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新三国》，感觉曹操一言不合就推出去斩了，那么除了屠城和灭族外，古代有没有一种职业是从未被杀过的
曹髦之死
沈刚
清除了淮南前线的反对派后，司马昭实际上启动了代魏的程序。曹髦被迫加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升相国，建立进过独立的政治系统。司马昭上表推辞，曹髦继续坚持加封，前后反复进行了多次，这完全是照抄曹操进封魏公、魏王的路径。不同的是，曹操已决定由曹丕完成改朝换代，而司马昭实际上准备自己取而代之。
公元260年，曹魏甘露五年五月，可能不再愿意配合司马昭的政治表演，《三国志.高贵乡公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记载，曹髦召集王沈与王经、王野等大臣，声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沈、王业大惊失色，立即飞奔向司马昭报告。次日清晨，曹髦挥剑乘上帝辇，带领殿前少数侍卫及僮仆数百人，冲向司马昭大将军府邸。司马昭之弟司马伷、贾充等率上千军士拦截。顾虑到曹髦的皇帝身份，包括司马伷在内的部分军士步步后退。情急之下，贾充动员太子舍人成济上前阻击，成济抽戈刺之，将曹髦杀害于帝辇之下。
秦始皇开创帝制中国以后，臣子弑君事件一共发生过三起。秦二世胡亥在赵高属下的军士逼迫之下，最终选择自杀。梁冀、董卓分别毒杀了汉质帝刘缵和汉少帝刘辩。其中胡亥之死发生在秦末大动荡时期，质帝、少帝遇害，至少表面上仍被伪装成意外，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公然的弑君行为，发生在忠君思想深入的两汉社会之后，其实尚属首次。这一事件冲击了儒家价值的底线，对于司马昭代魏建晋的进程，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司马昭个人的责任，《晋书.景帝文帝纪》中记载，司马昭闻讯大惊，声称“天下其谓我何？”考虑到司马昭已事先得知消息，拦截不成即击杀之，完全可能是司马昭、贾充商量过的腹案之一。
司马昭的叔父司马孚跑去现场哭尸，司马氏集团的重要成员、陈群之子陈泰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仅将直接凶手成济作为替罪羊，夷灭三族，勉强应付维护儒家伦理价值的呼声。同时指使廷尉，把拒绝告密的大臣王经判处夷灭三族，继续显示镇压所有反动派、暴力维护司马氏家族实际统治的决心。
司马昭不得不暂停了代魏的步骤，选立燕王曹宇之子曹璜为帝，燕王为曹操之子，曹璜其实和郭太后平辈。这一次郭太后不再坚持，曹璜改名曹奂后即帝位，是为魏元帝。司马昭继续拒绝了魏元帝对他的晋公、相国等加封。
根据司马昭的意愿，郭太后诏令废黜曹髦皇帝之位，列举他种种不实的罪状，之后以王礼葬之。如果曹髦更富有谋略，采取北周武帝击杀权臣宇文护、清代康熙帝智擒权臣鳌拜的突袭方式，未必没有夺回政权的可能。曹髦以这种惨烈得近乎自杀的方式出击，实际上逼迫司马昭以弑君回击。一方面魏晋社会是坚持价值正确还是服从政治正确的死结更为加剧，另一方面，司马氏家族代魏是避免自身族灭的唯一途径。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晋朝的死结》沈刚著。
曹操的困局
沈刚
党锢事件之后，朝野“清议”一方的士大夫固然受到极大冲击，但也进一步推动了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觉醒。部分党人名士或隐居或转入地下，在县乡、郡国乃至全国，清议的舆论继续存在,各级在野名士层出不穷。抨击时政的言行遭到禁止,品评人物的德行却成为清议的主要内容。经过宦官势力残酷镇压，在野的名士群体反而更被戴上了儒家思想制高点的光环。普通士人想在郡国乃至全国扬名,必须得到相应的郡国级、天下级名士的评论认可。这相当于在国家朝廷的政治权威之外,另外产生了一种价值取才的评判体系。
特别是在中原核心区域的豫州颖川、汝南等地,以及大儒郑玄所在的青州北海，几大名士家族担当了核心的角色。其中，汝南许劭、许靖兄弟创办的每月初一发布的人物品论活动，以“月旦评”品牌而著称，几乎拥有认证天下级名士的权威。士人如果经“月旦评”品题肯定,立即身价百倍。《后汉书·许劭传》中记载,曹操未发迹前,多次备厚礼要求得到好评,许劭鄙视其人而予以拒绝，后来曹操寻机威胁，“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公元184年，东汉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张角利用东汉社会价值认同混乱的时机，自创太平道，以咒语、符水为工具行医、看病和传道，对底层无依的贫农进行宗教动员。十余年间，发展信众数十万人，势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和豫等八州之地，连东汉政权一些官吏、宦官也成为信徒。灵帝不得不下诏大赦党人，各地世家大族、名士被迅速动员起来参加平乱。十余年来受到迫害、冷落的士大夫群体,重新回到了东汉的政治舞台。
汉灵帝接受皇族刘焉建议，改巡视、监督性质的刺史为州牧,即在郡县之上新设州一级的行政单位，以朝廷重臣出任首长,授予地方军政实权，推翻了光武帝郡县不置武装的制度安排。灵帝去世后，朝廷中外戚、宦官与党人发生斗争，外戚、宦势力几乎同归于尽,凉州军阀董卓进京控制局面,废除少帝刘毒杀何太后，改立灵帝次子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随即汝族袁绍率十八地方首长起兵讨伐董卓，虽未获成功，但实际形成了各地武力割据的局面。
在多个地为军政集团中,除部分由武人军阀主导以外,袁组、表术、公孙、刘表和刘璋等人,均为当时的世家大族、名士或皇亲。其中个别如袁术异想天开，以为得到了传国玉玺，即得到了天命的授权,随即登基称帝,结果遭到各方强烈的谴责,被迅速攻灭,传为笑谈。其他多数人以掌握的政治、军事资源为后盾,既不愿继续忠于破落的汉献帝政权,也不敢违背汉王朝乃天命所系的价值正确,从而再受命另建新的王朝。对于天下危局束手无策,无法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
相比较而言，曹操的政治眼光明显高于同时代的群雄。他主动将献帝迎至许昌,以东汉政权正统的名义平定各方。先后击败袁术、吕布、张杨、眭固和张绣等割据势力,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袁绍军政集团,北征乌桓、南伐荆襄、西讨凉州,尽管在赤壁大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的联军,但是,基本重建了北方中国的治理秩序。在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进程中,出现了相当值得关注的有趣的现象。作战中对立的双方都将忠于汉室作为号召的旗帜，曹操方面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布诏令，自居为汉中央政权，将地方势力视为叛逆予以讨伐;而曹操的对立面,则痛斥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进行尊汉反曹的全面动员。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以法家严刑峻法的霸道方法论，力图振作中央政权的专制权威。他三次下达求才令,强调唯才是举,“明达法理”被作为进入组织体制的依据，而对于以名节、德行为核心的儒教征辟标准不以为然。曹操依照法家农战的思维,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直接把失地的劳动者组织起来，将其置于独立的郡县体制外的屯田官员管理下，解决国家物力、财力资源缺乏的困境。
曹操同时以汉政权的名义，先后招徕大族名士至其麾下效力，在重建中央政权成望、整合华北社会的过程中，这些大族名士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川胜义雄先生考证，贡献最大的是荀彧，堪称第一功臣,其次是则为荀攸。从祖父一代开始,两人所属的川荀氏使不断产生汉末清议之途的领袖人物。钟繇、陈群的先祖钟皓、陈寔与荀彧祖父荀淑同为颍川清流集团领袖。此外,如华款、王朗、崔琰等也都属于北海清流集团,同进行著名的汝南月旦评的许氏之门交往甚密。
不过,曹操雄才大略、文采风流,却始终难以得到世家大族、名士内心真正的认可。曹操的父亲曹嵩,曾是宦官曹腾之养子,阉人养子之后,成为曹操入仕后难以抹去的污名。他长期担任东汉政权丞相,兼领冀州牧,越来越表现出对于献帝的极不尊重。曹操处死了孔融、崔琰等多位与之产生矛盾的名士,两次和汉献帝身边近臣亲属发生冲突。参与倒曹行动的车骑将军董承等多位大臣,除刘备事先出走外,均被灭族。怀孕的献帝妃董贵人、伏皇后和她所生两位王子，以及伏后之父伏完等家族数百人,全遭杀害。
公元213年,东汉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以邺城为都，公然立宗庙而祭社稷。三年后曹操进爵魏王，出入服饰礼仪与天子无异，不仅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还相当于自建了和东汉政权并行的政治系统。曹操被封魏公时，远在成都的刘备、马超等人上书献帝，痛骂曹操“窃执天衡”“剥乱天下”，他并不以为意。曹操称魏王后，孙权上表劝他称帝，曹操却哈哈大笑，“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他不可能再做忠贞的汉臣，但他也相当清楚,天下士人不可能支持他打着兴汉的旗帜代汉。
最信任的首席谋土荀彧，因此优愤而死。荀彧是迎奉献帝的主要策划者,经他推荐的人物,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的高级官僚,荀彧晚年因劝阻曹操不要加九锡、称魏公,遭到了曹操的忌恨。
陈寿在《三国志》中，认为苟“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即未能及早识破曹操代汉的意图,充当了曹操改朝换代的帮凶。范晔写作《后汉书》,仍将荀彧视为忠贞的汉臣。唐人杜牧全面否定了荀彧的行为,批评荀彧“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帮助盗贼挖墙破柜而不与盗贼分赃,难道他不是盗贼吗?司马光反驳了杜牧的观点。他在《资治通鉴》里,给予了荀彧相当的理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高度赞扬了荀或坚持汉统价值而牺牲生命的儒者之仁。
历史学家对于荀彧的不同评价，反映了荀彧选择的矛盾之处。为了实现匡扶汉室正统的理想，荀或不得不帮助最有能力统一天下的曹操，当曹操暴露出代汉的野心，荀彧其实处于极其两难的境地。这不仅是荀彧个人的痛苦所在，也是整个儒生士大夫阶层无法选择的痛苦所在。尽管大多数官僚最终保持了沉默，一些趋势者表达了劝进，但是，被动地服从政治权威与主动地忠诚于价值理念,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
同样，这也不仅是曹操个人的困局，而是当时整个汉魏时的困局，即坚持儒学、天命和汉统的核心价值，与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现实政治的严重背离。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死结。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晋朝的死结》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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