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翻她手机相册，最后一条是7月12日拍的晚霞，云边烧得发红，她配文：“今天头不太晕。”
她叫李心悦，20岁，辽宁岫岩人，去年暑假在家帮奶奶卖桃，骑电动车去镇上取快递，回来路上突然摔了一跤，没流血，但右胳膊抬不起来了。县医院做CT说“没事”，她信了。又过了三周，她说说话有点慢，像嘴被塞了团棉花。我妈陪她去市里的三甲，MRI一出，报告单上写着“右侧岛叶占位，边界不清，强化不均”——医生把“胶质母细胞瘤”这七个字念出来时，她正低头抠塑料椅子的扶手，指甲缝里还沾着桃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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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什么叫IDH野生型，什么叫MGMT未甲基化，只知道主治医生划掉“手术”两个字，说“切不了，风险太大”。后来查资料才明白，那地方长在脑子最忙的区域，管说话、管右手、管呼吸节奏，动一刀，可能人还在，但不会叫我们名字了。她开始吃替莫唑胺，药片是粉红色的，每天一次，吃三周停一周。第四周她开始吐，吐完坐在马桶盖上数自己掉了几根头发。我拍下来发朋友圈，没人评论，只有一条私信：“别乱吃，这药对野生型效果差。”发信人是华山医院神经肿瘤科的实习医生，他没留名字，只甩来一个PDF，标题是《2025 GBM诊疗共识更新版》。
11月底，她走路开始往右偏，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拽着。我们订了高铁票，从沈阳南站出发，她靠在我肩上睡着，呼吸很轻，我数她睫毛颤动的次数，一共23下。到上海是晚上十点，酒店电梯里她忽然扶墙干呕，吐不出来，只呛出两口酸水。第二天早上六点，她醒了，睁眼就问：“号挂上了吗？”我点头，她笑了一下，嘴角往左歪了一点，我说“别怕”，她没应，只是把手机递给我，相册里最新一张，是她用美颜相机拍的自己，眼睛睁得特别大，背景虚化成一片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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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号晚上十一点十七分，她在我怀里停止呼吸。没挣扎，没呻吟，像台用了太久的收音机，突然断了电。手机屏保还是那张晚霞图。我们没叫120，也没按人中，就守着，等她体温一点点凉下去。她妈一直攥着她左手，手指冰凉，指甲掐进我手背，我没躲。
上海冬雷脑科医院的号，2月11号上午九点，高亮主任门诊。我们没去成。不是没抢到，是根本没等到那天。她走前两天还能喝半碗米汤，走前一天说梦话，喊我小名，说“哥，桃子熟了，你替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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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哥哥删了所有社交平台动态，只剩一张画：铅笔素描，她扎马尾，站在一棵没叶子的桃树下，树干上刻着“2025.7.15”。那是她确诊后第一次化疗的日子。画纸右下角有行小字，我凑近才看清：“她走的时候，没插管，没气管切开，没心电监护仪滴滴响——就我们仨，在灯下，握着她的手。”
医保报销单我留着，42万3千多，自费31万8。其中2万7是买一种没进医保的靶向药，药瓶上印着英文，我到现在念不准。她走后第三天，我整理她抽屉，翻出一本小学作业本，扉页写着“李心悦，五年级二班”，下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火箭，箭头指着“我要当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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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赶上那个门诊。
也没等到新药进医保。
更没机会告诉医生，她其实不怕疼，就怕以后认不出我们。
她走的时候，手机还连着充电线。
屏幕暗了，没再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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