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拉斯维加斯，两人因接触“疑似生物材料，包括装有未知液体的冰箱”后“病危”入院。执法部门迅速采取行动，捣毁了位于郊区住宅内的一处非法实验室。但这绝非普通的冰毒制造窝点。据指控，该场所内充斥着数以千计的致命病原体。
联邦调查局随后启动了正式调查。国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加州的这处生物实验室曾获得来自国外银行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并在现场保存了1000多只转基因小鼠，以及包括艾滋病毒、疟疾、新冠病毒甚至埃博拉病毒在内的多种疾病样本。
美国方面当下正在追问，究竟还有多少此类实验室潜伏在暗处。而在澳大利亚，我们同样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正将尖端的生物技术下放到普通人手中。
曾几何时，制造生物武器需要博士级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多年的实践经验。而今，人工智能或许就能教会你需要掌握的一切。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公开可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某些基准测试中，其表现甚至超过了94%拥有博士学位的病毒学家。更专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协助你在自家客厅里设计蛋白质或基因序列。谷歌的工程师甚至创建了一个完全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虚拟实验室”，用于设计和合成新的化合物。
此外，致命病毒的基因序列在互联网上唾手可得。“下一代毒株”和“病原体网络”等开源数据库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分享成果的平台，旨在加速新疫苗或抗生素的研发。
这些资源同样可能被恶意行为者利用，他们可以借此“选购”病原体，然后付费给合成生物学公司，要求其按单定制DNA序列。
一些学者担忧，这种局面意味着“没有任何致病生物能够被永久根除”。例如在2020年，瑞士科学家仅凭几周前从海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DNA序列，就在瑞士尚未报告任何人类感染病例之前，成功在实验室中重现了导致新冠大流行的病毒样本。
对于潜在的恐怖分子而言，后院生物实验室可能是一个“低风险、高回报”的选项。
随着澳大利亚政治动机暴力威胁的增加，主权公民、极右翼团体或其他类型的极端分子尝试利用生物手段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也在上升。如果邦迪袭击案或珀斯入侵日袭击事件的肇事者使用的是病毒而非枪支炸弹，后果将不堪设想，死亡人数恐将成倍增加。
正如我在2024年所指出的，澳大利亚在监管后院实验室制造病原体方面存在关键漏洞：
首先，我们的法律仅在物理世界中生效，并未覆盖虚拟世界，且难以适应新兴技术的发展。
澳大利亚的“安全敏感制剂”计划是按名称来管控特定病原体的。这意味着任何新发明的疾病都不在管控之列。一位观察家曾形象地比喻，这就像是“有人拿了一枚手榴弹，把它涂成不同的颜色，然后大摇大摆地通过机场安检而畅行无阻”。
第三，我们的监管体系分散在十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大学和资助机构之间。在如此复杂的架构下，难免会有疏漏之处。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缺乏透明度，即便是澳大利亚授权的实验室也往往在保密的阴影下运作。目前并没有一份公开可查的名单来告知公众究竟是谁获准处理这些疾病。
尽管已有人尝试绘制此类实验室的地图，但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估计，澳大利亚从事高危疾病研究的实验室数量约在15到40个之间。
更为糟糕的是，尽管实验室监管和安全准则不断加强，失误仍难以避免。实验室泄漏病毒、工作人员感染以及记录保存不善的情况时有发生，近期一项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关于事故的记录和报告普遍不佳”。
另一个潜在风险在于，收入微薄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可能会为了利益在黑市上出售相关知识。
澳大利亚需要重新审视其监管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技术的方法。目前，人们甚至无需许可证即可在线购买合成DNA，这引入了巨大的风险。
用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人工智能工具开发者也需要内置防护机制，以防止技术被滥用。同时，我们需要确保从事病原体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学生是值得信赖的。
此外，澳大利亚还可以在推动建立统一的全球危险疾病获取监管框架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新成立的澳大利亚疾病控制中心同样肩负重任。它可以向医学界和公众普及关于后院生物实验室及其对公共卫生威胁的知识。
该中心还可以协调涉及疾病监管的各个政府机构。此外，它应推动建立更全面的实验室事故和事件公开报告制度，并推动将“安全敏感”制剂计划进行调整，以适应现代研究的需求。
公众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其用途如何，一旦发现可疑的非法实验室，应立即报告。正是来自公众的一则匿名举报，才促成了上周针对拉斯维加斯非法实验室的突击搜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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