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都有很多人在跟你说话，而且每一个信息都是要让你破产的。”
文｜《中国企业家》见习记者陈浩
记者 马吉英
见习编辑｜张昊 编辑｜马吉英
图片来源｜受访者
2025年9月14日晚，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当室内舞台的最后一道追光熄灭，场馆内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观众爆发出掀翻屋顶的欢呼声，创娱无界创始人张翀硕感到一种久违的眩晕。这位曾经的“草莓音乐节”核心操盘手，此刻真正松了一口气。
这是中国音乐节品牌在2023年后首次规模化出海。对于他来说，距离心中那个未竟的梦想——做一个世界级的，至少是亚洲顶级的中国音乐节IP——更近了一步。但两年前，当他从摩登天空离开独立创业时，第一场音乐节就差点夭折，他开玩笑说公司还没来得及挂上Logo，可能就要“死”掉了。
这一遭之后，“老炮儿”张翀硕反而顺了很多。
虽然“报复性消费”引发了内卷，音乐节数量剧增，使得市场洗牌严重，但公司旗下的“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以下简称“泡泡岛”）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已经举办了29个场次。2024年国内主要音乐节IP数量同比下降超40%，许多2023年冒出来的“一次性”音乐节消失，泡泡岛是那个幸存者。
当2024年初，张翀硕决定将泡泡岛带到海外市场时，他面临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
团队本想延续最擅长的户外音乐节形式，但新加坡政策规定打闪电时，所有户外活动必须停止，观众需要全部离场，直到闪电预警结束。这几乎是致命的——新加坡常年多雨，创娱无界合伙人车滢说，“你不能让几千名观众在雨里进进出出，情绪会被彻底打断。”
只能推倒重来，整个方案从户外转向室内，场地选择、容量规划、成本核算全部重新计算。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艺人资源整合。在海外，一家中国公司如何撬动当地市场？“如果用第一性原理来衡量这个事情，我们的第一性就是艺人。”张翀硕说。当新加坡旅游局邀请他们去当地完成一个中国的音乐节IP时，团队最忐忑的是想要表达的内容是否能充分展开。
他极度在意内容本身，在起初设计泡泡岛时，最底层的逻辑就是区别于常规音乐节。行业充斥着“拼盘”类产品——堆砌几个流量艺人带票，再填充低成本阵容组局。超级音乐节对应的应该是高票价，所以泡泡岛每年不会超过5站，因为数量越大，艺人阵容就不得不“炒回锅肉”。稀缺性一旦丧失，高票价的逻辑就不攻自破。
林忆莲复出“归零”首演、2024年孙燕姿内地唯一音乐节演出、姚晨和庄达菲“摇滚狂花”限定合体、林俊杰雨中热歌连唱、吴青峰和陈粒限定合作舞台……这是泡泡岛出圈的核心要素。
第一次海外办音乐节，张翀硕相对保守地选择了“借力”，包括与韩国三大台之一的KBS合作解决了部分韩国艺人资源。这绝非“有人脉”和“有钱”就能解决，因为很多跨国艺人的演出邀约长达数年。车滢介绍，不像国内音乐节的快节奏，很多经纪公司和艺人都习惯了“卷”，提前三四个月作邀请就能达成合作。
音乐节的商业模式也有所不同。例如，新加坡对酒水销售有着严格的牌照限制，不同时段需要不同牌照。为了规避合规风险，团队最终决定放弃现场酒水品牌的赞助收入，而这通常是音乐节商业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次出海，落地成功、圆满结束是第一优先级。”车滢说。
张翀硕越做越有“敬畏心”，虽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围绕音乐节这个在年轻人群体中时髦的事物，不乏技术颠覆心态的创业者和新模式。“全世界都这样，这个行业很传统，也许会有新技术的加持，但很难有特别新鲜的模式。”他相信的是在这个“手工业”色彩浓厚的行业里，对人性的洞察和极致的资源配置能力。
而除了音乐节，创娱无界正在涉足演唱会业务，并计划在2026年正式开启艺人经纪业务，这是经典的产业链上下游整合逻辑。
“过去20年，我们一拨人推动了中国音乐节行业发展，到如今还在牌桌上坐着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张翀硕深知，在这个行业能体面地走下去，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成就你的，也终将成为枷锁”
张翀硕的职业生涯，几乎是一部中国音乐节产业的微缩史。
他的起步带有鲜明的草莽色彩。2005年，编剧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漂了一年无果，他回到家乡云南开始了一段8年的连续创业。
那时候的他，生活在一种奇特的“分裂”中。
一方面，作为商人，他经营着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关活动公司。这家公司踩中了通信行业的红利期，成为了中国移动在西南地区最大的供应商之一。这是一个典型的to B生意，利润丰厚且稳定。
另一方面，作为资深文艺青年，他内心真正渴望的演出板块，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碎钞机”。在那个团购网站刚刚兴起、Livehouse（专门用于举办现场音乐表演的室内场馆）文化尚未普及的年代，中国音乐节市场很小众，处于“地下阶段”——迷笛音乐节的第一届户外演出才落地，整个行业还笼罩在“不可能盈利”的共识之下。
张翀硕都没觉得这是一门生意，更多的还是自己的情怀和理想。为此，他跟合伙人约定，虽然“五百里音乐节”是用公关活动公司的钱投资，但如果产生亏损全部由张翀硕个人承担。
没想到，2010年的第一届音乐节竟没有亏损，还赚了一些钱。张翀硕信心十足，第二届追加了投资，达到300万元量级。市场却给了他一个教训，亏了一半。他原本计划送给新婚妻子一辆汽车，钱都准备好了，就因为音乐节的亏损，把这辆“汽车”也搭进去了。
直到2012年，持续看不到希望的他不得已关闭了演出公司，只保留了“五百里音乐节”IP。他内心放不下，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年办一次，不强求赚钱。但他未曾想到，正是这个决定，成为了命运的转折点。
2011年，在一次行业论坛上，“五百里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作为中国仅有的两个盈利音乐节品牌被拿出来讨论，张翀硕与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因此相识。
随后，一个关键的商业机会促成了二人的合作。乐堡作为嘉士伯旗下的欧洲老牌啤酒，2012年前后进入中国市场，想在二三线城市快速建立品牌认知，而音乐节是它在其他市场最熟悉、屡试不爽的文化营销载体，已经有了三四十年赞助音乐节的传统。乐堡自然就找到了当时国内最有名气的摩登天空，希望合作推广音乐节。
张翀硕说：“那时候不像今天，音乐节的制作和执行非常依赖本地化团队。”摩登天空还没有在全国铺开，于是沈黎晖找到了张翀硕，提议与摩登天空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经营五百里音乐节、推动草莓音乐节扩张，并服务乐堡啤酒的音乐节推广。
起势超乎想象的快。一个明确拐点是2013年张曼玉签约摩登天空，这一事件瞬间击穿了圈层壁垒，将草莓音乐节推向了大众视野。紧接着，中国文化产业基金、复星等机构的投资，让摩登天空弹药充足。张翀硕也举家迁往北京，成为了这家明星公司的高管。
从2013年到2019年，草莓音乐节场次越来越多，从区域性的小众圈层狂欢，逐渐破圈发展为全国性的文化现象，成了中国最大的音乐节IP。《中国有嘻哈》《乐队的夏天》等综艺节目带来的嘻哈热、民谣热接踵而至，每一次浪潮都精准地拍打在摩登天空的身上。那是摩登天空最好的时光，也是张翀硕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然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被消耗在协调工作和无休止的会议中。更让他痛苦的是创新的停滞，作为一家以内容为核心的公司，摩登天空本应不断自我革命，以创意来驱动整个组织。但“工业化”体系越完善，资源就会天然地向最赚钱的领域倾斜，创新业务往往缺乏养分，这是个商业悖论。
市场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2019年前后，短视频平台的崛起改变了艺人的成名路径和粉丝生态，流量明星开始成为音乐节的重要票房保证，传统的独立音乐人空间被挤压。在“音乐性”和“流量”之间，行业出现了明显的拉扯。
摩登天空也尝试变革——孵化不同垂直品类的音乐节品牌，建立IP矩阵，甚至对公司结构进行裂变，但这样的改革势必进程缓慢。
“有的时候成就你的东西，也会成为你的枷锁，开始限制你。”当时的张翀硕十分痛苦。
2020年到2022年的行业停摆，意外给了他一段冷静思考的缓冲期。创业的念头越来越浓，他心中有一个未竟的梦想：做一个世界级，至少是亚洲顶级的音乐节IP。他将其比作“珠穆朗玛峰”，如果在原有体系内很难实现，那么就走出去重新开始。
他急切地想知道：在流量时代，是否还有空间做一个坚持音乐性，但又不被音乐“困住”的音乐节品牌。
截至2021年年底，在张翀硕的带领下，摩登天空现场音乐事业群实现的利润额，较2018年增长了4倍。2022年底，他正式向沈黎晖提交了辞呈。他认为这是一次体面而坦诚的告别，“老沈（沈黎晖）对我来说是一个贵人，我们都想音乐市场更好，只是暂时选择了不同的解题思路。”
带着这种复杂的情感，40岁的张翀硕开启了第三段创业征程。
“攀珠峰”
关于那座“珠穆朗玛峰”，张翀硕心中有明确的标准：一个单天容纳四万到五万人、主打国际阵容、音乐与潮流艺术相结合的超级音乐节。这意味着艺人阵容是常规大型音乐节的两倍以上，投入、运营难度飙升。
他从一开始就将不同区域视为不同的市场，每个音乐节理应有独特的定位和阵容组合——音乐节不是简单的演出堆砌，而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验。但那时音乐节市场已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要突围，第一场战役至关重要。
2023年6月，初夏的北京燥热难耐。对于刚刚成立两个月的创娱无界来说，空气中更是弥漫着焦灼的味道，公司第一个大项目——第一届泡泡岛进入冲刺阶段。为了这个项目，张翀硕赌上了全部身家，甚至还没来得及给新公司设计Logo，就开始了连轴转的工作。
按照原计划，音乐节将于7月底在北京周边的一个场地举办。然而，就在距离开演仅剩43天时，一个晴天霹雳砸了下来：场地临时出问题了。
数千万元的艺人预付款打出去了，所有筹备工作已经铺开。如果项目取消，不仅意味着巨额的经济损失，这家新公司也会因信用破产而夭折。“这下要是搞砸了，公司正好没挂牌子，直接关门。”张翀硕回忆，一种黑色幽默充斥在当时的氛围里。
在绝望中，他和团队开始疯狂寻找替代场地。这是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40天内搞定一个新的万人级场地，重新报批、设计现场方案，中间还要不断安抚艺人和合作方。
转机出现在天津滨海新区。在考察了一圈无果准备离开时，当地相关负责人随口提了一句：还有一片沙滩，要不要看一眼？
就是“这一眼”，让创娱无界逃脱了夭折的命运，但也遭遇了另一段“危机”。
那是一块完全未开发的新地块。没有硬化地面、电力设施，周边的商业配套也不完善。要在短短一个月内建立一个超大型音乐节现场，难度可想而知。
更可怕的是舆论漩涡。超强演出阵容使得开票即售罄，引来了黄牛和投机者。而新品牌首发、黄牛倒票等带来的不确定性，让网络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退票潮和投诉工单。“以前一场音乐节有十几个投诉就觉得很多了，那次瞬间出现了几百、上千个。”张翀硕说团队不仅要面对现场搭建的种种难题，还要应对铺天盖地的投诉。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到了极致，连续几天几夜不合眼成了常态。
但真正的“生死考验”在演出第一天才降临。
2023年7月21日，天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气象部门的电话每隔几分钟就打进来，通报雷暴云团的动向；台下的观众开始骚动，张翀硕脑子里满是“几万人在雨中高喊退票”的想象；现场导演在耳机里一遍又一遍询问是否暂停演出。
面对这辈子最艰难的抉择，他说大脑严重过载，“永远都有很多人在跟你说话，而且每一个信息都是要让你破产的。好像一个声音说，‘你怎么还不死’，而另外一个声音马上冲进来，‘我们必须活下去’。”
从上午雷暴预警开始，现场就在下雨，时小时大，那根弦一直绷着。“这么折腾了一天。但是大多数观众的情绪还是很高涨，最后万人大合唱。”也是黑色幽默般的巧合，张翀硕说那团雷暴云团最终竟然“擦肩而过”，并没有直接经过场地所在的区域，暴雨中心反而落在了初始方案选择的那个区域。
长时间不睡觉，团队极度疲惫，他不断劝团队成员去睡一两个小时，“我真担心会有人累倒”。
好在音乐节第二天，雨过天晴。当夕阳的余晖洒在沙滩上，甚至出现了一抹火烧云，团队所有的委屈和艰辛在那一刻都变得值得。
这场“渡劫”式的首演，让泡泡岛音乐节一战成名。可张翀硕轻松不下来，他深刻意识到演出市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让任何一个瑕疵都可能引发舆论海啸，这对于一家初创公司来说就是“生与死”。
此后两年，随着整个社会对音乐节的高预期，大量热钱涌入。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2023年是音乐节市场的“大年”，全年实际落地音乐节达560场，不仅超过了2019年，更创下历史新高。
张翀硕很不习惯，艺人价格被哄抬，行业规则也乱了。好在潮水快速退去，“投机者”很快被市场洗掉了，不少音乐节品牌在运营一年之后，就彻底消失了。
在市场冷静期中，虽然行业热度降低，张翀硕反而更坦然了。2024年，泡泡岛完成了11场音乐节，覆盖南宁、天津、福州、贵阳等多个城市，口碑在圈层内快速传播；2025年，除了新加坡站作为出海首站成功落地，天津站第三届创下了超10万人次参与的纪录。
用车滢的话说，这两年的发展让公司有了“安全垫”，突破了自身的抗风险阈值。这也让张翀硕开始更深入地构建“泡泡岛”的IP价值。它应该成为一个像迪士尼那样，给人带来情绪抚慰的岛屿——像岩浆一样炙热，像泡泡一样轻盈。
泡泡岛对艺人阵容组合的追求，是浓度和纯度，他们更想让观众在不同场次的音乐节里找到同类，而不是一次混乱的认知体验。“不能让观众产生‘主办方把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人放在一天是干吗’的想法，而是要寄希望于观众能产生‘主办方懂我’这种想法。”车滢说。
从内容本身倒推，就意味着在艺人的沟通上要非常有技巧和耐心。能否撬动一些不演音乐节的艺人，可能就在一个小细节上。比如有艺人在意演出的时间，因为觉得在某个阶段嗓音状态最好，如果没有充分沟通，根本不可能了解到他们的需求。
团队也愈发地在意体验和感受。面对潜在的极端天气，所有的装置都要不惜成本地加固，甚至高出10倍，还会备足免费雨衣和热水，即便饮用水是音乐节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现场会设置60%的女性专属厕所，为了让观众能及时把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还会额外花钱搭建临时的信号塔。
“能够做到整场演出丝滑有序，绝大部分人上厕所不排队，在现场吃喝不愁有信号，还有很多好玩可拍照打卡的内容，我们认为这几乎就能达成所有观众在户外非标大型演出里的基础体验了。”车滢说，“大幕拉开，演出开始，观众花钱是来看演出，不是来看主办方解决问题的。幕后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是主办方自己消化、解决，而不是让观众看到。”
这也让一个音乐节越来越重，越来越复杂，尤其是泡泡岛还加入了展览等很多线下艺术形式。在团队的视角中，泡泡岛就是一个结合了“在地化+艺术家+节日氛围感”的特殊场域。
“如果没有热爱，你根本干不了这行。”这句被商业世界滥用的话，在张翀硕口中仍然具有说服力。在这个风险极高的行业里，支撑他走过这20年的，或许就是那颗当年为了办音乐节赔掉新婚礼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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