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一大特质，便是凡事皆录、有据可查。从国史、省志、府县方志，到家族谱牒、碑刻铭文，历史被层层记录、代代传承。过去，史料多藏于秘阁、专属于少数史家；而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普及，正史与方志全民可阅，考古证据公开可验，曾经被刻意扭曲、移花接木的历史谬说，终将在阳光之下无处遁形。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正是这场全民证史浪潮中，最具标志性的一场正本清源。

长期以来，“襄阳说”以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为据，强行将汉水南岸的襄阳隆中，塞入汉水北岸的南阳郡邓县版图，更无视一个基本常识：东汉三国只有南阳郡，并无“南阳城”，今日南阳彼时为宛县，而襄阳隆中彼时属南郡襄阳县，与南阳郡无涉。襄阳说的整套叙事，建立在混淆郡与县、割裂地理边界、篡改行政沿革的基础之上，本质是瞒天过海、指鹿为马。

其一，正史无一字支撑诸葛亮躬耕襄阳。陈寿《三国志》正文无“隆中”二字，更无诸葛亮隐居襄阳、刘备三顾江南的记载；诸葛亮《出师表》自陈“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是当事人第一手铁证，其所言“南阳”，指向南阳郡治宛城（今南阳），是两汉三国以郡名代郡治的通行惯例，绝非襄阳一隅。襄阳说抛开本人自述、无视正史原文，仅以后世私史注文为圭臬，本末倒置。

其二，地理与行政区划铁证，彻底戳穿“隆中属邓县”谎言。东汉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天然界河，江北为南阳，江南为南郡，这是《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确立的铁律。邓县在汉水北岸，隆中在汉水南岸，隔江分属两郡，绝无“江南之地归江北郡管辖”的反常建制。所谓“北周隆中始划入襄阳”，更是无稽之谈——建安十三年襄阳郡设立，隆中即归襄阳郡管辖，与南阳郡彻底分离，诸葛亮上《出师表》时，此地已不属南阳郡近二十年，时空逻辑完全崩塌。

其三，考古实证链，让襄阳说彻底失语。历史不是口头传说，更不是文学演绎，而是埋在地下的实物证据。南阳卧龙岗考古发掘，出土与诸葛亮躬耕时段高度吻合的东汉铁犁铧、半地穴式房基、“南阳”铭文陶片、灌溉渠遗迹，形成文献+地理+考古三重实证闭环。反观襄阳隆中，无任何可印证汉末躬耕生活的核心考古发现，所谓“故居”，多为后世附会营建，无一字可证诸葛亮曾踏足宛城之外的襄阳隆中。

更值得警惕的是，襄阳说为自圆其说，刻意混淆“南阳郡”与“宛县”，用郡名偷换县名，用后世区划篡改汉晋版图，甚至误导公众认知、扭曲教育与文旅宣传。这种做法，既是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文化的透支。

如今，全民证史的时代已经到来。摄像头让街头小偷绝迹，大数据与AI让历史造假无所遁形。每个人都能查阅正史、比对方志、核验考古报告，曾经被少数人垄断的历史解释权，回归全体国人手中。襄阳说赖以生存的信息差、史料垄断、地域叙事，在全民监督与科学考证面前，已然走到尽头。

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遮蔽。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写在《出师表》里的誓言，是刻在考古土层里的印记，是载在历代方志里的共识。襄阳说若继续固守谬说、拒不认错，只会在历史与民意的双重检验下，愈发站不住脚。

回头是岸，才是唯一出路。尊重正史、尊重考古、尊重诸葛亮本人自述，放弃移花接木的历史编造，回归客观公正的历史认知，才是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对后人负责。千年公案，终有定论；全民证史，真相大白。诸葛亮躬耕地的真正答案，从来不在襄阳的传说里，而在南阳的正史、方志与考古铁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