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丹东开往新义州的火车上，我一直在心里排练：见到朝鲜导游，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出发前朋友发来的“攻略”——不要独自行动，不要拍摄军人，不要谈论领袖，不要给对方造成麻烦。最后一条被加了三个感叹号：给朝鲜人礼物，会被监视！
我把包里那袋方便面往里塞了塞，像藏一件违禁品。
火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窗外的世界骤然变慢。丹东的高楼还在江那边矗立着，像一场没看完的现代电影突然被按了暂停。新义州的稻田里，弯腰收割的农民像一排缓慢移动的逗号，在秋风中书写着什么古老的句子。
检查持续了五个小时。
穿军绿色制服的男人翻开我的行李箱，手指像安检扫描仪一样划过每一件物品。他拎起那袋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包装袋上印着的牛肉块在灯光下红润欲滴。他看了很久，喉结滚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放回去。
我想起朋友的话：不要给对方造成麻烦。
月台上，她站在深秋的逆光里，像一张刚洗出来的照片，边缘还泛着湿漉漉的银光。
粉色朝鲜长裙，白色衬衣领口别着金日成徽章，流苏在胸前安静地垂着。她叫小卢，二十五岁，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毕业，普通话标准得可以去当新闻主播。自我介绍时她微微扬起下巴，像在朗诵一首献给祖国的赞美诗：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车厢里有人笑了，是那种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又不好意思不捧场的笑。
小卢没笑。她认真地、一字一顿地说完这句话，然后轻轻低下头。那一刻我注意到，她的睫毛很长，垂下来时在颧骨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朝鲜真的……幸福吗？”我问。
她转头看我，不是生气，是一种很轻的困惑，像被问住了。两秒钟后她指向窗外：“看，那是我们新建的科学家公寓。”
几栋彩色小楼立在暮色里，零星亮着几盏灯。1980年代的中国，也是这样的。
我决定不再问了。
方便面开始像雪一样落在她身上。
第一天晚餐后，山东的于大姐把没吃完的桶面塞给她：“姑娘，夜里饿了泡着吃。”
第二天在妙香山，广东的陈姨从保温袋里掏出两包出前一丁：“这个味淡，你们可能吃得惯。”
第三天去开城的路上，连最谨慎的刘老师都忍不住了，趁着休息时间把一袋五连包飞快地塞进她帆布挎包，动作像地下党接头。
小卢每次都推辞，手伸出来又缩回去，像触碰滚烫的瓷器。但那些彩色包装袋还是一包一包地堆进了她座位下的纸箱里。她不再拒绝了，只是每收一包就轻轻说一句“谢谢同志”，声音越来越低。
第四天晚上，我在羊角岛酒店旋转门撞见她。
她站在门廊的阴影里，和一个穿人民军制服的年轻男人说话。男人军容严整，帽檐压得很低，手里拎着的——正是那箱方便面。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原来那些“不要给对方造成麻烦”的警告是真的。原来那些低头、那些小声、那些躲闪的目光，不是因为害羞，是因为被监视。原来我们每塞一包面，都在把她推向更深的审查。
“原来你在监视我们。”
我说出口就后悔了。但话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
小卢转过身。酒店大堂的灯光劈在她脸上，切出一道明暗分明的边界线。她看着我，眼眶慢慢红起来，不是委屈，是某种更复杂的、像被误读的经文时那种疼痛。
“那是我弟弟。”
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他在边境部队服役。那个哨所，冬天零下三十度，方便面是热的。你们给的每一包，他都吃不到——要托很多人，等很久。但每次收到，他都会打电话告诉我，‘姐，今天吃到了热乎的’。”
她把手伸进制服内袋，掏出一张塑封的照片。穿军装的少年站在某处岗哨前，背后的铁丝网一直延伸到照片边缘。他笑得很开，露出整齐的白牙，像所有二十五岁以下、还不知道命运全貌的年轻人。
“他知道你们来吗？”我问。
小卢摇头。
“我没告诉他。万一你们真的在监视我呢？万一他被审查呢？他不吃那几包面，也能活。但我知道你们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的。”
她的眼泪“唰”地流下来。
不是一颗一颗滚落，是整条泪线从眼眶里溢出来，像装得太满的杯子，轻轻一碰就全洒了。
我把身上所有的面都翻出来——四包不同口味的，挤在背包最底层，原打算带回国的。我塞进她手里。
“这是最后一包了，”我说，“替你弟弟尝一口。”
她没接，只是站在那里哭。三十一层的羊角岛酒店，窗户正对着大同江，江水在黑夜里无声地流。她的哭泣也是无声的，只有肩膀微微颤抖，像一场被调成静音的地震。
最后两天，小卢还是那个小卢。
她在万寿台纪念碑前讲解金日成铜像时声音清亮，在少年宫看芭蕾舞表演时真诚鼓掌，在板门店指着军事分界线说“这里是祖国分裂的伤口”时，睫毛依然很长。
只是她不再躲我们的目光了。
列车停靠新义州时，小卢没有进站。她站在月台边缘，粉色长裙被风吹得微微鼓起，像一株在盐碱地里努力开花的植物。车窗摇下来，七八只手伸出窗外朝她挥舞。
她没挥手。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的列车重新发动，缓缓驶向那座铁桥。
桥的这头，丹东的高楼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手机信号恢复的瞬间，几十台设备同时响起了消息推送的提示音——那是我们从另一个时间维度，重新登录2019年的证明。
回国后的第三十七天，我收到一个包裹。
从丹东转寄的，包装简陋，没有寄件人信息。打开来，里面是一包牡丹峰牌香烟，和一张六寸照片。
照片里小卢站在万景台故居前，穿着那身粉色长裙，胸前徽章的流苏被风轻轻吹起。她看着镜头，没有笑，但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在某些老照片里见过——拍摄于1980年代的中国乡村，拍摄于那些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年轻的脸庞上。
照片背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三行字，是她教过我的那种汉字，一笔一划，像小学生临帖：
“请记住真正的朝鲜。不是你们想象的，也不是他们宣传的。是那些在稻田里抬头看火车的眼睛。”
我把照片立在书架上，正对着电脑屏幕。
此刻窗外是2024年的上海，外卖骑手在雨中疾驰，手机屏幕上跳动着今晚吃什么的选择题。我拆开那包牡丹峰牌香烟，点燃一根。
烟味很冲，滤嘴发苦，是那种很久没被更新过的配方。但我想起小卢弟弟站在边境哨所前露出的白牙，想起她说“方便面是热的”时哽咽的尾音，想起羊角岛酒店那场无声的雨。
窗外的雨停了。我打开那个装了三十七天的最近删除相册，找到那张羊角岛酒店的夜景。2019年10月6日20:47，ISO3200，快门1/15秒，噪点像雪。
我点了恢复。
雪没有化，也不会化。它只是从“最近删除”搬回了“所有照片”，在我的数字记忆里，拥有了一块永久的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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