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破解科研与成果转化“两张皮”的关键，也是“十五五”期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开放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正处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迁的关键窗口期。其间，领军企业作为重要市场主体，凭借资源整合能力与技术外溢效应，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正加速重塑区域创新的组织方式与空间格局。

本研究通过匹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与发明专利授权数据，采用三年滚动时间窗口，将长三角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1%的企业定义为“领军企业”。基于2013年至2023年的长周期数据追踪，我们发现，这些领军企业不仅是城市内部科产融合的“定海神针”，更是推动长三角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核心引擎”。

“1%企业”贡献“41%发明专利”

长三角地区领军企业发展具有三大突出特征。首先是企业创新优势显著。数量仅占长三角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1%的领军企业，在研究期（2013-2023年）内的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占到同期长三角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授权发明专利总数的40.99%，表现出典型的长尾分布特征。

其次是高附加值行业集中度突出。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以及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这些行业占所有领军企业分布行业的比例高达62.37%。

三是地理空间高度集聚。主要集聚于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合肥、无锡和宁波等城市，这些城市的领军企业数量占样本总数的74.63%。

上述三点共同勾勒出领军企业在长三角的“高创新产出—高价值行业—高密度集聚”的基本轮廓。与此相对应，长三角整体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也呈现出一组值得对照的结构性特征：

一、融合水平快速提升。从融合水平的平均值来看，长三角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程度明显提高，从2013年的0.133增长到2018年的0.204，再到2023年的0.307，十年间增幅达131.35%。

二是城市创新驱动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综合得分的差异来看，研究期内绝对差值的平均值为0.05。除上海、南京，以及研究期后期的杭州表现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科技驱动型模式外，其余城市的表现以科技创新滞后于产业创新的产业拉动型为主，反映出当前城市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薄弱的普遍问题。

三是融合水平地域分化加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融合发展的领先城市高度集中于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和合肥等。在研究期内，融合水平分布的级差在逐渐加大，标准差也从0.09上升至0.187，增长比例达107.73%，表明长三角城市间创新融合差距呈扩大趋势。

融合提速，但差距在扩大

如果说科产融合的“提速”反映的是整体链条更顺了，那么“差距扩大”说明各地把链条跑顺的能力并不一致。领军企业之所以被视为关键变量，核心就在于它具备突出的资源整合能力，不仅拥有雄厚资金、顶尖人才和高研发投入，能够承受较大的创新风险，还能把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实践串成一条更高效的创新链，为地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提供从技术源头到产业落地的完整支撑。

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实证结果的印证。定量回归分析表明，在充分考虑诸多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领军企业始终在1%的置信系数显著推动着所在城市科技和产业创新融合，成为地方创新系统的核心引擎。此外，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对科技和教育的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本地科产创新融合。相较之下，以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比例表征的金融发展水平推动效应并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有金融规模”未必等同于“有科技金融”，科技金融的产品与机制创新仍具必要性与迫切性。

进一步看，领军企业的带动作用并非“单点发力”即可自动放大，它更依赖一整套本地转化生态的配合。研究发现，本地技术溢出（城市内部专利转让数量）越多、风险资本规模（城市获得风险投资总额）越大和科技服务生态（城市专业服务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企业数量）越好，越能强化领军企业对地区科产创新融合的促进效应。换言之，领军企业的作用更像“发动机”，而技术转移、资本与服务体系则决定了这台发动机能否把动力稳定传导到产业端。

也正因为底座条件不同，领军企业对城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例如，研究期内历年人均GDP均高于长三角地区年均值的经济核心城市而言，领军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强。这表明核心城市具备更高的创新要素集聚度、创新生态完备性和创新协同效率，这些条件有助于增强领军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中的乘数效应。

这种差异还体现在空间组织方式上。领军企业对都市圈内城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促进效应显著，而对非都市圈城市不明显。这表明，要让领军企业的带动效应从“强城市”扩散到“更多城市”，关键在于破除行政边界壁垒、降低空间摩擦成本，推动创新要素跨域顺畅流动，进而构建更高水平的区域协同创新格局。

把“实验室”拉到“生产线”

创新活动具有空间依赖性，邻近城市间因面对面交流相对便捷、政策协同成本较低，更容易伴随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而强化创新联系。领军企业之所以能把“实验室”拉到“生产线”，并把这种链条能力向外扩散，正是因为它在跨城市扩张与跨区域组织中，兼具动机与能力。

一方面，领军企业基于搜寻开发新资源与技术、拓展市场范围、维持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求，会通过接触扩散与等级扩散模式实现跨城市扩张。另一方面，随着领军企业在多个城市系统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其新产品、新服务与创新要素能够跨越地理边界，实现跨区域流动与整合。这种跨城市的企业行为不仅促进了技术、信息、人才的流动，也通过研发合作、业务转移和创新网络构建，为其他城市带来了知识溢出与产业升级的机遇。

这一过程，在领军企业的牵引下，城市间能够形成更紧密的创新协同与产业联动，从而推动更多城市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尽管虹吸效应可能导致创新要素向核心城市集聚，但从长期来看，邻近城市仍可以通过承接配套产业、吸纳流动人才等方式，将外部竞争压力转化为本地创新动力，进而推动当地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匹配融合。此外，尽管知识溢出效应会随空间距离扩大和行政壁垒增强而衰减，但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边界带来的摩擦效应。

实证结果为上述机制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空间计量回归分析表明，长三角某一城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提升对邻近城市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产生正向影响。对比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结果发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过程不仅依赖于地理邻近性，更依赖于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其内在机制在于，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流动更易受地区间经济水平相似度影响，并遵循市场化配置规律与产业链协同逻辑，而不完全受行政边界所限。

总体而言，领军企业对城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无论这种空间依赖性更多来自地理邻近、经济关联，还是两者共同作用，领军企业都能通过示范引领与要素整合，推动更大范围内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也进一步凸显其在驱动区域协同创新中的“核心引擎”意义。

从“育龙头”到“建生态”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叠加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正在形成历史性交汇点。对长三角而言，关键不只是“多几家龙头”，而是要让领军企业把创新链与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并把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转化为更广范围、更可持续的区域红利。围绕这一目标，政策着力点可从“育龙头”进一步升级为“建生态”。

第一，强化领军企业的引擎功能。地方政府应加大培育领军企业的力度，激发其整合创新资源与构建开放生态的能力，充分发挥其对地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带动作用。

第二，构建梯度化区域推进体系。有关方面应聚焦经济核心城市，依托核心枢纽和都市圈协同网络，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区域整体尤其是边缘城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第三，健全市场驱动的成果转化机制。有关方面应完善以技术溢出、风险资本、科技服务为核心支撑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构建高效协同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支撑体系。

第四，加强区域间互联互通和政策协同。有关方面应积极规划和引导领军企业创新成果的空间溢出，促进融合效应在更广空间范围扩散。

第五，夯实地区基础要素和创新环境。有关方面应推动政府角色向科技创新场景建设转变，同步提升人力资本储备、对外开放能级和基础设施水平等，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造可持续发展条件。

【本文作者滕堂伟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曾刚工作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方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土开发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兰玲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在作者发表论文基础上整理而成，原文见：滕堂伟、兰玲.领军企业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及其机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7(05).】

“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来源：滕堂伟 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