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堪称古代中国史上最分裂的时期，众多政权割据，谁的武力强盛，谁就能自立为王，中国也因此进入了“礼崩乐坏”时期。
直到赵匡胤终结乱世建立大宋，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更迭局面和各自占山为王互不臣服的割据状况，总算大体结束。
五代十国的乱世，给新朝的统治者带来哪些启示？
大宋朝建立了，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在大宋王朝君臣的心头上：
如何找到开太平的长久之计？宋朝靠什么稳固江山？
在宋代开国君臣心目中，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政权不断更迭，导致帝国四分五裂的历史教训，使得君臣上下对王朝兴亡和传统沦落的忧患意识相当深刻，而且已经普遍成为当时人自觉的思考起点，无论在皇帝或在大臣中都是如此。
这使得他们始终在考虑，怎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内忧外患”。
据说，宋太祖常常会突然地让大臣“陈当今已施行，可利于后世者”，当大臣议论了很多大政方针后，宋太祖还意犹未尽地“俾更言其上者”。所谓“其上者”，就是提出更根本性的问题和更根本性的策略。
宋太祖就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如何？”
追问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病根，探寻新的治道，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开出“太平”。
而赵普回答宋太祖时说的“道理最大”，也是试图从根本处着手，在思想上重建政治伦理与文化秩序。
在思想上重建政治伦理与文化秩序。
于是，宋代初期的以下举措，就相当有意味——
首先，通过礼制的恢复与重建，由一系列的礼仪，确认权力的天赋正当性。
其次，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帝国系统，恢复和确认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秩序，安定天下，以获得民众的认同。
再次，恢复与重建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有效性，通过知识的教育和考试培养和选拔帝国的士大夫官僚，确立制度化的文化象征系统，重新凸显传统经典与主流思想的权威，建立明确的、清晰的思想秩序。
宋朝如何从内而外建立同一的新思想稳定政权？
今天，我们跟随葛兆光老师，走进《中国思想史》宋朝现场，看看当时的回答。
中国思想史·修订本
葛兆光著
“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
在经历了唐五代的乱糟糟局面之后，帝国权威失坠状况仍然延续，思想秩序依然紊乱，刚刚建立的新王朝，究竟会是五代之后的“六代”，还是大唐之后的“大宋”？
人们如何确信这是一个拥有合理性的合法权力？
本来，赵宋王朝的合法性是由武力赋予的，但是，尽管平定天下的武功，已经在疆域上支持了王朝的存在，“杯酒释兵权”的谋略，已经在制度上有效地解除了内部的威胁，可是，在皇权不仅要证明自己“奉天承运”，还要证明自己“有德配之”的古代中国，也许还需要一系列文化策略，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就像古人所说的“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于是，宋代初期的以下举措——
通过礼制的恢复与重建，确认权力的天赋正当性
古代中国所有的王朝，都曾经借助一系列的仪式与象征，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这叫“奉天承运”。
就连那个不太看得起繁文缛节的宋太祖，也很快明白了这个道理，觉得“古礼亦不可废也”。于是，从太祖开始，北宋的皇帝一直在通过仪式确立与强化皇权的合法性。
开宝元年，太祖接受了“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的称号，表示自己确实是奉了天命；这一年十一月，还“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改元”，从此，赵宋王朝初步开始了塑造“奉天承运”形象的过程。
当然，真正开始全面重塑王朝与皇权的合法性，重建宋代华夏文化的神圣性，是在“澶渊之盟”之后。
通过种种形式塑造“奉天承运”的表演，到宋真宗时达到了高潮。大中祥符年间，泰山祭天、汾阴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陈述自己“启运大同，惟宋受命”、“肇启皇宋，混一方舆”，甚至导演天书频降、天尊托梦，编造赵氏是人皇后裔、轩辕子孙的神话，仿佛这样就使赵宋王朝得到了天地与神灵所庇佑与承认的“正统”。
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帝国系统
恢复和确认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秩序
仅仅依靠象征性的仪式，是不能彻底解决王朝合法性，更不能塑造皇权神圣性的。
所以与此同时，宋代前期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也在相当有效地强化着国家权威。例如“杯酒释兵权”、地方官中通判的设立、取消宰相“撤座”和“赐茶”等。
这种强化皇权的思路，当然目的是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在那个需要抵御异族入侵，恢复社会秩序，重建民族自信的时代，它在某种意义上维系了民众对帝国和秩序的认同感，因此，当它成为所谓“至公之道”的时候，它就为皇权赢得了不言而喻的合法性。
葛兆光教授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件逸事来说明君主和士大夫在建立思想文明秩序上的统一诉求：
一个叫孔承恭的大理寺丞曾经建议，朝廷应该在两京、诸道，各于要害处设木刻上“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这些规则，并要求“违者论如律”。他觉得，把儒家伦理提升到法家律令，就可以“兴礼让而厚风俗”。
这是一个“人多笑其迂阔”的人，可正是在类似这样的建议中，却包含了知识阶层一种相当普遍的诉求，就是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清整秩序，延续传统儒法合一的思路，把法律延伸到礼俗，把礼俗升格为法律，并用此来重新确立思想、伦理和生活的规则。
通过培养和选拔士大夫官僚，建立明确清晰的思想秩序
毕竟帝国权威与思想秩序的合法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依靠权力的惩罚与规训上，它仍需要思想、文化与教育的支持。
“盖天下之事，虽贵于守法，而亦不可一付于法”，只有依赖传统经典的权威，并经由士大夫阶层表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才能有效地支持政治制度与社会伦理，并保证帝国的秩序。
因此，从宋初开始，皇权就逐渐把自己与士大夫阶层联系起来，据说宋太祖虽然本不是文化人，但是相当喜欢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相传他所制定的优待文人政策，也相当深地影响着时尚。
宋太宗的时代，则有意扩大取士的范围，造就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宋太宗即位之初，取士就从最初的每年三十人增加到一百零九人，而且“自是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余一人”，“自唐以来未有也”。
这一重文士的皇家取向，很快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也造就了一个明显的知识风气。
政府对文人的大量选拔与任用，集中士人修撰大部头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使知识似乎又一次恢复了庄严意义；而印刷术的发达，也使知识传播更加方便，知识风气在社会上愈加昌盛。
几十年间，赵宋王朝对于知识阶层的优遇和对于文化事业的支持，渐渐使知识阶层恢复了文化的自信，也渐渐赢得了知识阶层对于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
重新思考知识、思想和信仰有效性，要求思想转型
不过，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重建并没有那么容易，宋初的几十年始终是在唐五代的延长线上，唐五代以来旧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已经失去了约束力，而属于宋代自己的新共识又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使得宋代在真宗之前，不太像新王朝开端，却像旧时代的尾巴，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宋代尚未成为宋代。
当时关系到政治、思想与文化的，有五个问题是皇帝、官僚以及士大夫的共同关注焦点：“胡汉”“君臣”“文武”“儒佛”“南北”。这些涉及后世中国的五个重大问题，不仅引起人们的思考，也使得深藏在士人心底的忧患意识开始浮出水面，引出了士大夫对知识、思想和信仰有效性的重新思考。
于是，在政治改革之外，要求思想转型的大趋向，便渐渐地显露出来，这个转型的大趋向，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普遍的价值混乱情况下，重新确立传统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意义，以建立华夏民族自信与自尊。
其次，要重新建立思想世界，必须凸显“道理最大”，并将它笼罩和指导社会生活，使得政治、经济与文化都符合这一道理。
最后，重新建立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批评力与有效性，也必须提升文化的意义和士人的地位，并由迅速膨胀起来的士人阶层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为一种理想主义的思想提升运动奠定基础
开启属于宋代的思想史
观察整个宋代的思想史，我们看到逐渐被凸显的，是“天下”与“太平”、“道”与“理”、“心”与“性”这样一些超越具体君主、国家和个人的语词。
当士人在为“中国”焦虑的时候，他们说出来的却是“天下”；当他们讨论“道理”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普遍真理，“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当士人在为“富国强兵”忧心忡忡的时候，他们提出的目标却是“天下朝夕太平”；在士人逐渐感到皇权支持下实用策略在支配政治走向的时候，他们打出的牌却是这种看来并不能富国、强兵的“道理”；当社会生活尤其是日渐富裕的都市生活，使人们逐渐失去道德同一性基础的时候，他们提出的根本拯救办法，却是“心”与“性”的自觉，“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
他们坚持这种高调的理想主义，并把这种叫作“道学”或“理学”的思路，看成是拯救汉族中国的唯一途径，也是重新清整帝国政治秩序的唯一途径。
这种理想主义的思想提升运动，由于无法得到皇权的支持，所以最初只是士人中间一种值得尊敬的思潮。
不过，随着十一世纪下半叶一部分相当有影响的士人领袖在洛阳聚集，随着一些更深刻的理论和历史被叙述，当处于边缘的思想与边缘的权力逐渐互相结合时，它渐渐得到了很多士大夫的支持，也逐渐扩张了这一思潮的影响，这给后来宋代思想史的深刻转型，埋下了伏笔。
（以上内容节选自《中国思想史·修订本》，微信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段落、小标题有调整）
《中国思想史·修订本》
葛兆光 著
《中国思想史》为葛兆光教授学术奠基之作，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研究与描述。《中国思想史·修订本》是葛教授时隔25年后精心修订而成的全新版本，葛教授大幅度删减文字、改订结构、修订正文、增加补注、规范注释，使得这一个全新修订本体现了作者自初版25年来的治学进展，以及21世纪以来思想史方面的新资料、新发现，是为治思想史者必备的著作。
“老师说，应该反复读的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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