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若想真正改写全球权力格局，唯一可行路径便是重拾明朝全盛期所展现的陆海协同治理智慧，进而锻造出人类历史上首个兼具大陆纵深与海洋延展能力的‘复合型战略主体’。”
美国知名地缘政治学者哈尔·布兰兹于2026年2月初在彭博社发表署名专栏，这一论断迅速席卷华盛顿政策圈，成为智库会议、国会听证与五角大楼内部简报中的高频关键词。
那么，他究竟在表达怎样一种判断？难道当代中国的崛起，竟需依赖一场跨越六个世纪的历史回溯才能完成？
屏幕上的“明朝幽灵”
2026年初的华盛顿，寒雾笼罩着波托马克河沿岸。当你步入K街那些玻璃幕墙后掩映着“全球战略研究中心”“亚太安全倡议所”等铭牌的办公空间，会发现几乎所有茶水间与视频会议背景板上，都正循环播放着同一则新闻推送——彭博社刚刚上线的深度评论。
执笔人正是哈尔·布兰兹，这位隶属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在那个霜色未消的清晨，向西方战略界投下了一枚思想深弹。
他并未纠缠于芯片出口管制清单的更新节奏，也未细究关岛基地新增的反导拦截单元数量，而是将镜头缓缓拉远，越过太平洋、印度洋与中亚腹地，最终定格在15世纪初的南京龙江港。
其核心主张斩钉截铁：中国若要实质性重塑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秩序，必须演化为一种前所未有的“陆海双轨驱动型力量结构”，其范式原型，正出自永乐时代的明帝国。
乍听之下近乎玄幻——当量子计算正在重构战争算法、高超音速滑翔体已压缩洲际反应窗口至分钟级，一位美国顶级战略推演者却在警示本国决策层：真正的威胁，可能来自一支精神上重返郑和舰队时代的对手。
但若拨开修辞表层，深入布兰兹的论证肌理，便会察觉这份警觉背后潜藏的真实逻辑支点。
他当然无意鼓动中国复建福船舰队，其所指涉的是一种结构性能力迁移：向西贯通欧亚大陆交通动脉，激活古丝绸之路的现代经济脉搏；向东挺进西太平洋纵深海域，锻造具备全球部署能力的远洋防卫体系——这正是他定义的“双向锚定战略”。
此类观点之所以在2026年初引发连锁震动，源于美国战略界正经历一场系统性认知失衡。
回溯2025年全年，这种不安情绪已具象化为一系列政策裂痕：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重启“交易优先”外交哲学，其对多边机制的持续疏离，使跨大西洋与印太同盟网络出现明显松动迹象。
他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举动，并非偶然失礼，而是一次有意识的战略退场——将原本由G20、WTO等平台承载的规则协商，全面置换为双边关税谈判桌上的即时博弈。其直接后果是：那枚曾象征全球领导权的“世界稳定器”徽章，因维系成本持续攀升与国内支持率下滑，正被越来越多本应佩戴它的盟友悄然摘下。
而布兰兹此时召唤“明朝幽灵”，实则是以历史隐喻承认一个美方长期回避的现实：单靠海上封锁与岛链围堵，已无法有效迟滞对手的战略展开，因为对方正将广袤陆域转化为弹性流动的“战略海洋”。
“双海困境”
理解这种深层焦虑，需回溯至1938年那个关键坐标点。彼时，地缘政治理论奠基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留下一句穿透时空的断言：“内阁更迭如常，政权轮替不息，唯有山川地貌恒久不变。”
地理的刚性约束从未因技术跃进而消解。布兰兹及其同僚清醒意识到：即便F-35战机航程覆盖半个地球，美军仍被困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沟壑之间——物理地形对军事行动的制约力，依然坚不可摧。
中国的地理位置天然构成一种战略悖论：背倚欧亚大陆最大陆块，直面西太平洋最广阔海域。
在经典西方地缘学框架中，这被视为难以调和的张力——陆权国家往往聚焦资源内聚与边界防御（如沙俄），海权国家则倾力构建制海权与全球补给网（如大英帝国）。试图同步主导两大空间的帝国，从哈布斯堡到拿破仑法国，最终皆因战线过载而崩解。
但布兰兹担忧的，恰恰是中国正将这种“悖论”升维为“优势叠加”：把横贯亚欧的铁路网、能源管道与数字基建，编织成可替代海运的韧性通道；同时加速推进航母编队、远程反舰体系与海外保障节点建设，形成跨洋存在能力。反观美国，东西海岸虽曾是天然屏障，如今却日益显露出双重属性：既是安全缓冲带，亦是战略盲区。
观察2025年密集爆发的贸易争端与外交疏离事件，即可洞察其地缘困局本质：因远离欧亚大陆核心地带，介入区域事务的成本持续走高；又因本土距离过近，战略收缩的诱惑始终存在。这种根植于地理禀赋的“舒适感”，正悄然侵蚀其全球行动意志。
当白宫在安全承诺履行上设置附加条件时，背后驱动的正是深嵌于国家基因中的“大陆孤立主义”惯性。
布兰兹看得极为透彻：一旦美国实质性收缩至北美大陆，而中国成功整合欧亚大陆经济—安全—信息网络，“美国世纪”的叙事基础将面临结构性瓦解。
旧船票登不上新客船
不过，布兰兹将当代中国类比为明朝，这一修辞本身便暴露出某种认知偏差。
翻开史册，1368至1644年的明王朝确曾缔造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郑和七下西洋，其宝船排水量达万吨级，远超同期欧洲旗舰数倍；按麦迪森历史GDP数据库测算，15世纪初大明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逾三成，稳居世界第一。
但这个庞大帝国最终衰亡于内部治理失序与对外交流封闭。郑和船队的壮举，核心目标在于宣示皇权正统、构建等级化的朝贡礼仪体系，而非开拓市场、积累资本或输出制度。
强行将今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海军现代化进程，套入明代朝贡逻辑框架，无异于宣称SpaceX星舰是宋代火药火箭的工程迭代——表面看有技术传承，实则使命、逻辑与文明维度皆不可通约。
早在2025年3月，《光明日报》刊发专题文章《新时代陆海统筹：超越传统地缘范式的战略升维》，对概念内涵作出权威界定：此举绝非效仿纳粹德国“生存空间论”或日本军国主义“南进政策”，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构建抗压性强、自主可控的发展生态。
华为遭遇的5G标准围堵、全球芯片供应链多次断裂、关键矿产进口通道波动……这些现实痛点，正是推动中国同步强化陆上走廊与海上通道的根本动因。
这不是为了重现万邦来贺的仪式盛景，而是为确保发展命脉不被外部力量随意掐断。
当马六甲海峡通行权面临不确定性时，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吉乌铁路就是战略备份；当中欧班列遭遇政治干扰时，南海护航编队与海南自贸港就是海上支撑点。
布兰兹仅捕捉到行为表象的相似性，却未能识别驱动逻辑的本质差异：明朝追求的是“秩序象征”（以朝贡维系天下观），当代中国谋求的是“系统韧性”（以互联互通保障发展权）。
将这种基于生存需求与发展权捍卫的战略突围，曲解为谋求排他性霸权秩序，本质上是将自身霸权维护焦虑，投射至他国正当发展诉求之上。
美国露怯
事实上，布兰兹本人在2026年这篇专栏中已不经意流露战略疲态。
这位曾以强硬对华立场著称的学者，罕见坦承了一个关键事实：维持对华战略威慑的边际成本，已逼近美国财政可持续性与社会共识承受力的临界点。这句直白陈述，其分量远超所有宏大历史类比。
美国当前面临的真正挑战，从来不是中国是否在复刻明朝，而是它自身尚未找到新定位：继续扮演全球秩序担保人？联邦赤字与中期选举压力使其难以为继；彻底转向美洲大陆专注内政？日韩澳新等盟友早已启动多元化安全合作布局。
这种方向迷失带来的战略恍惚，才是华盛顿政策层持续失眠的病灶所在。
大国竞合的衡量标尺已然迁移：明代较量的是粮仓丰歉与丝绸产量，那是农耕文明的巅峰对决；当今比拼的是AI训练算力密度、跨境支付系统稳定性、气候治理规则话语权等新型权力载体。
试图用15世纪的“华夷秩序”模型去解构21世纪的“数字丝路”实践，这种思维代差造成的认知障碍，比喜马拉雅山脉更为难以逾越。
历史或许存在节奏呼应，但绝不会机械重复同一段旋律。
哈尔·布兰兹从斯特拉斯堡议会关于中欧投资协定的辩论声中，听出了明成祖遣使琉球的号角余响，这固然展现了非凡的学术想象力，却可能导向致命的战略误判。
中国并无意愿复活一个六百年前的古典帝国，毕竟那段历史的终章，写满了财政崩溃、技术停滞与文明内耗。
真正令华盛顿脊背发凉的，并非一个沉溺于怀旧叙事的竞争者，而是一个正在生成全新文明操作系统、具备双域资源配置能力、且拒绝嵌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旧轨道的现代国家。
这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规模、可在帕米尔高原部署5G基站的同时于南海岛礁部署相控阵雷达、既深耕RCEP区域经济整合又牵头制定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复合型文明体。
结语
终结“美国世纪”的钥匙，不在紫禁城的故纸堆里，而在华盛顿自身的政策摇摆中——只要它持续在“单极独舞”与“大陆退守”之间来回切换节奏，历史的天平便自然倾斜。
信息来源：
《哈尔·布兰兹：超级大国时代，地理仍然决定命运》2026年2月3日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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