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以“蜀汉正统、晋承汉统”的核心主张打破传统史学叙事，却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被历代官修正史明确摒弃。从西晋至清代，各朝正史主编基于正统观、史学规范与历史现实，不仅拒绝采纳其核心观点，更直陈其谬误，将其史观归为私史异见，仅作为史料补充而非正统依据，形成了贯穿千年的史学共识。

西晋陈寿编撰《三国志》，作为三国史叙事的开山正史，其以曹魏为正统的定位，本身就是对后世《汉晋春秋》史观的先在否定。陈寿亲历三国乱世，任职蜀汉观阁令史时得以接触一手档案，治学秉持“实录无隐”原则。他在《三国志》中尊曹魏为正统，为魏帝立“纪”、蜀吴君主立“传”，明确“晋承魏统”的逻辑——这一立场既符合当时曹魏占据中原、受汉禅让的政治现实，也遵循“居正位、承正朔”的正统标准。对于习凿齿日后“晋承汉统”的主张，陈寿虽未直接辩驳，但《三国志》的叙事框架已奠定正统基调，成为后世正史主编坚守的圭臬，间接驳斥了《汉晋春秋》违背历史大势的论调。

唐代官修《晋书》由房玄龄、褚遂良等奉敕主编，其对《汉晋春秋》的驳斥尤为鲜明。房玄龄在《晋书·习凿齿传》中虽认可习凿齿的才学，却直指其史观“偏驳”，批评其“欲尊蜀汉而黜曹魏，违背天命人归之理”。《晋书》明确奉曹魏为正统，主张晋武帝司马炎承魏元帝禅让，是“顺天应人”的正统传承，直接摒弃《汉晋春秋》“跳过曹魏、晋承汉统”的核心逻辑。主编团队在编撰时，虽零星引用《汉晋春秋》的史事以丰富内容，却在“纪传体例”“正统论断”中坚守陈寿范式，本质是“取其史料、弃其史观”，以官方立场否定其核心主张。

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作为官方认可的通史典范，对《汉晋春秋》的史观提出直接批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魏纪一》开篇即言：“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正统，故以魏为正统，盖取其居中原、受汉禅也。”他认为习凿齿“尊蜀黜魏”是“私意偏见”，违背“王道正统在中原、在承统”的史学原则。司马光指出，蜀汉虽为汉室后裔，但偏居一隅、未统一天下，若以其为正统，则“无视中原之主、天命之归”，不符合史学“辨名分、正纲纪”的宗旨。《资治通鉴》的叙事严格遵循“魏纪—晋纪”脉络，将蜀汉、东吴归为“列国”，以主编视角明确驳斥《汉晋春秋》的正统谬论。

清代官修《明史》及《四库全书》史部校订，由张廷玉、纪昀等主编，完成了对《汉晋春秋》史观的最终定调与驳斥。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直言《汉晋春秋》“其书以蜀为正统，魏为篡逆……盖凿齿当东晋偏安之时，意欲借此以申其恢复之志，故黜魏而尊蜀，以明正统所在”，直接点出其史观源于东晋偏安的政治诉求，而非客观史实。张廷玉主编《明史》时，延续历代正史“曹魏正统”的立场，在相关列传中凡涉三国正统问题，均以《三国志》《资治通鉴》为据，批评《汉晋春秋》“混淆正统、违背史法”。清代主编团队将《汉晋春秋》归入“杂史”类，明确其“非正史之流、仅备史料参考”的定位，彻底否定其核心观点的官方价值。

此外，南北朝时期《宋书》《南齐书》的主编沈约、萧子显，虽承晋为正统，却未追溯蜀汉为正统源头，实则间接否定《汉晋春秋》“晋承汉统”的逻辑。沈约在《宋书·武帝纪》中强调晋“承魏之统”，萧子显在《南齐书·高帝纪》中沿用此论，均以官方正史立场暗斥习凿齿的史观割裂正统传承。

纵观千年史学长河，历代正史对《汉晋春秋》的摒弃与批评始终如一。各朝正史主编基于对历史现实、正统原则与史学规范的坚守，直陈其因政治诉求、地域立场扭曲史实的谬误。《汉晋春秋》虽为史学名著，但其核心史观终因违背客观史实与正统规范，未能进入官方正史体系，而“晋承魏统、曹魏正统”的叙事，则在正史的坚守与批评中成为定论，彰显了官方史学“守正斥异”的鲜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