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著作——评刘社建所著《钱氏家训解析》|伦理|刘社建|学术性|钱氏家训解析

一本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著作

——评刘社建所著《钱氏家训解析》

王伯军

中华文明五千年薪火相传，其独特韧性不仅在于庙堂典章之恢弘，也在于门楣家训之绵长。一部优秀的家训，是家族的精神图谱，是连接“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血脉。刘社建所著的《钱氏家训解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6年版），正是这样一部引领我们深入此文化堂奥的力作。该著以学术的理路、现实的观照和通俗的文笔，系统剖析了“钱氏家训”，不仅为我们厘清了其历史脉络与思想渊源，而且深刻挖掘出蕴含其中、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个精妙的范本。

一、历史脉络：从先秦到明清的中国古代家训发展简史

该著的“前言”部分，并未急于切入钱氏家训本文，而是高屋建瓴，以简明扼要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从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古代家训发展简史。这一布局颇具匠心，它如同为读者展开一张文化地图，将钱氏家训置于宏大的历史坐标中进行定位，使我们能更清晰地洞见其承继与超越。

从发轫到自觉：先秦两汉的奠基。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其萌芽可追溯至西周周公诫子伯禽。先秦时期，散见于诸子典籍与历史文献中的庭训、诫子书，如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体现了家训与主流文化思想的同构。两汉时期，家训开始从片言只语走向专篇著述，刘邦《手敕太子文》、司马谈《命子迁》等，标志着家训意识走向自觉，内容侧重于为政、修身与治学，与国家选官制度（如察举制）下的家风建设紧密相连。

体系化与多元化：晋唐的成熟。魏晋南北朝虽政局动荡，却是家训文化趋于成熟的关键期。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体系完备，内容赅博，被尊为“家训之祖”。它标志着家训不再仅仅是经验告诫，更成为一种体系化的家庭教育思想。唐代一统，科举制勃兴，家训与科举仕进的结合更为紧密，内容上‌更强调儒学修养、诗文才能与礼法规范‌，以培养符合仕途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普及与下沉：宋元的繁荣。宋代以降，随着科举制度完善、商品经济活跃和印刷术普及，家训文化进入空前繁荣与普及阶段。士大夫阶层如司马光《温公家范》、袁采《袁氏世范》，体系宏大，情理兼备。更重要的是，家训写作“下沉”至广大庶民地主与耕读之家，内容更贴近日常生活与伦理实践。元朝承接宋代遗风，家训在保持实用性的基础上，因应时代动荡，更突出了巩固家业、延续血脉的重要性。‌

集大成与范式化：明清的巅峰。明清时期，家训文化达至鼎盛，数量浩繁，体例完备，深入人心。朱柏庐《治家格言》（即《朱子家训》）以格言警句形式传诵天下，成为童蒙必读；清代《曾国藩家书》则将修身、教子、持家、为政之道融于书信之中，影响深远。这一时期家训的最大特点是集大成与范式化，往往综合前代精华，形成从个人心性到家族管理、从经济伦理到社会交往的完整规范体系，并与乡约、族规深度融合，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石。

该著此部分的梳理，虽“简”而“明”，它清晰地揭示出家训发展的一条主线：从贵族精英的礼仪教化，逐步演变为浸润全体民众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与实践智慧。正是在这样一个深厚而宽广的传统背景下，钱氏家训的出场，便有了其历史的必然性与独特性——它既是家训文化洪流中的一朵璀璨浪花，又因其独特的家族实践与近代汇编者的自觉整合，而具备了别样的光彩。

二、追本溯源：“钱氏家训”双重源流汇就的智慧结晶

如果说前言部分是“观其大略”，那么该著第一章、第二章则进入“探微索隐”，清晰明确地考证了钱氏家训的二元源头：一是吴越国钱镠的“武肃王遗训”；二是近代钱文选汇编时广采博纳的“传统文化精华”。这一辨析至关重要，它揭示了钱氏家训何以能兼备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活力。

核心基石：武肃王遗训的“开创性”与“实践性”。该著重点剖析了《武肃王遗训》作为钱氏家训最核心、最本源的基石意义。钱镠并非空谈道德的儒生，而是一位缔造吴越国“地方性治世”的实践型政治家。其遗训首先回顾个人奋斗史，这本身即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榜样教育”。随后提出的十条要求，如“心有忠孝，爱兵恤民”“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识事务，如遇真君，宜速归附”“视万姓三军，并是一家一体”“戒听妇言勿伤骨肉”“婚姻须择阀阅之家，不可图色美，而与下贱人结褵，以致污辱门风”“多设养济院，收养无告四民”“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毋恃势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子孙后代，莫弃吾祖先”“吾立名之后，在子孙绍续家风，宣明礼教，此长享富贵之法也。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这些要求绝非虚泛教条，而是凝结了其一生治国理政、持家安邦的经验智慧。其核心精神可概括为：“家国一体”的忠诚观（“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保境安民”的民生观（“爱兵恤民”“莫爱财无厌征收”）、“孝悌睦家”的家庭观（“心有忠孝”“勿伤骨肉”“不可图色美”）。这份源于政治与生活实践的遗训，为“钱氏家训”注入了强烈的务实精神与家国担当的基因，使其超越了寻常道德说教，具备了行动哲学的品格。

近代熔铸：钱文选的“创造性汇编”与“文化整合”。该著另一大贡献，是详细阐明了1924年钱文选（钱镠第三十二世孙）汇编工作的非凡意义。这绝非简单的文献辑录，而是一次立足于时代需求的“创造性汇编”。面对清末民初“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冲击，钱文选深感“家训”对于凝聚家族、延续文脉的重要性。他以其深厚的学养与开阔的视野，以武肃王遗训为筋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的“文化整合”。

书中明确指出，钱文选采撷了蒲松龄《省身语录》的修身自省、陆绍珩《醉古堂剑扫》的人生感悟、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的勤俭伦常、金缨《格言联璧》的处世洞明，乃至《文昌帝君阴骘文》《太上感应篇》中蕴含的民间劝善与因果敬畏思想，以及《孔子家语》《荀子》《孟子》等著作的个别语句等。这一汇编过程，本质上是以“武肃王遗训”为内核，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人修身、家庭伦理、社会道德、处世智慧的精粹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筛选、提炼与重组。通过钱文选的笔，千年积淀的中华文化智慧，被有机地、无痕地编进“钱氏家训”中，使其内涵极大丰富，形式更为凝练（定稿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篇，共33句），不仅适用于百年前的历史实际，也具备了更普遍的现代性。

三、义理新诠：“钱氏家训”四篇解析中的当代启示

该著最见功力，也最具现实意义的部分，在于对《钱氏家训》四篇33句话，逐条进行了通俗易懂而又深具洞见的解析。它打破了古典文本与现代生活的隔膜，通过“含义阐释”与“现实意义”的双重解读，让古老箴言如源头活水，汩汩流入当代人的心田。

个人篇：涵养“心术”，锚定现代社会的价值压舱石。该著解析“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时，认为做人心术要正，只有“心术不得罪于天地”，才能有大的作为；同时，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都要有正直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古今的圣贤。这样的解读，实际上是要建立一套内在的、基于天道良知的价值评判体系。在价值多元乃至有时混乱的现代社会，这为个体抵御功利主义侵蚀、防止精神漂泊提供了终极“压舱石”。“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则直指“自律（慎独）”与“廉洁（不贪）”，这不仅是官员的操守，也是每位公民在职业与生活中应有的底线。而对“能改过则天地不怒”的诠释，则使用了太甲和楚庄王改过图强的例子，实际上是引入了现代心理学中的“成长型思维”，将“改过”从道德负担转化为个人进步的契机，极具启发性；同时，将“能安分则鬼神无权”中的“鬼神”解读为道德和法律，即只要安分守己，就不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很有现实意义。

家庭篇：重视“规则”，滋养现代家庭的伦理凝聚力。面对现代家庭规模缩小、结构核心化、关系有时疏离的挑战，该著的解析凸显了钱氏家训的前瞻性。“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的核心，在于强调基于情感的“孝敬”“欢愉”与“和睦”“友爱”，这为现代家庭建立平等、民主、充满情感支持的新型关系提供了古典智慧。“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则超越了科举时代的功利阅读，强调阅读《诗经》《尚书》等中华经典对于塑造健全人格、传承文化的根本意义，直指当下教育焦虑的深层病因。“勤俭为本”，勤与俭二字不可偏废，所以并称为勤俭；“勤俭”对一个家庭极为重要，这是保持家庭长盛不衰的重要前提。还有“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内外门闾整洁”等要求，都是造就优美家庭必须树立的“良好之规则”。

社会篇：倡导“信”“惠”，浇筑现代社会的信任与和谐基石。在“陌生人社会”特征凸显、社会信任面临考验的今天，社会篇的解析尤有现实意义。“信交朋友，惠普乡邻”应该被提升为构建社会资本的根本原则，因为“信”是和谐社会的灵魂，“惠”则蕴含着超越熟人圈层的公益与社会责任意识。“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不仅是美德，更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构建互助共同体的实践路径。该著特别点出“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的中庸智慧，为理性处理复杂人际关系、避免网络时代极化的舆论对峙提供了冷静的处世哲学。

国家篇：弘扬“公利”，贡献现代国家的治理智慧。“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精辟地道出了法治精神的双重支柱：制度刚性（如山）与执法者德性（如玉），缺一不可，为廉政建设与司法公信力提升指明了文化根源。“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则可被诠释为超越个人主义、短期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声；它对于纠正政绩观错位、警惕利益集团藩篱、谋划长远国策，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则是对政治生态与社会活力（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强调清朗的政治风气是激发社会整体创造力的前提。

通观刘社建先生的《钱氏家训解析》，其成功之处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它严谨地追溯了家训的“史”与“源”，又通透地阐释了其“理”与“用”。它不是将《钱氏家训》作为博物馆的标本来观赏，而是作为一座可以汲取智慧的精神富矿来开发。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下，这部著作的出现恰逢其时。它告诉我们，那扇镌刻着古老训诫的家族之门，叩响它，回应的不仅是历史的余音，更是照亮我们当下前行之路的人性之光与文明智慧。

（王伯军系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