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头版突然“炸了”——标题直接点出“两弹元勋邓稼先”，配着他的黑白照片。许鹿希刚从北京医学院下班回家，电话就没停过：“鹿希啊，稼先是不是真的还活着？我们都以为他失踪几十年了！”“他到底干了啥？怎么突然成元勋了？”许鹿希握着听筒，手指有点抖，这一天，她等了整整28年。
1958年夏天，邓稼先刚从美国回来没几年，正在北大当物理教授。突然接到一个调令，只说“去郊区搞个项目”，连具体干啥都没说。他跟许鹿希说“我要出趟远门，可能很久回不来”，许鹿希当时还纳闷，好好的教授不当，咋突然要走？但她没多问——邓稼先从来不说的事，肯定有不能说的原因。
他带着几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躲到北京郊区的高粱地里，连个正经实验室都没有。那些人平均才二十出头，每天蹲在地上翻译苏联资料，用算盘噼里啪啦算爆炸参数。你敢信？现在核试验都是超级计算机，当年他们全靠算盘和草稿纸，算错一个数都可能出人命。
没过多久，团队直接拉到青海戈壁滩。那地方啥样？风一吹，沙子能钻进耳朵眼儿，住的是帆布帐篷，晚上冻得盖两层被子。但没人喊苦，邓稼先每天跟大家一起啃窝头，晚上还凑在煤油灯底下讨论方程。1960年他正式管核武器研究所的理论部，手里攥着中子计算和爆轰模拟的核心活。
两年后，原子弹的设计方案终于定稿了——物理部分、方程推导全搞定。刚喘口气，又得琢磨氢弹的路子。那时候国外对氢弹技术封得死死的，全靠自己摸，邓稼先跟于敏搭伙，硬啃下了“氢弹构型”的难关。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第一颗原子弹炸响。邓稼先那天其实在北京医院陪病重的母亲，他没跟任何人说自己是设计负责人。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医院，他握着母亲的手，眼泪掉下来，但啥也没说——保密纪律刻在骨子里。
转天就回基地搞氢弹了，连跟家人多待一天都没。1967年6月17号，氢弹也炸了，比原子弹威力大几十倍。从那以后，他就扎根基地，参与了十几次核试验，每次都亲自去现场盯着。
1971年中美关系缓和，他才第一次回北京。一进门，10岁的女儿躲在许鹿希身后，怯生生问“你是谁呀？”邓稼先晒得黢黑，头发也白了不少，笑着说“我是你爸爸呀”。许鹿希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只问“你还好吗？”他笑了笑，说“没事，挺好的”。
1979年那次事故，真把人吓一跳。航弹的降落伞坏了，没炸，但碎片散了一地。邓稼先二话不说就冲过去捡碎片，回来才发现身上沾了辐射。他没跟许鹿希说，照样上班开会。直到几个月后，许鹿希在他衣服口袋里摸到检测标签，才知道咋回事——那标签上写着“放射性污染”，字都磨白了。
1980年他当研究院院长，还进了中科院学部。1982年拿了国家自然科学奖，1984年第二代核武器有进展，他亲自去现场指挥。1985年，辐射引发的直肠癌找上门，住院做了手术。出院回家，他连下楼都费劲，但还是趴在桌上看资料，说“还有几个参数没算完”。
解密的消息是1986年军委定的。6月24号人民日报一登，亲友们炸锅了。有人直接跑家里来，拉着许鹿希问东问西：“稼先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会出事？”“他这些年受了多少罪啊？”许鹿希一一回答，每说一句，都觉得鼻子酸——28年的隐姓埋名，终于见光了。
解密前几个月，邓稼先还躺在病床上写建议书，关于核武器未来的发展。4月交上去，中央很快批了。5月病情加重，他还坚持跟助手通电话，说“新的核试验数据要再核对一遍”。6月军委任命他当国防科委副主任，7月16号拿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二天又得全国劳模。但他已经没力气下床接了。
7月29号，邓稼先在北京医院走了，才62岁。追悼会那天，八宝山挤满了人——同事、亲友、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老百姓，手里举着白花，默默站着。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着“两弹元勋邓稼先”，旁边放着他生前喜欢的《天体物理》杂志。
许鹿希后来回忆，邓稼先从来没抱怨过保密的苦。他说“干这个事，就得藏着掖着，不然咋保密？国家需要，咱就得上”。许鹿希自己也习惯了——每天教书、带孩子，从来不多问。原子弹炸那天，她在实验室做实验，听到广播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还跟同事说“厉害啊，不知道是谁干的”，完全没往丈夫身上想。
解密后，好多媒体来采访许鹿希。她总是说“稼先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换别人也会这么干”。她从来没夸大过什么，只是把事实说出来——28年隐姓埋名，换来中国核力量的崛起，值了。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两弹元勋邓稼先》；解放军报《邓稼先：隐姓埋名的核爆之光》；瞭望周刊《邓稼先的28年隐秘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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