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南昌起义，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都是周总理、贺龙和叶挺等人，不过，其实当时还有个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却被开除出党。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人，后来还成了新中国的首任部长。
这个人，就是谭平山。他到底是谁？又有什么样的传奇经历呢？
广东佛山高明区明城镇，如今是热闹的城镇，可在1886年，这里还满是农田。就在这一年，谭平山出生在当地一个普通人家，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全靠父亲走街串巷做裁缝活，母亲在家帮人缝补衣物，勉强凑够一家几口的饭钱。
虽说家境贫寒，但谭平山的父亲心里清楚，农村孩子要想跳出农门，唯有读书这条路。所以哪怕自己省吃俭用，甚至偶尔向邻里借钱，也坚持送谭平山去学堂。
谭平山也没辜负父亲的苦心，从小就透着股机灵劲儿，记性特别好，老师教的内容很快就能掌握。
凭着这股韧劲，他一路求学，先是考进了广州的两广优级师范，后来又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全国顶尖学府的人，街坊邻居都把他当成自家孩子的榜样。
在北大读书那几年，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北大校园，学生们都沸腾了。谭平山跟着同学们一起，举着写有“还我青岛”的小旗子，涌上街头游行抗议。
队伍走到赵家楼时，大家怒火中烧，冲进了汉奸曹汝霖的宅子，还放火烧了屋子。可没等大家高兴多久，军警就赶来了，谭平山和不少同学都被抓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待的那几天，谭平山没闲着，他反复琢磨：光靠喊口号、烧房子，根本改变不了国家被欺负的命运，得找条更实在的救国路。
从北大毕业后，谭平山回到了广东，在一所学校当老师。课堂上，他给学生讲文化知识；课后，他悄悄联系那些和自己一样想救国的人。
1920年，他和好友谭植棠一起，办了一份叫《广东群报》的报纸。那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十月革命、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这份报纸就专门介绍这些新思想，每期印出来后，他们就骑着自行车送到各个学校、工厂，让更多人看到。
没过多久，他又牵头成立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把年轻人聚集起来讨论救国理想，慢慢成了广东地区革命活动的核心人物，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
1921年，陈独秀来到广东，想在这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谭平山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拜访。两人一见面，就救国救民的话题聊得停不下来，想法不谋而合。
很快，他们就一起组建了广州共产党小组，谭平山担任支部书记。那时候共产党刚成立没多久，没多少人手，也没多少经费，谭平山几乎是身兼数职。
他既是组织者，要联系各地的进步人士；又是宣传员，经常骑着自行车，跑遍广州的工厂车间和乡村田野，跟工人、农民聊天，告诉他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改变命运。
凭着出色的能力和对革命的热情，从党的二大到五大，谭平山每次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到了五大的时候，还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除此之外，谭平山还有个特殊身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这还要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说起了。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想改组国民党，可缺懂革命、有能力的人帮忙。谭平山在广东声望高，又熟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情况，于是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那段时间，他特别忙，白天在国民党机关处理党务，晚上又匆匆赶回共产党这边参加会议，成了连接两党的“桥梁”。他还借着这个机会，把不少可靠的共产党员安排到国民党的关键岗位上，为后来的革命埋下了重要的种子。
谁知道，到了1927年，革命形势就变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街上到处是抓共产党人的军警，不少革命群众倒在血泊里。
没等大家缓过劲，7月汪精卫在武汉也跟着搞“清党”，曾经并肩作战的盟友转眼成了刽子手，大革命就这么一夜之间垮了。
当时谭平山正在武汉当国民政府农政部长，天天忙着推动农民运动，结果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曾经的“同志”举起屠刀。他急得满嘴起泡，连着几晚在办公室里转圈，根本合不上眼。
但共产党人没被吓住，大伙都有在想：光靠嘴说不行，得拿枪反抗，最后把武装起义的地点定在了南昌。
7月底，谭平山连夜赶到九江，跟李立三他们凑在一间小客栈里商量起义的细节。
那会儿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十一军都驻扎在南昌附近，可部队名义上还挂着国民党的牌子。要是直接打共产党的旗号，不仅士兵可能不理解，还会把国民党里的左派推走。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定了个主意：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起起义，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团主席，就落在了谭平山身上，毕竟他在国民党里有威望，又跟共产党一条心。
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的枪声突然响起来，打破了夜的安静。起义军没费多大劲就控制了全城。
谭平山穿着军装，站在原省政府的院子里，对着聚集过来的士兵和群众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看着眼前的人群，他心里热乎乎的，觉得就算眼下难，中国革命总算有了新奔头。
可谁能想到，起义刚过一周，武汉国民党中央就发文件，把谭平山的国民党党籍给开除了；更让他心里疼的是，11月中共中央也下了决定，把他的党籍也除了。
说起来这事儿挺憋屈：起义前张国焘从上海过来，说要等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让马上动手。谭平山本来就急得上火，跟身边一个师长念叨了句“再这么拦着，干脆把他扣下来”。
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共产国际代表耳朵里，那时候党内“左”倾思想正厉害，觉得他这是“要搞党内暗杀”，直接就把他开除了。
后来周总理回忆起这事还叹气：“当时哪怕给个警告，或者送他去莫斯科学习，也比开除党籍强啊。”
一下子被两个党“扔下”，谭平山心里像扎了根刺，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革命。1928年他躲到香港，在油麻地租了个小阁楼，一边养着起义时累出来的肺病，一边在报纸上写文章，把蒋介石搞独裁、杀老百姓的事儿全抖出来。
“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偷偷回了内地，组织抗日团体，跑遍各地演讲，喊着要团结起来打日本人。蒋介石知道他有号召力，派人找他，说只要回国民党，给个部长当当。
谭平山却说：“我当年跟着孙中山闹革命，是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不是来给你当独裁的帮凶！”
抗战胜利之后，谭平山看清了蒋介石要打内战的真面目，又跑到了香港，联合李济深等人成立了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专门跟蒋介石对着干。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各党派一起开新政协、建设新中国。谭平山看到消息的当天，就拍板要北上。
那时候从香港去解放区可不容易，国民党特务在码头盯得紧。他乔装成做生意的老商人，戴着旧毡帽，揣着假身份证明，躲在货轮的底舱里，颠了好几天才到东北。
到哈尔滨的时候，他衣服上还沾着船底的煤尘，一见到中共中央派来的李富春，就紧紧攥着人家的手，声音都有点发颤：“我等这一天等了大半辈子，总算能跟着共产党一起建个老百姓的国家了！”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的时候，谭平山当选了主席团常务委员。开会那天，他特意从包里掏出两个用绸子包着的小本子，一个是1924年的国民党党员证，封皮都磨白了；另一个是1921年广州共产党小组的活动证，纸都发脆了。
他举着这两个证跟大家说：“我这辈子，一会儿是国民党，一会儿没了党籍，可不管身份怎么变，跟着革命走的心思从来没歪过！”
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谭平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毛泽东主席按下升旗按钮，五星红旗一点点升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他想起20多年前南昌起义的枪声，想起被两党开除时的迷茫，再看看眼前满城的欢呼，心里满是感慨：这辈子的盼头，总算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让谭平山当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这职位就跟现在的监察部长差不多，管的就是官员作风、贪腐这些事儿。
那时候他已经63岁了，头发都白了大半，可干劲比年轻人还足。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办公室，桌上堆着各地报上来的监察案子，他都一页页仔细看。
刚建国那几年，有些干部经不起诱惑，收礼、占公家便宜的事儿时有发生。谭平山听说后，亲自带队下基层，有时候坐火车硬座，有时候搭农民的牛车，一路走一路查。
1956年4月，70岁的谭平山在北京病逝。
临终前，他躺在病床上，拉着身边工作人员的手，声音虽然轻，却很坚定：“监察这活儿不能松啊……得盯着干部们，别忘了咱们是为老百姓做事的，可不能走旧社会当官捞好处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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