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是在一个阴沉的星期三下午举行的。母亲给我梳头时，梳齿卡在了打结的头发里，她用力一扯，我疼得缩了缩脖子。“忍着点，”她说，“以后要忍的事还多着呢。”镜子里的我穿着借来的红色连衣裙，领口处有一小块洗不掉的污渍，像一滴干涸的血。
赵明远的家在一栋老旧居民楼的二层，没有电梯。上楼时，他的轮椅卡在了第七级台阶上，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用力转动轮子却无济于事。最终是我将轮椅向后拉了一点，调整角度，才勉强推了上去。他全程没有说话，只是在我气喘吁吁地把轮椅推进屋时，低声说了句：“谢谢。”
洞房夜，我们分床而睡。他睡在靠窗的单人床上，那是张医用床，可以调节高度。我睡在对面一张旧沙发上，沙发套上有无数个洗得发白的小花图案。夜里，我听见他起身的声音——不是站起来，而是用手臂撑着身体挪到轮椅上，然后摇着轮椅去卫生间。整个过程缓慢而安静，像一部默片。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照例起床准备去纺织厂上班。厨房里只有半袋面粉和几个土豆，我做了简单的面糊摊饼。赵明远摇着轮椅出来时，我已经把饼放在桌上。他看了一眼，说：“我早上不吃东西。”声音平静，没有歉意也没有解释。
“那我自己吃。”我坐下来，故意嚼得很响。其实我并不饿，只是生气。气这门婚事，气父母为了八万块彩礼就把我嫁给一个截瘫的男人，气自己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赵明远摇着轮椅到窗边，那里有一张旧书桌，桌上堆满了书和图纸。他打开台灯，开始看一本很厚的书。晨光透过脏兮兮的玻璃照进来，把他半边脸照得发亮。那一刻我注意到，其实他长得不难看，甚至算得上英俊——如果忽略那空荡荡的裤管。
“晚上我会回来做饭。”我出门前说。
他头也不抬：“不用，我自己能解决。”
纺织厂里，姐妹们围着问我新婚夜怎么样。我扯出一个笑：“还能怎么样？”王大姐凑过来小声说：“可惜了，听说他是在工地上摔的，腰以下都没知觉了。”她顿了顿，“不过也好，至少不折腾人。”
我瞪了她一眼，转身去开机。纺织机的轰鸣声盖过了所有声音，也盖过了我心里那点说不清的屈辱。
第一个月，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我每天早出晚归，他整天待在屋里，偶尔会有快递送书上门。我打扫房间时，会看到那些书的书名：《船舶流体力学》《海洋工程结构》《深水钻井平台设计》……全是我不认识的字眼。他的书桌上永远摊开着图纸，上面画着各种复杂的线条和符号。
有天周末，我在洗衣服时发现他的裤子上有墨水渍，深蓝色的墨水在浅灰色布料上晕开一片。“你的裤子脏了。”我举着裤子对他说。
他正对着电脑工作——那是他房间里最值钱的东西，一台看起来很专业的电脑，屏幕上满是三维立体图形。“放着吧，我自己洗。”他说。
“你会洗衣服？”我忍不住问。
他这才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疲惫：“周晓薇，我不需要保姆。”
那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全名。我愣住了，随后把裤子扔进盆里，用力搓洗起来。热水烫得我手背发红，但我没有停下。洗着洗着，眼泪掉进了盆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锅土豆炖白菜，故意做得特别咸。他吃了一口，顿了顿，继续吃完了碗里的饭。收拾碗筷时，我看见他喝了整整两杯水。
“咸吗？”我问。
“还好。”他说。
“咸就说咸。”
他放下水杯，看着我说：“那下次少放点盐。”
不知道为什么，他这种平静的语气反而让我更生气。我想要争吵，想要摔东西，想要有人和我一起发泄对这糟糕生活的愤怒。但他只是摇着轮椅回到书桌前，打开电脑，戴上了耳机。
第二个月，我发现了一件怪事。每隔几天，总会有几个包裹寄到家里，不是书，而是各种零件和工具。有时是金属片，有时是电路板，有时是小小的马达。赵明远会在书房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里面传来打磨、焊接的声音。
有次我实在好奇，趁他上厕所时溜进去看了一眼。书桌上摆着一个奇怪的装置，像是某种缩小版的机械臂，旁边散落着设计图纸。图纸的右下角签着一个英文名字：Ming Zhao。
我听见轮椅的声音，赶紧退出来。赵明远停在书房门口，看着我问：“找东西？”
“没有。”我低头匆匆走开。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起身倒水喝。经过书房时，发现门缝下透出灯光。鬼使神差地，我凑近门缝往里看。赵明远坐在电脑前，屏幕上开着视频通话窗口。对方是个金发外国人，两人正用英语流利地交谈。我大学时英语勉强过了四级，只能听懂几个单词：“模型……测试……数据……”
赵明远的声音和我平时听到的完全不同——自信、有力，甚至带着某种权威感。他一边说话一边在图纸上画着什么，手速很快。
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个和我结婚的男人。
第二天是周六，我休息。早上起来时，赵明远已经坐在书桌前工作。我做了两碗阳春面，端到他面前。他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趁热吃。”我说。
我们默默吃面。窗外下着小雨，雨点敲打着玻璃。
“你在做什么工作？”我终于问出口。
他筷子停了一下：“一些设计工作。”
“为谁做？”
“一家国外的公司。”
“他们知道你的情况吗？”
“知道。”他放下筷子，“正因为他们知道，才愿意让我在家工作。”
我看着他：“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长久的沉默。雨下大了，屋里昏暗，台灯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我毕业于海事大学，学的是海洋工程。”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毕业后在一家海洋工程公司工作，参与过几个海上平台项目。”
“然后呢？”
“然后就是工地事故。”他说得轻描淡写，“三年前，从十二米高的地方摔下来，脊椎损伤，下肢瘫痪。”
“所以你整天关在家里，就是为外国公司画图纸？”
“不只是画图纸。”他转动轮椅，面对着我，“我设计东西。海上钻井平台的部件，海底管道系统，现在在做一个深水机器人的模型。”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嫁的男人不是我以为的废人，而是一个工程师，一个即使坐在轮椅上还在工作的工程师。
“那八万块彩礼……”我脱口而出。
“是我的积蓄。”他说，“我知道这很荒谬，用钱买婚姻。但我父母去世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看我成家。我姑姑……她逼得紧。”
我想起那个尖脸的中年女人，婚礼上一直拉着我的手说“要好好照顾明远”。原来她也不知道赵明远在做什么，只是以为他整天关在房里自暴自弃。
“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在工作？”
“有意义吗？”他苦笑，“在大多数人眼里，坐在轮椅上的人只有两种：要么是励志榜样，要么是可怜虫。我不想当任何一种。”
那天之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开始真正观察他。我发现他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但下午三点会准时休息二十分钟，做上肢拉伸运动。他喝茶不放糖，但吃苹果时要蘸一点点盐。他看书时会不自觉地用左手转笔，那支笔在他指间灵活翻飞，像有生命一样。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时发现他摔倒在地。轮椅翻在旁边，他趴在地上，努力想撑起身体。我冲过去想扶他，他却说：“别动我！”
我僵在原地。他额头上全是汗，手臂因为用力而青筋暴起。一点一点，他用手臂把自己的上半身撑起来，然后慢慢挪到墙边，靠着墙坐起来。这个过程花了将近十分钟。最后，他抓住翻倒的轮椅，用力把它扶正，再用手臂的力量把自己挪回轮椅上。
做完这一切，他喘着气，衬衫都湿透了。
“为什么不让我帮你？”我问。
“因为如果有一天你不在，我得知道自己能行。”他说，然后摇着轮椅去浴室换衣服。
那一刻，我对他产生了真正的敬意。
我开始帮他做一些小事，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出于尊重。我会在他工作时，轻轻放一杯茶在桌角。他会头也不抬地说声谢谢。周末我会多买些菜，做好放在冰箱里，他可以用微波炉热着吃。作为回报，他会在下雨天提醒我带伞，会在我加班晚归时，让客厅的灯一直亮着。
我们依然分床睡，但会聊一会儿天。他给我讲海洋工程的知识，讲钻井平台怎么在深海站稳脚跟，讲海底管道怎么铺设。我给他讲纺织厂的事，讲哪种布料容易起球，讲怎么从机器的声音判断它是否正常。
“你耳朵很灵。”有一次他说。
“纺织工都这样，机器声音不对，就知道要出问题了。”
“我也一样。”他说，“听模型运转的声音，就知道设计有没有问题。”
我们像两个在孤岛上相遇的人，慢慢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转折发生在婚后第四个月。那天我感冒请假在家，发烧昏睡了一下午。醒来时已经是傍晚，屋里飘着粥香。赵明远在厨房——那个我以为他根本不会使用的厨房。
他坐在轮椅上，操作台被他改造过，降低了高度。他用一只手稳住锅，另一只手搅拌着粥。动作笨拙但认真。
“你怎么……”我声音沙哑。
“醒了？”他没有回头，“白粥，马上好。”
我靠在门框上看他。夕阳从厨房小窗照进来，给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这个场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震撼。
他把粥盛出来，放在托盘上，摇着轮椅来到我面前。“小心烫。”
那是一碗最简单的白粥，米粒煮得恰到好处，上面撒了一点肉松。我吃着粥，眼泪掉进碗里。
“很难吃吗？”他问。
我摇头，说不出话。
那晚，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谈。我告诉他我为什么同意这门婚事：父亲肝硬化需要长期吃药，弟弟在上大学，纺织厂的工资根本不够。八万块能救急。
他告诉我他为什么同意：不是因为姑姑逼婚，而是因为孤独。“事故后，朋友们渐渐不来了。不是他们不好，而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有时候，我连续一周都不会说一句话。”
“现在你可以跟我说。”我说。
他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亮晶晶的：“好。”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一起吃饭。我把餐桌腿锯短了一段，这样他的轮椅可以正好推进去。我们聊的话题越来越多，从工作到童年，从喜欢的电影到讨厌的天气。
我发现他幽默感很强，尤其是自嘲的时候。有次他的轮椅卡在了门槛上，他笑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设计的东西都要考虑障碍物。”还有一次，他够不到书架顶层的书，就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械抓取臂，用遥控器操作。那个小装置成功拿到书时，他像个孩子一样欢呼。
我也开始改变。我不再觉得纺织厂的工作丢人，反而会和他讨论怎么改进纺织机的效率。他认真听我说，甚至会画一些草图，虽然那些草图最后都被证明不切实际，但过程很有趣。
婚后第六个月，发生了一件事。赵明远接到一个国际长途，通话后他沉默了很久。我问怎么了，他说：“他们邀请我去挪威参加一个项目会议。”
“那就去啊。”
“晓薇，”他看着我，“我要坐飞机，要住酒店，要在一群人面前做报告。我三年没出过远门了。”
“所以你更需要去。”我说。
出发前一周，他开始焦虑。我帮他整理行李，准备各种可能需要的药品和用品。他一遍遍检查要展示的模型和数据，有时深夜我醒来，还能看见书房亮着灯。
临走前一晚，他睡不着。我们坐在客厅里，窗外是寂静的夜。
“如果我搞砸了怎么办？”他问。
“你不会。”
“如果我需要帮助，却没人帮我怎么办？”
“你会找到办法。”我说，“就像你那天摔倒后自己爬起来一样。”
他看着我，突然问：“你为什么会相信我？”
我想了想：“因为我看见你怎么对待你的工作，怎么对待生活。一个对图纸上0.1毫米误差都不能容忍的人，不会允许自己搞砸重要的事。”
他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真正开怀的笑。
赵明远去挪威的那七天，家里空荡得可怕。我照常上班下班，但总会下意识地看向书房，期待那里亮着灯。第三天，他打来电话，声音里有抑制不住的兴奋：“他们通过了我的设计方案！”
我能想象他在电话那头的样子——眼睛发亮，手可能在不自觉地转笔。那一刻，我为他感到骄傲，真正的骄傲。
他回来的那天，我到机场接他。看见他从特殊通道出来时，我愣住了。他穿着合身的西装，头发剪短了，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焕发。更重要的是，他脸上的神情——那是属于一个工程师的自信和从容。
“欢迎回家。”我说。
“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他说。
回到家，他给我看会议的照片，看他站在讲台上的样子。然后，他拿出一份合同：“他们给了我一个长期顾问的职位，薪酬是之前的三倍。”
我正要祝贺他，他却接着说：“还有，他们愿意提供一笔资助，让我继续开发深水机器人项目。如果成功，可能改变海底勘探的方式。”
“太好了！”我由衷地说。
“晓薇，”他握住我的手——那是他第一次主动碰我，“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有勇气去。”
我想抽回手，但他握得很紧。他的手温暖而有力，手心有长期使用工具留下的茧。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我说。
“不，”他摇头，“你做了超出该做的事。你把我当成一个完整的人看待，而不是一个残疾的丈夫。”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分房睡。不是出于欲望——他的身体情况我们都知道——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切的亲密。我睡在沙发上，但把沙发挪到了他的床边。我们手拉着手，聊到深夜。
他告诉我事故的细节：那天他在平台上检查设备，突然一阵大风，脚下一滑。下落的过程只有几秒，但他清楚地记得每一帧画面：灰色的天空，远处海鸥的影子，同事惊恐的脸。
“最痛苦的不是瘫痪本身，”他说，“而是失去控制的感觉。突然间，你连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了。”
“但现在你重新掌控了。”我说。
“因为你给了我一个支点。”他捏了捏我的手，“像海上平台一样，再大的风浪，只要锚点牢固，就能站稳。”
婚姻的第八个月，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赵明远的收入让经济宽裕了许多，我们搬到了有电梯的新小区。他的书房变成了真正的工作室，里面摆满了各种设备和模型。他开始雇佣助手，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每天来帮他做实验记录。
我也辞去了纺织厂的工作，参加了一个设计培训班。赵明远鼓励我：“你对手工和机械有天生的感觉，不该被埋没。”
“我都二十七了。”我犹豫。
“我二十六岁瘫痪的时候，也觉得人生完了。”他说，“但现在我知道，改变任何时候都不晚。”
培训班的第一个项目是设计一款便于残疾人穿脱的衣服。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赵明远。我观察他每天穿衣的过程，记录下每一个困难点：弯腰拿袜子够不着，穿裤子时平衡难保持，上衣背后的拉链拉不上……
我设计了带有延长杆的袜钩，裤腰加了磁性扣件，上衣后背改用前扣式设计。当我把第一件成品拿给赵明远试穿时，他愣了很久。
“怎么了？不舒服吗？”我问。
他摇头，声音有点哽咽：“从来没有人……为我设计过衣服。”
“现在有了。”我说。
那款设计后来被一家服装公司看中，买下了专利。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创意赚到钱，虽然不多，但意义重大。
赵明远的项目也取得了突破。他的深水机器人模型成功通过了实验室测试，即将进行海上实地试验。挪威公司派了一个团队来中国，和他一起工作。
家里经常有外国人来往，他们尊敬地称他为“赵工”或“Ming”。我看着他在专业领域里游刃有余的样子，常常会忘记他坐在轮椅上。他的思维是站立的，奔跑的，飞翔的。
有一次，他的助手小李悄悄对我说：“师母，您知道赵工的设计在国外多有名吗？他事故前参与的项目，到现在还在被当做教材案例。”
我这才去搜索他的名字。结果让我震惊——数十篇专业论文，三个国际专利，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些我连名字都念不全的高端项目里。
那天晚上，我问他：“为什么当初要隐瞒这些？”
他正在调试一个机器人模型，头也不抬：“因为我想知道，如果我一无所有，只是个残疾男人，还会不会有人愿意留在身边。”
我愣住了。
他放下工具，转向我：“晓薇，你知道我姑姑为什么急着让我结婚吗？因为在我事故后，我当时的未婚妻离开了。她受不了和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对所有接近我的人都抱有怀疑——他们是同情我，还是可怜我，还是另有所图？”
“所以你用八万块彩礼‘买’了我，是想测试人性？”
“不，”他摇着轮椅靠近我，“是想给自己一个最坏的预期。我想，如果这场婚姻注定是场交易，那我就接受它。但你不是交易，晓薇。你是意外，是礼物，是我没敢期待的美好。”
我哭了。为他的坦诚，为我们走过的路，为那些误解和逐渐消融的隔阂。
婚后第一年纪念日，赵明远送我一枚戒指。不是钻戒，而是一枚简单的银戒指，内圈刻着两个字母：M&X。
“我自己做的。”他说，“用做模型的边角料。”
我戴上戒指，尺寸刚刚好。“你怎么知道我的指围？”
“你睡着时量的。”他有点不好意思，“用一根细线。”
我俯身吻了他。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吻，轻柔而绵长。他的手臂环住我的肩膀，我能感觉到他全身的力量都凝聚在那双臂膀里。
“晓薇，”他贴着我的额头说，“我可能永远不能站起来抱你，但我会用其他所有方式拥抱你。”
“你已经做到了。”我说。
我们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我成立了一个小工作室，专门设计方便残疾人的生活用品。赵明远的项目获得了更多投资，他组建了一个小团队，租了正式的办公室。我们依然住在一起，但关系早已超越了最初的婚姻契约。
有一天，赵明远的前未婚妻找上门来。她听说赵明远现在成功了，想见他一面。我在工作室，接到赵明远电话：“你要不要回来一下？”
“你需要我在场吗？”我问。
“需要。”他说。
我回到家时，那个女人已经在了。她很漂亮，穿着精致的套装，看见我时明显愣了一下。赵明远平静地介绍：“这是我妻子，周晓薇。晓薇，这位是林小姐。”
林小姐勉强笑了笑：“我听说你现在的项目很成功，恭喜。”
“谢谢。”赵明远的语气礼貌而疏离，“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她看了我一眼，“能单独谈谈吗？”
“有什么事可以在这里说，晓薇是我的妻子，没有她不能听的事。”
林小姐咬了咬嘴唇：“当年离开你是我不对，但我当时太年轻，不知道怎么面对那种情况。现在我想……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屋里安静极了。我站在门口，没有动。
赵明远转动轮椅，面对着她：“林小姐，我不怪你当年离开。面对重大变故，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我现在有了新的生活，新的伴侣。晓薇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来到我身边，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而是因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可她当初也是为了钱……”
“起初是，”我开口了，走向赵明远，把手放在他肩上，“但后来不是。我嫁给他时，以为要守活寡，以为这是一场牺牲。但我错了，这不是牺牲，而是重生——我们两个人的重生。”
林小姐看看我，又看看赵明远，最终站起身：“我明白了。对不起，打扰了。”
她走后，赵明远拉住我的手：“谢谢你回来。”
“我怎么可能不回来？”我说，“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那年秋天，赵明远的深水机器人首次海上试验成功。媒体报道了这个项目，也提到了他的故事。一时间，他成了新闻人物，各种采访邀约纷至沓来。
他很少接受采访，但有一次，一家主流媒体坚持要做一个专访。记者问：“赵先生，您从事故到重新振作，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赵明远看了看坐在一旁的我：“是我的妻子。她教会我一件事：残疾只是身体的状态，不是人生的定义。”
记者转向我：“周女士，您当初嫁给赵先生时，想过会有今天吗？”
我微笑：“说实话，没有。我以为我会照顾他一辈子，做一个奉献的妻子。但事实上，是他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最好的婚姻不是谁照顾谁，而是彼此成全。”
专访播出后，我们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来自残疾人，说我们的故事给了他们希望；有些来自他们的家人，说看到了不一样的未来；还有一些来自普通夫妻，说被我们的相处方式感动。
但最让我触动的一封信，来自我父亲。手术后，他的病情稳定了，但一直对我仓促的婚姻心怀愧疚。他在信里写道：“晓薇，爸爸对不起你。但现在我知道，你找到了真正懂你的人。明远是个好男人，你要好好珍惜。爸爸为你高兴。”
我把信给赵明远看，他看完后说：“今年春节，我们回家过吧。把爸爸和弟弟都接来，好好团聚。”
春节时，我们真的这么做了。父亲和弟弟第一次来我们的新家，赵明远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菜——经过一年的练习，他的厨艺已经相当不错。弟弟对他的工作室特别感兴趣，两人聊了很久的技术问题。
父亲把我拉到阳台，小声问：“他对你好吗？”
“很好。”我说，“爸，你真的不用再愧疚了。这场婚姻不是牺牲，是我人生最好的选择。”
父亲眼圈红了，拍拍我的手：“那就好，那就好。”
晚上，一家人围坐看电视。赵明远悄悄握住我的手，在我耳边说：“谢谢你选择我。”
“也谢谢你选择我。”我说。
如今，我们结婚三年了。赵明远的项目越做越大，最近在筹备成立自己的公司。我的设计工作室也稳步发展，推出了好几个受欢迎的产品系列。我们依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睡在相邻的床上——后来我们换了一张特制的大床，可以调节高度，让他更容易上下。
有些夜晚，我们会聊到未来。他说想开发更多帮助残疾人的技术，我说想扩大设计范围，让更多生活用品变得友好。我们计划存钱买一套带院子的一楼房子，这样他可以更方便地出入，我们还可以种点花草。
“也许可以种玫瑰。”他说。
“为什么是玫瑰？”
“因为你像玫瑰，”他微笑，“有刺，但很美。”
我笑了：“那你呢？你像什么？”
“我像树，”他想了想，“即使树干受伤，根还在土里，还会继续生长。”
是的，我们都在生长。以各自的方式，在各自的土壤里，向着阳光生长。这场始于交易的婚姻，长成了爱情的森林。那个我以为要守活寡的未来，变成了充满可能性的每一天。
昨天，赵明远在工作室待到很晚。我去找他时，他正对着一台新设备发呆。
“怎么了？”我问。
“这个传感器总是校准不准。”他皱眉。
我看了看设备，又看了看图纸，突然想起什么：“会不会是温度问题？今天降温了，实验室比平时冷。”
他眼睛一亮：“有可能！”重新测试后，问题果然解决了。
回家的路上，他摇着轮椅，我走在旁边。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的影子直立着，他的影子坐在轮椅上，但两个影子紧紧挨在一起。
“晓薇，”他说，“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还在那个旧房子里自怨自艾。”
“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还在纺织厂里日复一日。”我说。
我们相视一笑。命运有时很奇妙，它给你最艰难的起点，却指引你走向最意想不到的美好。我嫁给一个26岁的残疾男人，本以为要守活寡，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他不只是工程师，不只是创新者，他是我的爱人，是我残缺世界里的完整，是我平凡生命里的奇迹。
而我也在他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新身份：不只是照顾者，不只是妻子，我是设计师，是伴侣，是他黑暗时刻的光，也是他辉煌时刻的见证者。
夜深了，我们回到家。我帮他洗漱，他给我讲明天的计划。窗外，城市的灯火一盏盏熄灭，但我们的家里，总有一盏灯为彼此亮着。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一个关于轮椅和玫瑰，大海和纺织机，绝望和希望的故事。它还在继续，每一天都在书写新的章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