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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江苏徐圩地区气温骤降至零下，全球首例“核能供热与发电双堆协同运行”工程在此正式奠基。该项目启动，标志着我国核电发展迈入全新阶段——不再局限于电力生产，而是系统性切入工业级热能供应这一长期空白的战略方向，在国际能源版图中激起深远回响。
而就在半年前，远隔八千公里的法国正经历罕见高温炙烤，罗纳河因持续干旱水位锐减、水体升温超标，致使冷却能力严重不足，多座核电设施被迫降低功率运行，部分机组甚至临时关停。曾以核电供应全国约70%电量的法国，竟因气候异常陷入区域性供电紧张局面。
一端是中国核电的强势跃升，另一端是法国核电的结构性承压，这般鲜明对照令人感慨万千：48年前，法国是向中国传授核电知识的“授业导师”，而彼时的中国，尚处于技术摸索初期，只能以谦逊姿态汲取经验。这场角色翻转的背后，折射出两国在能源战略选择、产业组织逻辑与人才培育机制上的深层分野。
将时光拨回1978年1月，法国总理雷蒙·巴尔率团访华。此次外交行程表面是礼节性往来，实则承载着紧迫的经济使命——法国亟需通过核电技术出口缓解财政压力。
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重创法国能源安全，时任总统蓬皮杜迅速推出“梅斯梅尔计划”，目标是在十五年内建成十三座核电站，实现能源自主。
至70年代末，法国已全面掌握成熟可靠的压水堆（M310）设计与建造能力，但高昂研发成本亟待市场摊销，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由此成为首选合作对象。
1978年12月，中方在会见法国外贸部长期间，当场拍板引进两套核电设备，这便是日后大亚湾核电站的初始构想。当时国内外汇储备极为有限，却仍毅然筹措数十亿美元专项资金，只为换取通往核电大门的“技术通行证”。
彼时的中国，对核电全链条认知近乎空白，整体处于高度依赖状态。1982年中法签署技术合作备忘录后，法方派遣逾千名工程师常驻大亚湾工地，从钢筋标号、焊缝工艺到混凝土配比，所有关键参数均由法方主导设定。
中国技术人员如同初入学堂的学生，白天全程跟岗记录操作细节，深夜挑灯逐页翻译数以万计的技术图纸，争分夺秒完成知识沉淀与技术内化。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外表恭谨的“求学者”，内心早已埋下自主创新的火种。中国核电发展的真正拐点，并非始于某项重大突破，而是悄然萌发于大亚湾建设现场的一次技术坚持——一次看似微小却意义非凡的“不盲从”。
施工期间，中方地质勘测团队发现，法方提供的地基设计方案与实地岩土条件存在明显偏差，若照图施工，极可能引发长期不均匀沉降，威胁电站结构安全。
按惯例，“学徒”理应无条件执行“师傅”指令，但中方工程团队基于严谨测算，坚持提出设计优化建议，并要求重新校核基础参数。这是中国核电人首次主动挑战既有技术权威，最终推动法方团队实质性调整原方案，迈出本地化适配的关键一步。
真正的技术跃迁发生在秦山二期工程。该项目令当年参与指导的法国专家至今难以释怀：中方在完整接收M310压水堆技术包后，并未止步于复刻移植，而是立足国情展开深度再设计。
原设计采用三回路冷却系统，中方经百余次工况模拟，将其精简为双回路；原堆芯配置157组燃料组件，被重新布局为121组。此类调整并非出于成本压缩考量，而是精准匹配当时国内电网调峰能力薄弱、负荷波动大的现实约束，同步强化了事故工况下的安全裕度。
改造完成后，秦山二期国产化率跃升至55.2%，当首台机组顺利并网、稳定输出清洁电能时，法国同行才真正意识到：中国从未甘于充当技术组装车间，而是志在构建一套完全自主、适配本土、具备进化能力的核电技术体系。
在中国核电人潜心钻研、持续迭代的二十年间，法国核电却逐步显现出系统性疲态，患上典型的“高阶平台依赖症”。弗拉芒维尔3号机组（Flamanville-3）正是这一困境的集中缩影。
该机组本被寄予厚望，作为欧洲压水堆（EPR）技术的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原计划2012年投运，预算造价33亿欧元。然而直至2026年初，项目才勉强进入商业运行阶段，工期延误长达12年，总投入飙升至132亿欧元，超支幅度高达300%。
导致法国核电困局的核心症结，在于人才梯队断层。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欧洲社会对核能接受度显著下降，法国虽维持核电主体地位，但新建项目审批趋严、人才培养节奏放缓。
资深核电工程师大批退休，而新生代更倾向投身金融、人工智能等高薪行业，核电一线运维、设备制造等关键岗位面临“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双重压力，专业力量持续萎缩。
人才缺口进一步传导至产业链上下游，阿海珐（Areva）与法国电力公司（EDF）深陷经营性亏损，债务负担沉重，既无力支撑前沿技术研发，也难以为存量机组提供及时有效的延寿升级服务。
当前法国在运57台核电机组中，超七成服役年限超过30年。若要保障其未来20年安全稳定运行，预计需投入4600亿欧元实施全面延寿改造，但如此巨额资金的筹措路径至今尚未明确。
与中国核电稳健扩张态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核电产业正呈现全域式跃进格局，多项核心指标稳居世界首位。
据2026年初权威统计，我国已投运核电机组达59台，在建机组53台，总装机容量突破1.25亿千瓦，连续六年保持全球第一规模优势。
截至2026年1月1日，仅中国核电集团一家，即控股运营27台在运机组，装机容量2621.20万千瓦；另有18台在建及核准待建机组，装机容量2064.70万千瓦；同时，其新能源板块控股装机已达4157.27万千瓦，形成核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新格局。
更具说服力的是知识产权产出的跨越式增长。2008年，我国核电领域专利授权量在全球占比仅为1.3%，基本处于技术跟随者位置；至2023年，该比例跃升至13.4%，首次登顶全球榜首。
“十四五”期间，中国核电累计研发投入近190亿元，提交专利申请逾1500件，获国家授权专利超4000项，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提升至88.6%，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显著增强。
中法之间已形成清晰可见的技术代际差。当法国工程师仍在攻克EPR三代机组焊缝质量稳定性难题时，中国四代核电技术已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
2023年正式商运的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是全球首座投入商业化运行的第四代核反应堆，其技术成熟度与工程可靠性较欧美同类项目领先10—15年。
建设效率差距更为直观。我国“华龙一号”机组平均建设周期控制在7年左右（约84个月），而同期欧美同类项目普遍耗时15年以上。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工期压缩意味着成本优化、风险降低与市场响应提速，中国核电的高效执行力，正加速重构全球核电竞争规则。
中国核电的纵深拓展，还体现在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宽。“核能供热+发电”双堆耦合项目于2026年1月在江苏徐圩启动，是我国核电由单一电力供给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的重大实践，成功打破“核电=发电”的传统认知边界，开辟核能在化工、冶金、海水淡化等工业热源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新路径。
回溯中国核电48载奋进征程，这是一场静水流深、厚积薄发的战略突围。四十余年前，我们捧着外汇奔赴法国，学习如何用核裂变点亮城市灯火。
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仅掌握全套设计、建造、运维能力，更将核能延伸至供热、制氢、同位素生产等多元场景，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中国标准、中国装备与中国解决方案。
中国核电崛起并无神秘公式，其本质是一国对“产业主权”的坚定守护——从最初整套引进、虚心求教，到中期消化吸收、系统再造，再到如今原创引领、标准输出，每一步都扎根实际、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有人将法国核电的式微归因于战略傲慢，实则这映射的是工业化演进的客观规律：一旦实体经济投入减弱、基础研究投入缩水、核心岗位吸引力下降，技术生态便难以维系良性循环，产业竞争力终将滑坡。
如今，中国核电已手握四代堆、小型堆、快堆等多条技术路线的全球领先成果，正加速推进对欧技术合作与项目落地。当中国新一代核电装备与智能运维系统登陆欧洲大陆时，那个曾经执鞭授课的“法国老师”，是否已准备好以开放心态迎接角色转换，向昔日学生虚心取经？这一问，已成为国际能源界最值得期待的答案之一。
中国核电的逆袭之路，不仅重塑了世界核能产业的竞争格局，更为全球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范式：唯有锚定自主创新主轴、筑牢人才培育根基、紧扣本国发展实际，方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赢得战略主动，构建起韧性更强、可持续性更高的现代工业体系，从根本上规避技术依附与产业空心化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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