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的深秋，赣州郊外的老槐树下，21岁的徐荣发第一次抬头看见满树金黄的落叶，那一刻他忽然明白自己要一路画下去。高考刚恢复，他的准考证还热乎，父母叮嘱的“好好读书，别淘气”声声在耳，可他心里盘旋的只有画布与炭笔。自小沉默寡言的他，把情绪全塞进速写本，早晨鸡鸣、傍晚炊烟，都被定格成线条与光影。
大学四年，他几乎天天泡在画室。午后阳光透过玻璃，刷在石膏像上，他常对同学说：“看看这块阴影，它不安分得很。”别人听不懂，他也懒得解释。1981年夏天，毕业分配落脚南方冶金学院。他拿到报到证时笑得很淡，旁人却觉得他这张娃娃脸里藏着不小的野心。
最初的几年，教师岗位平稳得像一条不翻波的河，他按时上课、尽职备课，但晚自习后，总要独自钻进狭小的宿舍继续创作。妻子田梅是校医，相识不到半年便结婚。小日子有房、有编制、有孩子，旁人直夸有福气。可对徐荣发来说，固定工资单有点像画框，把他套得透不过气。
1992年秋，他第一次提出南下广州闯一闯。田梅愣了：“房子票证全在这儿，你图什么？”他埋头把画笔插进桶里，只回了五个字：“想换条路走。”这短短一句，后来在两口子的争吵声里被不断放大。四年拉锯后，1996年春，他递交辞呈，校长劝了足足三小时，“发子，你不说话，不代表外头能接受沉默。”徐荣发答得干脆：“我得试。”
广州的节奏像上了发条。贵族学校礼仪繁琐、家长应酬多，他那副清高脾气处处磕碰。短短八个月，他因“沟通能力不足”被辞退。离校那天，他把一卷素描纸塞进行李箱，自言自语：“技艺管饱，别丢。”接下来半年，他辗转二十多家培训机构，简历发到手起茧，却没有下文。停职留薪一年期满，老东家催促他返岗，他羞于回头，只能继续硬撑。
1997年冬天，他带着仅剩的数百元车费回赣州。校门口贴着新老师的照片，他站了几分钟，什么也没说，转身往城郊走。家里的米缸见底，田梅忍了又忍，终究没再忍住：“去找份班上！”他摇头，沉进画里。为了省钱，他把捡来的木板刮平当画布，炭笔磨秃就把木炭棒劈开用。颜料见底，他甚至试过用红砖灰、茶水、烟灰调色，效果古怪，却别有味道。
2000年前后，村里人已习惯看他推着破手推车，沿街翻垃圾桶。他一边捡瓶子，一边把木板靠在墙边写生，小孩围着起哄，他像没听见。有一次下大雨，田梅收拾包袱，抱着十岁的儿子冲他吼：“你到底要画到什么时候？”他低头擦水，不敢回视，嘴里只挤出一句：“等有一天有人懂。”母子俩翌日便走，他没有追。
之后七八年，他几乎隐形在城市旮旯。人们只记得“那个满身油污的怪人”，却不知他每天清晨在老城区石板路上构图：砖缝里的草根、烟火巷子里的老门匾、菜市场尖锐的叫卖声，都化成炭笔下的流线。他说不出复杂的艺术理论，却能精准捕捉贫民窟里晾衣杆的色温差。
2008年4月，一个背包客女孩路过赣州古浮桥，瞥见他当街落笔。木板上寥寥几笔，桥洞早晨的雾气被勾勒得柔而不散。女孩凑近惊呼：“天哪，这老伯是宝藏！”她拍照发到论坛：“拾荒画家，草根里的天才。”帖子一夜之间被顶到首页，数十家媒体蜂拥而至。
“让开，我想看看这张板子。”一名记者弯腰翻他的旧画。他抬头，脸上依旧是熟悉的木然。有人问：“被发现激动吗？”他只说：“画还没画完。”风把他的话吹散，人群却听得似懂非懂。
舆论热潮搅动了当地文联。那年5月，赣州市文联美协请他进会馆评审。展厅里灯光雪亮，他的木板画连排悬挂。几位专家轮番端详，相互对眼神，又回到原位。末了，领头人缓缓放下老花镜：“线条扎实，但缺乏灵魂。”简单八个字，现场瞬间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嗡嗡。徐荣发眼里隐约发红，却弯腰把作品一块块收入灰色蛇皮袋。这句评语，像给他四十年的执拗落了戛然而止的锤子，又像把多余期待打散，他反而松了口长气。
记者堵在门口追访：“老师，失望吗？”他把蛇皮袋往肩上一拎，停顿几秒：“人活着，总得干点顺心的事。”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会馆。街角夕阳打在他背影，瘦削，倔强，与多年前那个青年并无二致。
之后很长时间，他依旧天天出现在老浮桥一带，仍旧捡瓶、画木板，也依旧不与人多言。但偶尔有人听见他碎念：“不知道孩子长多高了。”这些碎念，和他画里的暗纹一样，隐而不宣。
坊间后来争论不断：“美协说他无灵魂，那网上大呼天才的是谁？”有人遗憾他的技法止步九十年代，也有人嘲笑他自毁前程。可在他自己的时间轴里，世俗的坐标早已模糊：从槐树叶落的1977，到评审灯光刺眼的2008，他一直在画，一直在等。或许等的不是名气，而是某天能把磨破的画布塞进行囊，踩上返程的客车，安静敲开一扇许久未归的家门。
他没说出口的事很简单——若有机会，再教孩子握笔画第一只麻雀。那一刻，木板、蛇皮袋、满城尘土，都能轻轻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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