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委省政府对南京博物院《江南春》画卷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 <>，调查结论和之前的几个疑点基本能对上，画卷是这样流落出去的：
关于《江南春》图卷。1997年7月初，时任总店书画库保管员兼销售员张某见到违规调拨至总店的《江南春》图卷标价25000元，认为有利可图，遂与其男友王某合谋，准备自己买下再加价转卖，并利用工作之便，将价格标签偷改为2500元。为规避总店工作人员不能购买店内商品的规定，也怕王某被店内同事认出，便安排王某的同事陈某某出面购买。同年7月8日，陈某某到总店经张某之手打9折后以2250元买走《江南春》图卷。为防止更改价格的行为被发现，张某故意将发票上的货号空置，不注明购买人姓名，并在商品名称栏中将《江南春》图卷写成“仇英山水”。
南博之前公布的那个2001年的发票，有货号，商品名称是“仿仇英山水”，价格是6800元。估计是另外一次文物出售，南博自己搞不清楚《江南春》的去处，发现了一张发票，就以为这个是出售《江南春》的发票。结果驴头不对马嘴。之前一个疑点就是艺兰斋陆某在1998年就拥有这幅画，在发票是2001年的。这个疑点按调查报告就能解释清楚了。
有些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书画库保管员就能如此胆大包天，修改价格标签，盗卖文物？
三十年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就是这样。
那个时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全国人民向钱看，到处都有“发财”机会。怎么“发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到处都是蛀虫。国企里面蛀虫尤其多，小蛀虫，比如仓库库管员修改仓单，盗卖仓库里的商品。大蛀虫做低企业净资产，化公为私连窝端。抓住一个机会，变现手中资源，立马“阶层跨越”。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南京文物总店肯定不止一个张某，全国文物行业也不只一个南京文物总店。那时候，各路“能人“都在想办法为自己捞钱。
之前联想成为舆论焦点的时候，我为联想说了几句话，被骂得狗血淋头。今天我还是一样，认为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当年的事情。联想的改制，按当年的标准，做的还是比较体面的，该走的审批流程也都走了。当年，比联想管理层做的更粗暴，更不要脸的企业改制太多了。
此外，那时的管理也很粗放，缺乏监督。张某同时兼任书画库保管员和销售员。这好比企业会计和出纳一个人兼任，不出问题才怪。调查报告中也有这样一句：“对总店账物不符、应该分设的岗位由一人兼任、缺乏监督制约等内部管理混乱问题放任不管、失管失察。”
那个时代，某银行前后三任支行行长，通过篡改财务报表和内部凭证，在接近10年的时间盗取了数十亿元资金没被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银行搞信息化，数据大集中，各个分支行数据需要汇总对账时，才被发现。
从南博的调查报告看，徐湖平在《江南春》这个事件上，主要是管理和领导责任，不是直接盗卖。但有了张某这样的小蛀虫，徐自己儿子就开文物商店，是大蛀虫的可能性很大。报告中也写道：徐湖平还涉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那个时代的大小蛀虫，现在很多都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安全落地了。如果没有《江南春》这次事件，已经退休17年的徐湖平大概可以安然度过余生。他自己也没想到，会栽在这一件和他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江南春》事件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舆情，也不会去翻三十年前的旧账，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也许就是历史的遗憾吧。
历史已经是历史，三十年前那个到处都是“发财机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当年的蛀虫被挖出来一个，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想把当年的蛀虫全都挖出来，把三十年前的旧账都翻一遍，也不现实。
还是得站在当下往前看。今天和三十年前比，反腐力度更大，组织管理也更精细，监察的技术手段也更多。像三十年前这样改个价格标签就盗卖，已经不可能了。这方面，中国社会毫无疑问是有进步的。
能不能彻底杜绝腐败？腐败只能减少，不可能彻底杜绝。除非把腐败合法化，否则任何社会都会存在腐败，只是程度不同。减少腐败，第一是组织和流程，防止出现兼任“会计和出纳”这种组织上的漏洞。流程上也要加强复核和审批。第二是技术，留痕，记录，分析，发现疑点。信息化，大数据、AI对反腐都有用。第三是加强反腐力度，保持高压不放松。我认为，现在的腐败比三十年前是显著减少的。
希望过去的蛀虫能更多被曝光，徐湖平这样的，抓出一个算一个。也希望未来的蛀虫越来越少。如回头看，发现过去的日子是有些不堪，你应该感到欣慰，说明社会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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