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一个春日，北京中南海里气氛凝重。周恩来在病中听完秘书汇报，一字一句地说：“这个人，不能再拖了，该给个说法。”会场上，有人犹豫，有人沉默。涉及的，是一名早已在台湾刑场倒下二十多年的国民党中将——吴石。就在那一年，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坚持下，在毛泽东一句“我支持”的表态之后，这位曾经身居国民党高位的将领，终于在新中国的名册上，获得“革命烈士”的身份。
很多年后，人们再翻起这段往事，难免会生出一个问题：一个在旧军队里位居要津的中将，为何会冒着灭门之祸，去做最危险的地下工作？而新中国为什么又要在建国二十多年后，顶着各种压力，为他正名？
一、从“吴状元”到“失意将军”：理想与现实的拉扯
要理解吴石在1940年代末的选择，得往前看很久。
1893年，吴石出生在福建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如今那里只剩下一座“吴石故居”，青砖灰瓦，还保留着闽地老宅的格局。很难想象，这个看上去普通的农家院落，曾走出过国民党军中的中将参谋长、国防部要员，也走出过一个隐蔽战线上的关键人物。
1911年，18岁的吴石与好友吴仲禧一起，参加福州辛亥北伐学生军。那一年清王朝风雨飘摇，年轻人心头最常挂的两个字就是“革命”。对吴石而言，一条路似乎很清楚：走军人之路，以武立国。
此后几年，他一路读军校：湖北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再到日本陆军大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既能写能画，又精研兵学，身边人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吴状元”，甚至给了个夸张的说法——“十二能人”。
学成回国后，他进入国民党军体系，先是做参谋、教官，后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进入国民政府军事机构，负责研究对日战略。由于留过学，对日本军制、战法了如指掌，在军中被当作“日本通”。从履历看，这是标准的“成功军官”路径。
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这样看似顺风顺水的日子里，裂痕悄悄出现了。
在国民党内部工作十多年，他亲眼看到了裙带、腐败、推诿，看到了不少前线士兵流血牺牲，而后方有人借战争大发横财。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一点点积累。他起初仍然认为，“参加国民党就是参加革命”，甚至主张对共产党“坚决剿灭”，这种看法在抗战初期仍然存在。
转折出现在全面抗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开赴抗日前线。吴石在武汉工作时，专门去听了周恩来的演讲，也和叶剑英等共产党人有过接触，还认真研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出于职业本能——他要研究抗战全局，就不能不看各方战略，而共产党人的表述与实践，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
时间一长，吴石发现，自己原先对共产党的许多成见，和现实对不上。他看到的是另一种作风：注重组织纪律，强调群众基础，对民族抗战态度坚决。这一点，与他心里那个“整饬军政、救国图存”的理想，竟有某种暗合。
1940年初，他与老友吴仲禧重逢。两人已有二十多年未见。这时，吴仲禧已经在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表面身份仍是国民党第四战区军务处处长、韶关警备司令。茶桌上，吴石谈起自己这些年的郁结：满腹学识，却长期只能做参谋，难以真正统兵抗日；国民党内部沉疴难治，让他越来越失望。
吴仲禧敏锐地听出，他对国民党不再盲目认同。按照他事后的回忆，那一次谈话之后，他就意识到，这位自少年起就胸怀报国之志的好友，思想上已经在发生重要变化。
二、接触共产党：从观望到站队
抗战结束后，中国局势急转直下。国共谈判无果，内战阴云迅速压过来。国民党方面做了一次重要的军事机构调整：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作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
1946年春天，吴仲禧从广州到上海，向中共方面的潘汉年表达希望去延安工作的意愿。潘汉年却希望他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从军事系统搜集情报，嘱咐他设法进入国防部掌握实职。这一建议，为之后的一连串布局埋下伏笔。
吴仲禧通过自己的关系，最终被任命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一职务名义大、实权有限，却有一个优势：可以名义上“视察”，走遍各主要军事机关。这个便利，在后来的淮海战役前夕发挥了巨大作用。
至于吴石，他在这段时间里仍然是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但态度已经悄悄变化。他知道吴仲禧在做“秘密工作”，非但没有回避，反而主动在生活、工作上给予支持。站在当时的政治立场上看，这已经是不小的表态——至少说明，在他心里，国民党已不再是毫无疑问的“唯一选择”。
真正的关键联系人，是同盟会元老何遂。何遂早在抗战初期就与中共保持联系，曾经介绍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结识吴石。何遂本人不是党员，但他的子女，包括后来担任农业部长的何康在内，都是共产党员。
1947年4月的一天，上海锦江茶舍里，一场看似普通的聚会，却改变了吴石后半生的命运。何遂约吴石前来，再向他介绍几位“朋友”：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上海局策反工委书记张执一。大家以老友叙旧的身份相谈，实则在相互审视、判断。
这次会面之后，组织上决定：由张执一专门负责与吴石联系，联络地点定在何遂家——位于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这处看似普通的民居，后来成了情报往来、命运交汇的重要节点。
1948年春夏，经吴仲禧引荐、张执一接洽，吴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从地位、生活条件来说，已是许多人一辈子难以企及的高度。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转向”，在常人看来更显得不可思议。
其实从他的经历梳理下来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时冲动。多年理想与现实的摩擦、抗战中对不同政治力量的观察、对腐败现象的反感、对共产党人作风的认可，这些东西一层一层叠加，最终在内战决战阶段，汇成了一个惊险的抉择。
三、决战前夜：渡江、淮海与“密使一号”
同党组织建立联系后，吴石没有停留在“态度支持”的层面，而是以极高的风险参与实际工作。他的岗位，恰恰给了他“接触第一手资料”的条件。
那时他担任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各种前线作战方案、兵力部署、情报汇总，最终都要送到史政局归档。别人眼里的“文件堆”，在有经验的参谋眼中，就是战争全局的一幅幅地图。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春，中国解放战争进入决定生死的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国民党主力部队在东北、华北、华东地区接连陷入被动。就在这个阶段，吴石、吴仲禧等人配合地下党，做了几件十分关键的事。
渡江战役前夕，1949年3月初，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迎来了一个久违的身影。那天，何康正在家里，门一开，是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的吴石。两人简单寒暄几句后，吴石立刻从怀里取出一份厚厚的资料递上，转身匆匆离开。
这份资料，正是国民党军在长江防线的详细部署：各军团番号、兵力配置、防御重点，一一标注清晰。何康意识到事态重大，随即联系上海局策反工委书记张执一，通过既定渠道，将情报送出去。
多年以后，当时担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回忆渡江战役准备工作时，曾两次提到这一批情报，对其价值给予很高评价。作战指挥者非常清楚，提前掌握敌军防线布置，在策定突破方向、火力集中点时，有多大的帮助。
另一件事，发生在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在国防部监察局任职的吴仲禧，被派往徐州“视察”。临行前，他特地找吴石，请他写信介绍自己去见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以便获取更多内部情况。
带着这封信，吴仲禧到了徐州，受到李树正热情接待。李亲自陪他参观机要作战室，墙上挂着的，是正准备中的作战部署地图——各兵团位置、预定机动方向，一览无余。吴仲禧强记在心，三天后借口“身体欠佳”离开，悄然南下上海，向潘汉年作了详细汇报。
他后来感慨：“没有吴石的关系，这样的机会根本不可能。”这类情报，对我军作战部署、判断敌方企图，起了不小的辅助作用。从这一点上说，吴石的“站队”，已经远远超出个人选择的范畴，真正影响到了战场上的生死胜负。
1948年冬，三大战役接近尾声，解放军掌握了战略主动。就在此时，吴石接到一个新的重要任务：争取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
那时，海军在整体战局中的比重还不像后来那么突出，但谁都清楚，一旦局势推到渡江、解放沿海城市阶段，海军态度就会非常关键。林遵本人在国民党海军中已遭桂永清等排挤，对前途迷茫，但到底是起义还是随行当局撤退，他心里有犹豫。
有一天，他来到吴石家，坦率询问前途。两人谈到深夜，留下了一段颇有意味的对话。
吴石先讲“下策”：“你可以随波逐流，继续给他们卖命，换个官升一升，家里也能光鲜一些。”林遵当场摇头，说自己“读书明理，不愿做丧尽良心之事”，现在“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如果逆潮而动，即便眼前有富贵，终究要被历史唾弃。
见对方态度已定，吴石又讲起辛亥革命时海军的一个片段：当年海军提督萨镇冰奉命率舰队镇压武昌起义，见水兵多同情革命，自己又不愿为清廷卖命，最后选择告病离队，这是“中策”；真正的“上策”，是他离开后由黄钟瑛等人率舰起义，投向革命阵营。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依我看，你若效法黄钟瑛，才是真正出路。”
这一番讲述，对林遵触动极大。1949年4月23日，他终于做出决定，率第二舰队在江阴起义，随即编入华东军区海军序列。这一举动，为渡江战役及日后华东地区的海防建设打下基础。可以说，这背后也有吴石推波助澜的一份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内部曾有一批极为重要的国防部机密档案——约五百多箱。白崇禧、陈诚主张全部运往台湾保存。吴石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将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建议把这批档案先转移到福州。他的打算很清楚：战事发展到一定阶段，自己在福州起义，就有机会把这些资料完好无损地交给解放军。
1949年7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随国民党当局撤往台湾。为了取得当局信任，他甚至把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年幼孩子一并带去，彻底断绝了“脚踏两条船”的可能。等到福州解放后，他事先安排好的亲信王强，将那批档案交给了接管军队。这一批资料，对掌握旧军队情况、整理战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四、虎穴忠魂：台湾刑场与迟到的烈士证书
渡江之后，战局迅速明朗。大陆大局基本底定，而台湾则成为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最后据点。也正因为如此，潜伏在台湾的中共地下组织，以及像吴石这样的高级线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1949年10月24日，三野第十兵团发起金门战役，因准备不足而失利。这次战役暴露出对台湾方面情报掌握不足的问题，中共中央对台湾岛内的隐蔽战线更加重视。华东局专门派朱谌之到香港，与吴石建立专门联络。
在台湾，吴石凭借职务，继续接触重要军事决策和部署。他获得的部分情报，通过朱谌之送往香港，再转交内地，有几份还直接呈报给毛泽东。毛在看过后，询问情报来源，得知是香港一名女特派员与“密使一号”接头送来，随口嘱咐身边人：“给他们记一功。”一句轻描淡写，背后却是对那条生命线重要性的清楚认知。
然而，从1949年年底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逐步加强对台湾中共地下党的清查。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人蔡孝乾被捕。经不住严刑拷打，他在很短时间内叛变，供出大量组织情况。
据公开资料统计，这次泄密直接牵连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六百余人，另有近百名无辜群众受牵连。吴石、陈宝仓等人的身份与活动渠道，也在蔡孝乾的供述中暴露无遗。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逮捕吴石。在他家中，特务搜出了他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这成了直接证据。他被关进一个狭小阴暗的牢房，面积不足五平方米，很快又被塞进更多“嫌疑人”，人满为患。
当时吴石已经57岁，本就有严重高血压。长期审讯与折磨之下，他曾在牢里突然昏倒。医生诊断为脑溢血风险极高。特务一度担忧“人没审完先死在监狱里”，只好把牢里其他人调开一部分，给他留出一点空间。
在长达百余天的关押期间，每到夜里十一点左右，他常被提走，直到次日才被押回。各种酷刑轮番上阵，却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更多内容。特务事后承认，“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这句话本身，也算是一种侧面的证明。
身体上的摧残极其残酷。他的一只眼睛被折磨到几乎失明，双腿严重浮肿，走路困难，大部分时间甚至没法平躺，只能靠在墙边勉强休息。即便如此，他对组织、对同伴的身份始终守口如瓶。
蒋介石得知审讯进展后，怒不可遏，下令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处以极刑。1950年6月10日，四人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行刑前，吴石神情平静，据传他缓缓吟诵了在狱中所作的一首诗，其中“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两句，颇见心迹：一生奉献于“忠与善”，最后却以这种方式结束，多少带着一丝冷静的自嘲，但更多的是对自己选择的认定——“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枪声落下后，负责拍照的记者依序记录每一具尸体的面貌。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死要见尸”，他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国民党军中身居要职的中将，竟然会在关键时刻倒向对立阵营。
这四人中，朱谌之是华东局派出的联络员。她牺牲后，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她为革命烈士，陈毅亲笔签署。陈宝仓将军的骨灰后来由教会人士运回大陆，1952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3年又举行了隆重公祭。
很遗憾，吴石这里，却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空白”。
解放后，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任职的何遂，得知吴石在台湾被害，曾多次向华东局反映情况，要求为其烈士身份作出确认。迟迟得不到正式答复，他内心难以平静，甚至因此急火攻心，旧病复发。这位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投身革新的老人，看到老友的结局长期悬而未决，自然难以释怀。
时间一晃到了1968年，何遂去世。又过了五年，他的子女为了替父辈完成心愿，给周恩来写信，详述吴石的经历，请求为其正名。
周恩来收到来信后，极为重视。他找来负责情报、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商议，又与叶剑英沟通。围绕着“是否认定为烈士”“如何评价一位旧军队高级将领的选择”等问题，相关部门内部存在不同意见，不少人顾虑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态度坚决：有贡献就要承认，不能因为出身、身份，就轻轻带过。叶剑英也明确支持。最后，毛泽东给出一句干脆话：“我支持。”
有了这四个字，事情终于有了结果。1973年，国家正式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其子女享受烈属待遇。一纸文件，看似简单，实则弥补了二十多年来留下的一个缺口。
五、晚年的家人与延续的风骨
吴石牺牲时，他的家人仍在台湾遭受牵连。夫人王碧奎被关押多年，历尽磨难。后来，在有关方面和故旧的努力下，她终于被营救出狱。
长期的颠沛流离和政治高压环境下，普通人很容易只想着“活下去”，不再提旧事。但从一些细节来看，这个家庭对吴石的选择，始终没有否认。
1980年，王碧奎赴美国洛杉矶定居。那时两个留在大陆的子女，已经在国家帮助下有机会出国探亲。几十年生离死别，一家人总算在异国重聚。对他们来说，很多记忆恐怕已经不适合反复触碰，但父亲的那段历史，从未被当作“避讳”。
1993年2月9日，王碧奎在美国病逝，享年九十岁。她这一生，从将军夫人到阶下囚，再到孤身海外度晚年，可谓跌宕。
1990年12月10日，时任国家安全部门领导的罗青长，接见了吴石的子女。他开门见山，说了一句话：“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又提到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专门叮嘱，要记住这些为国家统一事业作出贡献的“老朋友”。
在罗青长的概括里，有一段评价颇为中肯：吴石在解放战争关键阶段，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有利于加快军事进程，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最终还献出了生命，“这一点，不会被忘记”。
更能体现家风的一件小事，发生在1973年。河南省民政厅给吴石家人颁发烈士证，并发放了650元抚恤金。按当时的物价，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吴石的儿子吴韶成，一分钱没动，全部交作了党费。
这一举动，不是“作秀”，也难言“实用”。从心态上看，更像是一种朴素的态度：既然认同父亲的道路，那就按这条路的价值观行事。钱可以不要，但对父亲的评价、对那段历史的尊重，不能模糊。
如果把这条时间线拉长，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对照：1911年，18岁的吴石投身辛亥学生军，想的是“为国家出力”；1948年，他加入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军事情报，还是“为国家出力”；1950年，他在台湾刑场倒下，留下那句“凭将一掬丹心在”；1973年，周恩来、叶剑英据实力争，毛泽东一句“我支持”，让他的“身份”在新中国得到确认，也同样绕不过“国家利益”四个字。
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里看，吴石并非孤例。许多出身旧军队、旧政权体系的人，在关键关头做了艰难的站队选择。有的在战场起义，有的在情报线上默默承担风险，也有人被历史记住，也有人姓名湮没无闻。
吴石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身处的位置极为敏感：国防部参谋次长，手握大量军机；同时又作为潜伏者，长时间为另一个阵营提供关键信息。一个错误的判断，就可能牵连家属、旧友；一步走错，就可能连最后一点解释机会都没有。
正因为这样，1973年那场关于“是否追认”的讨论，才显得分量很重。它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定性，也是对那段复杂历史的一种态度：评价功过，不能只看出身，更要看在国家命运攸关时刻，他究竟站在什么位置上，做了什么事情，又付出了什么代价。
在福州螺洲镇吴厝村的那座老宅里，墙壁已经斑驳，门楣也不再显眼。但对熟悉那段故事的人来说，只要提起“吴石”这个名字，浮现的不会只是一个国民党中将的履历，而是一条在乱世中崎岖曲折、最终走向同一个方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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