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华南索罗斯
核心摘要：2025年，银行业度过了凛冽寒冬，净息差与不良率倒挂，资产扩张趋于停滞，传统增长曲线面临多重挑战......
我们不禁要问，2026年的银行业，会变得更好吗？
求索未来的答案，藏在当下的变革里，中国银行业正处于由“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转型的关键当口，依赖高昂中介成本和粗放扩张的繁荣已经成为往日泡影，未来的筹码必在精细化、差异化和科技化经营中探寻，在这三重领域有所建树的银行，将率先突围。
2026年的银行业，会比现在更好吗？
麦肯锡用“巅峰之后，拐点之前”来定义当前时点。这个判断在资本市场上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2018年，银行股估值（市净率PB大于1，板块指数上涨超80%）曾到达一个高峰，随后便开启了长达四年的下行周期，直至2022年10月跌至0.49倍PB的历史性低点。
此后，从中央汇金入市增持，到长期资金陆续进场，再到房地产风险逐步化解，一系列政策与市场努力推动板块开启了缓慢的估值修复之路。
到今年第三季度，行业净息差收窄的幅度已明显放缓，估值也渐渐回升至0.7倍附近——黎明之光，仿佛已在不远处。
没有人怀疑中国银行业拥有长远的未来，但必须承认，在抵达那个未来之前，行业必须经历一场触及筋骨的蜕变。某些旧的模式终将被扬弃，一些新的逻辑正在孕育成形。
我们所谈论的“拐点”，绝不单单是盈利数字或股价的反弹，而更应是整个行业思维范式的转换、增长引擎的切换，以及对客户经营方式进行深刻重塑的起点。
唯有经历这样一次系统性的蜕变，这个行业所经历的调整期，才真正具有意义。
银行业陷入低谷，其实并不意外。
从利润表上看，银行业曾长期占据领先地位——在2003年往后的十八年间，其利润规模始终位列各行业前三。
自2021年以来的近四年，银行业创造的利润更是显著高于其他行业。
但市场的反应却一直平淡。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银行业的估值长期低于市场整体水平，形成鲜明的“高利润、低估值”反差。
这背后，是一个更深层的矛盾：银行过去多年的增长，并未真正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商业模式。
大多数银行既没有对资本配置做出战略性调整，也缺乏对渠道和客群体系的深刻变革，更在开拓第二增长曲线方面步履迟滞。其结果，是全球范围内真正创造价值的上市银行寥寥无几——2024年，这个数字只有15%。
在科技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升的今天，银行业的资本回报率却在金融细分领域中居于末位。
在中国，由于混业经营尚未完全实现，传统商业银行仍占主导，盈利模式单一、盈利结构脆弱的现状，使得转型挑战显得尤为艰巨。
更令人警惕的是，外部环境并未留给行业多少缓冲时间。根据毕马威对2026年中国银行业风险的研判，绝大多数风险指标呈上扬态势，仅有个别指标维持稳定。
除了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信用风险，科技演进也正从两端挤压银行：一方面，跨界竞争者不断涌入，蚕食支付、财富管理等传统领地；另一方面，银行自身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规、操作乃至道德风险。
真正的破局，必须从认清症结开始。
过去银行业的繁荣，其“含金量”或许需要重新审视。
从数据来看，2014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曾高达9.5%，远超同期美国的7%。即便在2018年资管新规实施后，这一比重在2021年仍维持在7.7%，显著高于英美等发达市场。
但这未必是效率的体现。经济学家刘俏的研究指出，2002-2018年间中国金融平均中介成本约为3.8%，远超美国的1.5%-2%。
这意味着，尽管金融工具日益丰富、创新层出不穷，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未同步下降。考虑到大量中小微企业未被纳入统计，实际中介成本可能更高。
刘俏将这种现象称为"金融发展之谜"：金融体系不断扩张，却未带来融资成本的显著降低。
从结构上看，金融中介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资金成本（r）和金融机构的运营与风险溢价（ψ）。在传统银行模式下，r体现为存款利率，ψ则主要通过息差实现。虽然通过政策调整可以影响r，但ψ的居高不下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是过去银行业无需仔细研究精细化经营就可获得客观收益的秘诀，但这种增长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它同样指明了未来的变革方向：
保持合理的净息差，但不依赖牌照红利，而是建立在产品竞争力与精细化风险定价能力之上；
维持稳健的业绩，但不完全依赖传统息差业务，而是构建多元化的收入结构；
构筑护城河，不只依靠行政架构，更要依靠敏捷的组织能力和现代化的风控体系。
简言之，中国银行业需要从粗放式增长转向精细化经营：更精准的产品设计、更精细的客户分层、更智能的风控体系、更高效的资金配置。
实现这一转变绝非易事，但它将决定哪些银行能够穿越周期，并在新一轮行业洗牌中占据先机。
在行业深度调整的当下，并非所有银行都身处同一起跑线。我们认为，有三类银行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展现了更清晰的突围可能性。
第一类，是以“产品力”构建核心护城河的零售银行。
过去，中国零售银行习惯于追求“大而全”，试图覆盖所有客群与场景。但市场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客户忠诚度持续稀释，选择标准日益回归产品本身。
数据显示，美国市场沿用原服务商开立新账户的客户比例，已从2018年的25%骤降至2025年的4%，这预示着“产品导向”时代全面来临。
在此趋势下，以招商银行为代表、长期深耕零售的银行具备先发优势。其优势不仅体现在优于同业的净息差（2025年上半年为1.88%）和多元的收入结构，更在于长达二十年的客群与AUM积累（2025年上半年零售AUM超16万亿元），这为其转型提供了宝贵的试错空间和客户基础。
然而，优势之外亦有挑战，例如在投研能力、产品创新与专业人才储备上，仍需持续补强。
零售市场的庞大与需求的非标性，也为特色化、区域化的银行提供了“精品化”生存空间。
例如，长沙银行在县域市场的下沉、宁波银行在长三角的财富管理、上海银行在养老金融领域的深耕，都证明了通过差异化定位，银行可以在细分赛道建立独特优势。
交通银行等大型银行的私行业务，也凭借历史底蕴维系着特定的客群黏性。
第二类，是在对公业务中敢于突破传统路径依赖的银行。
依赖单个大客户、单一信贷产品的对公模式已成过去。未来的增量将来源于两大方向： 投资银行业务的深化 与 客群经营的下沉 。
面对经济周期压力，许多银行将信贷资源向基建等政府背景项目集中，这虽能短期避险，却也牺牲了收益、占用了资本，且随着传统基建空间收窄，其可持续性存疑。
真正的突破在于向“商行+投行”模式转型，但知易行难。以兴业银行为例，其自2018年确立该战略以来，投行业务增长仍显著慢于传统对公贷款，业务也多集中于债券承销。
然而，新的机遇正在浮现，例如凭借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牌照，兴业有望将投贷联动经验应用于一级市场，实现更精准的股权投资，这可能成为其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另一大机遇在于 拥抱“长尾”客群 。正如学者刘珺所言，银行需从服务“二八定律”中的头部客户，转向挖掘“长尾效应”中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
尽管这批“草根阶层”风险较高，导致银行在周期下行时往往收缩，但其蕴含的业务潜力巨大。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全新的风险与收益平衡能力：通过更精准的客户画像、更敏捷的授信模型和更动态的风险监控，实现从“不敢贷、不会贷”到“愿贷、能贷、会贷”的转变。
第三类，是能真正将金融科技，特别是AI，深度融入核心业务的银行。
当前，AI在银行业的应用大多仍停留在智能客服等边缘环节。但全球领先案例已表明，其变革潜力远不止于此：从成倍提升营销转化率，到将信贷审批周期缩短30%，再到实现贷后管理全覆盖，AI正在重塑业务流程与风控逻辑。
在中国，科技可能是解开中小企业普惠金融难题、打破行业同质化内卷的关键钥匙。一些银行已展开实质性探索：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积极接入外部大模型；中信银行利用AI工具将客户经理效能提升数倍；招商银行则将AI深度嵌入风控体系，以极低的不良率验证了技术驱动的可靠性。
未来，能否将AI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引擎”，并以此构建全新的风险定价与客户经营模式，将成为区分银行竞争力的分水岭。
现代银行业面临的变革，从未像今天这样剧烈。
一边是2024年，全球银行业创造1.2万亿美元的利润，刷新历史纪录。
另一边，全球宏观局势、客户需求和技术变革不断演进，带来的挑战空前严峻。
在中国，好银行与坏银行之间的差距，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明显。截至2025年11月，A股上市银行中最出色银行的市净率是平均水平的1.64倍，是最低水平的3.22倍。
银行业正在面临一场残酷的分化，这场分化还远未结束。
道路曲折，但前景光明。刘俏在其著作中如此预估：
“中国金融资产的规模，即使保守估算，也将从2018年的351万亿元增加到2035年的840万亿元（按2018年价格）。中国金融的发展还有非常开阔的空间。”
按今年三季度数据，工行总资产为53万亿，如此测算，2035年中国金融市场能容纳将近16个宇宙行。
市场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但身处其中的金融机构，必须给出自己在市场立足的理由，这一理由绝非粗放式的发展老路，而是精细经营、深耕细作的新模式。
惟其如此，中国金融的中介成本才能真正降低，中国金融才可真正为处于时代变革中的实体经济，精准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参考：
《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刘俏
精准为王：银行业竞争新法则，麦肯锡
2026年中国银行业风险雷达，毕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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