据。
立陶宛驻印大使把这份协定形容成“民主国家塑造贸易关系的蓝图”，话语之中有明显的价值观色彩。但对企业来说，更直接的考量往往是订单数量、关税税率、物流成本和付款周期这些具体数字。政治叙事与商业算计在同一份文本里并行，有时难免会拉出两条不同的预期曲线。
在全球贸易环境快速变化、主要经济体重新排列合作优先级的当下，一个小国如何在25%、1/3、50%这些大数字之间，为自己的4亿欧元和1亿美元找到更稳的位置，恐怕还需要更多试探和调整，而印欧协定只是其中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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