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8424,我最喜欢。」

2024年夏天,94岁的吴明珠被推进吐鲁番的瓜棚。她已认不出身边任何人,咬了一口西瓜,却说出这句话。

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武汉最受宠的富家千金,25岁那年趁父母熟睡连夜前往新疆,父亲放话要断绝父女关系。

正是这个决定,让14亿中国人在几十年后实现了"吃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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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55年深秋,武汉。

25岁的吴明珠站在父亲面前,手里攥着一张调令申请表,纸角都被汗浸湿了。她刚从北京中央农村工作部请调新疆,手续还没办完,消息就传回了武汉。

父亲把茶杯往桌上一顿,茶水溅出来,洇湿了桌布。

「你在北京待得好好的,去新疆干什么?那种地方,你受得了?」

吴明珠没吭声。

母亲坐在旁边抹眼泪。吴明珠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上头有哥哥,从小被捧在手心。小时候她要自己洗衣服,父亲把她的手从盆里拽出来,说水太凉,不让碰。哥哥每天接送她上学放学,书包从来不让她背。

这样的家庭,养出来的女儿,要去新疆种地。

「你要是敢走,就当没有这个女儿。」

父亲撂下这句话,转身进了房间,把门摔上了。

吴明珠太了解父亲——嘴上狠,心里软,只是舍不得。但她也清楚,当面走,母亲一定会拦在门口不让出去。

夜里,吴明珠等父母房间的灯灭了,轻手轻脚拎起一个帆布包,里头塞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两本农学笔记。

她摸黑穿过客厅,拉开大门,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父母的房间,转身出了门。

当晚,吴明珠登上了开往西北的列车。

火车一路向西,穿过河南、陕西、甘肃,窗外的绿色一点点褪去,换成灰黄的沙石和偶尔闪过的骆驼刺。

车厢里大多是响应国家号召去西部工作的年轻人,有的唱歌,有的打牌,吴明珠靠在窗边,盯着窗外发呆。

五年前,1950年,吴明珠考入西南农学院园艺系。那一届学生里,有后来培育出杂交水稻的袁隆平,有后来成为蚕学遗传育种专家的向仲怀。这批人后来几乎撑起了中国农业科学的半壁江山,但那时候,他们只是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入学第一堂实践课,吴明珠就栽了跟头。

课上要求每人分一块长20米、宽2米的地,用锄头翻15公分深。这活计对农村来的学生不算什么,但吴明珠连锄头都没摸过。

她双手握住锄柄使劲往下刨——锄头歪了,锄柄砸在自己脚背上。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咬着嘴唇没哭出来。旁边同学跑过来要帮忙,她摇头,把锄头举起来,一下一下接着刨。

收工的时候,她手掌磨出几个水泡,两个已经破了。

四年大学读下来,水泡变成了老茧,再也不是父亲口中"碰不得凉水"的手了。

21岁生日那天,她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

1953年毕业,吴明珠先分到重庆西南农林局做技术员,第二年调到北京,进了中央农村工作部。

北京的工作体面、稳定,很多人梦寐以求。但吴明珠总觉得不对劲。她学的是果蔬专业,天天坐办公室看文件、写报告,离土地越来越远。

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这片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各行各业急缺人才,尤其缺农业技术人员。

吐鲁番号称"瓜果之乡",哈密瓜和葡萄闻名全国。但吴明珠从农学角度清楚一件事:任何瓜果品种,如果没有专业的提纯复壮和育种改良,用不了多少年就会退化,品质下降,甚至灭绝。吐鲁番的瓜好吃,但能好吃多久,没人说得准。

她调令申请递上去,领导不批。理由很简单:中央机关缺人,而且吴明珠是女同志,新疆条件太苦。

吴明珠接连写了三份申请。第一份被退回,第二份被搁置,第三份直接递到了更上一级。

组织上终于松了口。

但家里这一关,比组织上难过得多。父亲那句"断绝关系"不是说着玩的。

所以她选择了深夜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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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55年12月,吴明珠到了乌鲁木齐。

组织安排她在乌鲁木齐地委农村工作部做干事。这个岗位离瓜田太远,坐办公室的日子跟北京没两样。几个月后,吴明珠又打报告,申请去基层。

她要去鄯善县。

鄯善在吐鲁番盆地东部,《西游记》里火焰山的地界。夏季地表温度常超70摄氏度,气温过40度是家常便饭,最热时逼近50度。空气干得能让嘴唇在几小时内裂开,风沙刮起来,沙粒打脸跟针扎一样。

1956年8月,吴明珠到了鄯善县农技站,任副站长。

头一个月,她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

南方姑娘从小吃米饭喝汤,到了这儿主食是馕——干硬的面饼,掰开来碎渣直掉。菜是羊肉,炖的烤的煮的,花样不少,但对吴明珠来说都一个字:腥。

第一次吃手抓羊肉,是在一户维吾尔族老乡家里。主人家把最好的肉摆在她面前,吴明珠不好意思拒绝,夹了一块塞进嘴里。腥膻味直冲鼻腔,胃里一阵翻涌。她笑着点头说好吃,趁人不注意溜到院子外面吐了。

吐完回来,坐下接着吃。

睡觉也是难题。南方人没睡过炕,吐鲁番的火炕烧得烫,后背贴上去发热,前胸又冷。翻来覆去一夜,天亮了浑身酸疼。更要命的是虱子,藏在被褥里,半夜咬得她到处抓,胳膊腿上全是红疙瘩。

但这些,跟后来的工作比起来,都不算什么。

吐鲁番号称瓜果之乡,到底有多少品种的甜瓜?各品种性状如何?种在哪里?谁家有?没人说得清。

没有基础数据,育种无从谈起。

1958年开始,吴明珠带着水壶和馕,和同事一起下乡。目标是走遍吐鲁番地区所有生产队,把当地每一个甜瓜品种都找到、记录在案。

吐鲁番地区下辖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个县,面积将近七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是戈壁和荒漠。生产队散落在各个绿洲上,彼此隔着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无人区。

那个年代出行基本靠两条腿,条件好时能骑毛驴。吴明珠1米55的个头,体重不到90斤,扛着帆布包,里头装着笔记本、量尺、种子袋、一壶水、两块馕,顶着四五十度的高温往戈壁里走。

有一回,她听说鄯善县底坎儿乡有一种品质极好的甜瓜,叫"阿衣斯汗可可奇",当地老乡口口相传了好几代。

吴明珠决定去找。

从农技站到底坎儿乡要走几百里,中间要穿一大片戈壁。她和一位同事天没亮就出发,带了干粮和水,骑一头毛驴。

吐鲁番的夏天,早上六七点太阳已经很毒。中午地面温度超过70度,石头烫手,沙子能煎鸡蛋。毛驴走着走着不肯挪步——蹄子烫得不敢往下踩。吴明珠下来牵着驴走,鞋底薄,脚掌隔着鞋都烫得发疼。

走到下午,水壶见底,馕啃了两块,嗓子干得说不出话。远处地平线上热浪蒸腾,看什么都在晃。

天黑之前,他们没能到底坎儿。

戈壁的夜晚跟白天是两个极端。气温骤降,冷风灌进领口。更要紧的是这一带有狼。

两人不敢再走,在路边发现一个废弃砖窑,窑洞半塌,勉强能挡风。旁边有烧窑工留下的旧毡毯,脏兮兮的全是灰。两人把毡毯裹上,背靠背坐在窑洞边,听着远处不知是风声还是什么动物的叫声,硬挨了一夜。

第二天、第三天接着走。

整整三天,他们终于找到了"阿衣斯汗可可奇"。吴明珠蹲在地头,记录果形、皮色、瓤色、含糖量、种子特征,又收了一批种子装进布袋。

这样的路,接下来三年里,她走了300多趟。

有时候一个生产队只有三五户人家,散落在戈壁边缘一小片绿洲上,种着几亩瓜。吴明珠一家一家问,一块地一块地看,一个品种一个品种记。蹲在瓜地里,用手掂瓜的重量,用小刀切开看瓤色,用折光仪测甜度,工工整整写进笔记本。

三年下来,笔记本攒了厚厚一摞,鞋底磨穿好几双,脸和胳膊晒得黝黑,嘴唇常年干裂。

但数据出来了。

到1962年底,吴明珠和同事把吐鲁番地区所有甜瓜品种收集齐全——44个地方品种,新疆甜瓜第一份资源档案。

这份档案,是后来一切育种工作的起点。

当时新疆的甜瓜虽然好吃,但品种退化严重。很多老品种含糖量一年不如一年,果形越来越不规整。不进行人工提纯和育种,再过几十年,这些品种可能一个都留不住。吴明珠做的事,相当于赶在品种灭绝之前,把家底全部抢救了出来。

走访中,当地维吾尔族老乡渐渐认识了这个瘦小的汉族姑娘。她能吃馕,能骑驴,还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跟谁都能聊几句。

老乡们给她起了个名字——"阿依木汗"。

翻成汉语:月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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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档案建好了,下一步是育种。

外行觉得育种简单——挑好品种种就行了。实际操作远比想象复杂。

第一步是提纯。一个地方品种种了几百年,基因混杂,同一品种的瓜甜度不同,大小不同,成熟期也不同。要把最优性状固定下来,得年复一年地种植、筛选、淘汰、再种植。

第二步是杂交。培育新品种,就得让不同品种配对杂交,把各自优点组合到一起。比如一个品种特别甜但不耐运输,另一个皮厚耐运但不够甜,能不能杂交出又甜又耐运的?理论上可以,但杂交后代的性状组合是随机的,可能试上百个组合,才出一个合格的。

培育一个新品种,从杂交到定型,通常需要8到10年。

国外很多育种专家穷尽一生,也不过培育三五个品种。

吴明珠太清楚时间的分量。一年只有一个生长季,一个品种试验10年,一辈子能做几个?

1973年,她提出一个方案。

吐鲁番种植季在春夏,秋冬天冷瓜长不了。但中国还有一个地方四季温暖——海南岛。秋冬把种子带到海南种一季,春夏回新疆再种一季,一年就能种两到三季,育种速度翻倍。

这个方法后来叫"南繁北育"。

从那以后,吴明珠的日子变成固定模式:春夏在新疆吐鲁番,秋冬到海南。两头跑,一年365天,几乎没有一天离开过瓜田。

这种候鸟般的日子,她一过就是几十年。

别人问苦不苦,她说:「一天不去瓜地就难受。」

凭着这样的节奏,吴明珠和团队从44个地方品种中,陆续选育出红心脆、香梨黄、小青皮等一批新品种。其中红心脆品质最佳,瓤色鲜红、含糖量高、口感脆甜,一推出就成了吐鲁番的拳头产品,出口香港,连续畅销30年不衰。

新品种推广后,吐鲁番的瓜农实打实尝到了甜头。鄯善、吐鲁番等地涌现出一批"甜瓜致富村"。以前瓜卖不上价,品种好了,产量稳了,甜度高了,一亩瓜地的收入翻了好几倍。

但吴明珠个人的代价,也在同步累积。

1965年,她怀上第一个孩子。

那时她正在火焰山中段的吐峪沟蹲点,做甜瓜田间试验。吐峪沟是吐鲁番最热的地方之一,沟谷狭窄,热气散不出去,走廊上挂的温度计经常指向50度以上。

怀孕头三个月,孕吐剧烈。吴明珠本就瘦,吃什么吐什么,体重一路往下掉,最低时只剩70多斤。

但试验停不了。甜瓜花期就那么几天,错过得再等一年。

她照常每天下地,蹲在瓜田里授粉、记录、测量。中午最热时扛不住了,就走到地头水渠边坐下,把双脚泡进渠水里降温,缓过劲来接着干。

出远门时,她还骑毛驴穿戈壁。70多斤的身子坐在驴背上摇摇晃晃。

生下孩子不到三个月,吴明珠就面临一个选择——甜瓜育种刚起步,她是技术负责人,走不开。鄯善没条件带孩子,也没亲人帮忙。

最后,母亲从武汉赶来,把三个月大的孩子带回了老家。

这一别,就是好多年。

孩子在武汉长大,管舅母叫"妈妈",见到亲妈反而不认识。

有一年孩子上小学,姥姥送他上了去吐鲁番的火车,在站台上千叮万嘱:「下了火车,来接你的那个人,就是你妈妈。记住了。」

小男孩点头。

火车到站,他下了车,左看右看,站台上没人接。

吴明珠那天在瓜地里忙,忘了儿子今天到。

天色暗下来,小男孩站在陌生的车站广场上,不知道往哪走。他不知道地址,不知道电话号码,只知道妈妈叫吴明珠。

他哭了。

幸好吐鲁番老百姓认识吴明珠。一个路过的维吾尔族大叔问清情况,把小男孩一路领到了农技站。

吴明珠从瓜地赶回来,看到儿子站在办公室门口,眼眶红红的。

她蹲下来想抱他,孩子往后退了一步。

不叫妈妈。

一直到20多岁,他才开口叫了第一声"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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