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李俊熙 文：风中赏叶
父亲确诊肺癌晚期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手术机会。医生说，时间大概还有半年。我们瞒了他三个月，直到他瘦得皮带扣不住，才在病床前说了实话。他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问了一个我们谁也没想到的问题：
“那我还能睡个整觉吗？”
那时我们不懂这句话的分量。
父亲年轻时是长途货车司机，四十年的方向盘，昼夜颠倒，三餐不定。我们家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是缺觉的。过年守岁，他靠在沙发上就能打鼾；出车回来，能连续睡十几个小时。小时候我总觉得，父亲的觉是欠了一辈子的债，退休后总能还上。
他没能等到退休。
癌症最先剥夺的不是他的胃口，不是他的力气，是他的睡眠。
起初是疼痛。骨转移的痛像钝刀子割肉，夜里尤甚。止痛药从一片加到两片，从口服变成贴剂。但他怕耐药，总偷偷减量。凌晨三点，我陪护时醒来，总看见他睁着眼盯着天花板，问他要不要加药，他摇头：“省着点，后面还长。”
他不知道后面已经不长了。
然后是呼吸。肿瘤压迫气管，平躺就会憋醒。他的枕头从一个加到两个，从半躺变成靠着被子卷坐睡。有一晚我推开病房门，看见他坐在床边，上半身趴在床头的柜子上，像开夜车间隙趴在方向盘上打盹。那个姿势，他保持了三十年。
最后是心衰。下肢水肿得厉害，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回弹。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常常刚睡着就突然惊醒，像被人掐住喉咙。他开始害怕床。有几次，他宁愿整夜坐在椅子上，也不敢躺下。
我们用了所有能用的办法：安眠药，医生开了最温和的那种；氧气机，24小时开着；升高的床头，垫高的枕头。我甚至学会了一套按摩手法，从肩颈到后背，希望能让他放松片刻。
都没用。
他太累了，却再也找不到一个安稳的姿势，把自己完全交给睡眠。
临终前两个月，父亲已经几乎不说完整的话了。有一天凌晨四点，我扶他上厕所，他瘦骨嶙峋的手突然握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
“这辈子……”他说，声音像风里的烛火，“我就想……自己睡着一次。”
不是无痛，不是治愈，不是再多活几年。只是一个正常人醒来时不会记得、失去时才知道珍贵的，安稳的、连续的、自主的睡眠。
他想像五十七年前、还没被生活透支的那个少年一样，闭眼，放松，然后天亮。
我们没能帮他实现。
他最后的日子，睡眠和清醒已经分不清界限。有时明明睁着眼，意识却涣散着；有时闭着眼，眉头却紧锁着。止痛药的剂量加到最大，他终于不喊疼了，但也不再说话。
走的那天凌晨，我守在床边，忽然发现他的呼吸变得很轻很慢，像海浪退潮前最后一道水纹。他的眉头，不知什么时候舒展开了。
那一瞬间我突然想，他是不是终于睡着了？
父亲走后，我开始失眠。不是悲伤，是某种奇怪的愧疚——在他最需要睡眠的时候，我作为儿子，竟然连让他安稳地、不用药地睡一觉都做不到。
我曾以为癌症最残酷的是疼痛，是消瘦，是倒计时。后来我才知道，它最残忍的，是把人最基本、最原始的尊严一点点剥夺。吃不下饭，可以打营养针；走不动路，可以用轮椅。但睡不着觉，没有任何人能替你扛。
那是彻底的孤独。
父亲生前最后两个月，住在自己奋斗一辈子买下的房子里，有妻子照顾，有儿子陪护，医疗设备比许多病房都齐全。但他的心愿小得可笑，也大得无边：只是想靠自己，安稳地睡一觉。
这个心愿，直到他生命尽头，都没能实现。
如今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在他睡过的那张床上躺一会儿。棕绷床垫，四十年前的款式，翻身会有声响。他把这声响和陪伴了他四十年的发动机轰鸣声一起，带进了每一个没能睡着的深夜。
我不知道他那些睁眼看着天花板的夜里，都在想什么。是想年轻时开过的某条山路，是算我们兄妹读书还差多少钱，还是只是祈祷今夜能多睡一个小时？
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但我现在明白，临终关怀的意义，不只在延长生存期，不在攻克难治的并发症。有时，只是让一个累了一辈子的老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能安稳地、不用药地、自主地睡上一个整觉。
这才是最难的事。
父亲走后第三年，我在一个失眠的夜里突然想起他那个凌晨握住我手腕的样子。窗外有货车经过，发动机低沉的轰鸣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
那声音像极了他三十年前收车回家的夜。
我终于哭了出来。为他没睡着的每一个夜晚，为他说不出口却支撑到最后的心愿，也为我终于听懂那句“这辈子，我就想自己睡着一次”时，他已经不在了。
父亲，你现在睡着了吗。
那边应该没有疼痛，没有呼吸机的嗡鸣，没有凌晨三点惊醒的恐惧。你可以平躺，可以翻身，可以睡到自然醒。
这辈子欠你的整觉，下辈子，换我还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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