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6日清晨，长江上的一艘客渡刚靠武汉汉口江滩，船员领着乘警走向船尾——那儿蹲着个瘦小的男孩，背着半旧书包，腕上还拎着个用红头绳扎紧的布口袋。问他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他脆生生地回答：“去北京，找外公毛主席。”船舱里顿时炸开了锅，谁也没见过如此大胆的娃。
小男孩名叫宋阳正，九岁，湖南石门人。为了这趟远行，他先在镇上取了母亲托付的十块钱，又把平日攒下的几元零花塞进口袋。随后悄悄混上开往汉口的客船，再准备换乘京广线列车北上。对他来说，行李只有半袋炒米和几块红薯干，却装着一个说什么也要完成的使命——替母亲陈国生讨一个“公道”。
就在同一时刻，石门县城的巷子里，陈国生已急得双眼通红。儿子午后还答应去银行，转眼便没了踪影。附近的稻田、渡口、祠堂，她挨家挨户寻遍，连河道都雇人打捞，一宿无果。谁都没想到，这孩子竟跑了几百里路外。
要说宋阳正为何如此执拗，得从母亲的身世讲起。陈国生不是一般的乡下妇女，她是毛主席堂妹毛泽建的养女。毛泽建1905年出生，在战火中成长成革命者，1929年8月壮烈牺牲，那年她才24岁。牺牲前，她已把襁褓中的养女托付给亲人。陈国生自此隐姓埋名，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毛岸英回韶山探亲时才打听到这位表侄女的下落。
1951年春，中央政务活动紧锣密鼓。毛主席抽空邀请失散多年的外甥女进京小住。陈国生带着年幼的儿子第一次踏进中南海，在丰泽园见到了“舅舅”。那是一段温暖又匆忙的相聚，主席送书、握手、嘱咐她安心生活。可惜一别匆匆，两人竟忘记留下合影。返回石门后，围观的乡亲们却不买账：既然你说自己见过大人物，照片呢？证据呢？冷嘲热讽不绝于耳：“真是主席亲戚，咋还住土屋，种水稻？”一句句风凉话像鞭子抽在陈国生心头。
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九岁的他揣着最质朴的念头：既然大人不信，那就再去一趟北京，请外公证明。于是，两年后的暑气尚未褪去，他说走就走。别看年纪小，他心里算盘打得响：先渡江到武汉，再坐火车入京，进城后去找母亲常念叨的“田叔叔”——主席秘书田家英。
火车的蒸汽汽笛拉长在夜空。车窗外灯火一闪即逝，宋阳正抱着口袋坐在硬座角落，嘴里嚼着干红薯。对面旅客问他去哪儿，他又清脆地回一句“找外公”。大家半信半疑，却也替这孩子捏了把汗。
抵达北京那晚，天色已深。善良的工人师傅给他指了方向：“前面西长安街，问问路，好找得到。”小家伙循着记忆里的地名，一路摸到田家英的住处。门铃响了，田家英披衣而出，眼前这孩子满脸风尘，却态度镇定：“田叔叔，我是陈国生的儿子，想见外公。”田家英愣了两秒，旋即让他进屋，忙倒热水，边递馒头边安慰：“别急，先把肚子填饱。”
翌日清早，田家英进了丰泽园，向主席汇报这桩稀奇事。“主席，陈国生的娃跑来了，身份证明都带齐了，人没受伤，就是饿坏了。”毛泽东放下茶杯，想了片刻，对秘书说：“先安顿好他，再写信给国生，让她别担心。”说罢，主席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百元大钞，那是他不久前发表文章的稿费。他掸了掸边上的毛边，递给田家英：“把孩子送回去，这钱给他们路费和买本子。”
当时的一百块，可是地道的巨款——乡下人一年的口粮也超不过这数目。田家英照办，立即电告石门，确认孩子平安。几天后，宋阳正坐上了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吉普，司机一脚油门把他送回了家。陈国生见到儿子，先是激动得抱着不放，继而接到主席的亲笔信，终于热泪滚落。那些围观的乡亲在院外挤成一团，一张张写着惊讶与敬佩的脸，让多年的冷言冷语戛然而止。
“毛主席真写信啦？”“还给了一百块？”人群里此起彼伏，“原来她真的不是吹牛。”风声一夜传遍山村，嘲笑变成了敬重。日后有人再议论，老人们便摇头：“那可是主席亲笔回信，谁敢不信？”
孩子的念书问题依然得自己解决。可主席并没忘记这门亲情。1955年6月，他再度约见陈国生。北京的初夏阳光直射，毛主席穿着那件熟悉的灰色中山装，步子略显沉稳。见面时，他仔仔细细询问：粮票够不够、工資挣多少、孩子上学是否顺当。得知陈国生夫妇每月收入捉襟见肘，他招呼身边干部：“他们符合困难补助条件，落实一下。”二十元贴补不算多，却解了燃眉之急。
席间放映纪录片，大伙儿同坐灰布沙发看得津津有味。散场前，陈国生鼓足勇气，说：“舅舅，这次能合个影吗？”毛主席哈哈一笑：“该照，应该留个影子，让后人别再疑神疑鬼。”闪光灯一亮，定格了那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几天后，她揣着照片和补助金回到石门，昔日的流言不攻自破。
千里赴京的宋阳正逐渐长大，没进京上学，却也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县里中学。后来当过兵，也在地方粮站做过统计。他常对同事提起那次北上：“那趟火车我饿坏了，可最难忘的，是在秘书家吃的热白馒头。”语气质朴，却听得出少年心事已成成年男人的怀旧。
至于那张与毛主席的合影，陈国生一直挂在堂屋正中。她嘱咐子女，做人要沉稳，不可攀附。“主席对我们够意思，但咱不能给他添麻烦。”1990年，她已年近花甲。面对采访镜头，她重申自己是养女，“没有血缘，可舅舅把我当亲的，我也把自己当毛家的半个女儿”。那些年，她拿到的不是特权，而是一份温热的体恤。
19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各类关系户上京求学、求官、求物资的故事，比比皆是。毛泽东作为国家元首，日夜应对内务、外事，仍不忘以最简洁的方式处理亲友求助：不越纪律，不伤感情。对亲人，能帮的，是拿出私人稿费；不能做的，就一口回绝——“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搞特殊化。”这句话，他曾多次强调，也身体力行。
若干年后，宋阳正回忆那封夹着一百元的信，说了句：“外公做人，硬气！”便转身去忙自家的农活。陈国生也没再拿“伟人亲戚”示人，她的自豪，早已在心里长成一棵安静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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