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8日，日本举行第51届众议院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取得压倒性优势，而中道与左翼政党则遭遇全面溃败。此次选举清晰标志着日本政治结构的进一步右倾，主流政党保守化加速，中道政治空间急剧收缩，安全与对外强硬议题成为动员核心。日本国政层面，正进入一个以保守主义和安全优先为主导、并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政治阶段。
本次选举距离上届选举仅一年有余。在选举前，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均处于相对不利地位，高市早苗选择提前解散众议院，被国内外舆论普遍视为一次“铤而走险”的政治豪赌。从正式解散到投票日仅有16天，这使得选举实质上演变为一场围绕高市个人的“信任投票”。高市更在选前公开表示，若执政联盟未能取得过半席位，将引咎辞职。
在野阵营大溃败，日本政治光谱右移
结果显示，高市“赌对了”。从政党格局看，此次选举的最大特征之一便是在野阵营的大溃败。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在选前仓促拼凑的“中道改革联合”，本意在于整合反对力量，实际上却是理念模糊、路线混乱，无论在政策主张、竞选叙事还是组织动员层面，该联盟都未能向选民提供任何清晰的未来图景。其未能对自民党形成有效制衡，仅获得49席，较上届锐减约100席。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多名重量级政治人物相继落选，包括中道改革联合共同干事长安住淳、连续19次当选的小泽一郎，以及曾任立宪民主党代表的枝野幸男。部分被寄予厚望的中坚议员亦未能当选，打击之大前所未有。这一结果清楚表明，日本中道政治精英在当前选民结构与议题设置中已出现系统性失效，中道路线在国政舞台上的存在感显著下降。选后，野田佳彦、斋藤和夫等人已相继表示将引咎辞职。左翼政党的衰退同样具有结构性意义。曾在战后日本政治中具有象征地位、并诞生过前首相村山富市的社会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便未能获得任何议席。这一结果可看作左翼政治在日本社会整体保守化趋势中被持续边缘化的集中体现。
这暴露出日本中左翼政党在此次选举中的深层困境。在社交媒体空间中，中道联盟被年轻网民讥讽为“老登”，直指其领导层清一色由年长男性政治人物构成，被视为脱离现实、固守旧时代政治语言的“政治恐龙”。这一标签折射出年轻选民对中左翼政党长期以来缺乏更新能力、无法回应代际焦虑的集体否定。相比之下，高市早苗在竞选期间高强度行程与对社交媒体的娴熟运用，反而凸显了中左翼阵营的迟钝与保守。当执政党能够主动塑造“高效率、强执行力”的领导形象，而在野中左翼仍停留在组织拼盘、派系妥协与空洞道德批判之中，其被边缘化几乎成为必然结果。所谓“老登政治”，恐怕并非年龄问题本身，而是政治风格、沟通方式与时代感的全面失配；而日本中左翼政党，正是在这一点上被年轻选民彻底判了“出局”。
与中左翼全面退潮相对照的，是保守政治在不同层级上的同步强化。一方面，自民党在高市早苗的领导下实现显著扩张，在本次选举中一举拿下316席，不仅远超单独过半所需的233席，更突破了三分之二的修宪门槛（310席），成为战后首次单一政党单独跨越修宪线的案例。日本媒体更将当前局面形容为“高市一强”。另一方面，以日本维新会、参政党、国民民主党为代表的右翼政党亦扩大了自身存在感，在舆论与议题层面进一步推动政治光谱右移。这一“主流右转+边缘助推”的叠加效应，使日本政治整体呈现出明显的保守集聚态势。
如果说政党版图变化反映的是结果，那么选民结构的变化则揭示了更深层的社会动因。此次选举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年轻选民群体对保守政治的支持明显回升。多项日本媒体调查显示，18至59岁选民中，自民党支持率较上一届众议院选举显著上升，并重新位居各党之首。这一变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年轻人相对疏离自民党”的刻板印象，也对外界关于日本年轻世代政治取向的认知提出了修正。
这一代年轻选民的政治社会化背景，与战后乃至冷战后世代存在根本差异。他们成长于“失去的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长期停滞之中，对经济增长红利、和平宪法或战后反省叙事缺乏直接经验。在国际环境持续紧张、地区冲突频发、对未来不确定性感知增强的背景下，强调国家力量、安全保障和对外强硬的政治叙事，反而更容易获得其心理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右转并非主要通过激进或边缘政党实现，而是通过对主流保守政治的重新拥抱完成。换言之，日本年轻选民的变化，并不是“反体制”的爆发，而是对既有体制内强硬选项的理性选择。这使得政治右倾不再具有“短期情绪化”的特征，而呈现出更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执政党内部，此次选举亦显著加速了权力结构的再集中。选举大胜使高市早苗的党内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高市个人的人气在比例代表选区中表现尤为突出，成功将大量无党派选票转化为自民党支持。其结果是，一批此前政治存在感有限的中青年议员，在“高市效应”带动下成功当选，自民党内对首相个人的依附度明显提升。
更值得关注的是，高市在此次选举中公推并支持多名前安倍派议员，使其在政治献金丑闻后重新回到国会核心。这一操作具有深刻的派系政治含义。随着安倍晋三个人政治时代的终结，其路线并未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正在被制度化、再组织，并以新的领导核心重新整合。在这一背景下，高市是否会以安倍派为基础，逐步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稳定派系，即所谓“高市系”，已成为日本政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若这一趋势成形，自民党内部的政策取向与权力逻辑，或将进一步向意识形态化、强硬化方向集中。
日本右翼或强力推动废除“无核三原则”
在国内政治层面，高市政权有望迈向长期执政，终结近年来首相频繁更迭的政治不稳定局面。随着执政联盟在众议院掌握三分之二多数，相关法案将较少受到制度性掣肘。高市不仅获得推动经济与安全领域一揽子改革、扩大财政支出的政治授权，也为推进防卫政策调整扫清障碍。高市在2月9日的记者会上就众议院选举大胜表示：“国民以强有力的方式支持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政策转型贯彻到底”。
高市政府已明确表示，将废除防卫装备出口的“5种类型限制”，推动日本防卫产业融入国际军火市场，并计划在2026年底前修改“安保三文件”，将防卫费稳定提升至GDP的2%以上。这意味着，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心正从“最低限度防卫能力”的逻辑，转向以持续扩军、对外输出安全能力为导向的结构性转型。长期被视为日本安全政策“道义底线”的无核三原则，也开始被明确纳入“是否应当废除”的现实讨论之中。高市本人更直言，修宪是自民党的“生命线”，直指对战后宪政秩序的实质性重塑。所谓宪法第9条，是日本战后宪法中明确规定“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的核心条款，长期以来被视为日本和平主义与战后体制的象征。然而，战后日本并未正面修改该条款，而是通过政府解释与制度设计的方式“留出空间”，在不承认“军队”的前提下设立自卫队，并以“专守防卫”“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不主动对外用武”为基本原则，维持了名义上的合宪性与政策克制。这种以解释替代修宪的安排，构成了战后日本安全政策运行的制度基础。
正因如此，对第9条的修改，长期被视为自民党自成立以来的终极政治目标之一。安倍晋三政府已于2014年通过内阁决议、并于2015年推动安保法制，事实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标志着第9条解释框架的重大突破。高市政府当前推动的修宪议程，正是试图终结这种“解释性合宪”的状态，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自卫队的存在与法律地位，为其向事实上的正规军转型提供直接而稳定的法理依据。若相关修宪主张得以推进，日本将不再只是通过解释空间运作的“受限军事国家”，而是在宪法层面完成向强军扩武国家的制度性转型，其对地区安全格局所带来的冲击不容低估。
以上种种右翼保守性政策，均是可能带来日本国内分裂的敏感议题，已经引发在野党的警惕。对此，在政党联盟层面，高市政府同样展现出鲜明的战略取向。尽管执政联盟在参议院仍处于相对不利态势，但高市并未选择降低政策强度以换取跨阵营妥协，反而明确释放出与在野右翼力量加强合作的信号。高市公开表示，在政策层面其政权与国民民主党具有高度亲和性，并不排除包括联合执政在内的合作可能。这表明，高市政府正试图推动以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认同为轴心的“右翼力量再整合”。制度条件亦为这一策略提供了现实支撑。在日本现行宪政框架下，即便政府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众议院仍可通过再议程序完成立法。随着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取得三分之二优势，高市政权在实际执政中的制度约束较选举前已显著减轻。这种制度环境的变化，使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推进具备了可操作性。
在对外关系方面，日美同盟无疑将进一步强化。特朗普在选前即公开支持高市，选后亦第一时间表示祝贺。但作为典型的“交易型领袖”，外界普遍认为，美方支持并非“无条件”，未来可能要求日本进一步提高防卫费分担比例，甚至推动日本资金参与美国核电站建设。在贸易领域，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大米市场的声音亦再度升温。
上述政治、社会与制度变化，对日本对华政策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随着中道与左翼力量的持续退场，制约对华强硬政策的国内政治力量明显减少。对华强硬不再只是部分政治人物的策略选择，而正逐步演变为跨党派、跨世代共享的政治共识。在涉台、涉海及地区安全问题上，日本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政治成本显著下降。 这意味着，中日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正在发生性质变化。过去，中日关系的不稳定更多源于领导人更替或政策波动；而在当前背景下，更值得警惕的是对华强硬正在被制度化、常态化，其回旋空间正持续收缩。即便短期内出现战术性缓和，日本对华政策的结构性摩擦风险仍将长期存在。
总体而言，2026年日本众议院选举是一场清晰指向日本政治未来走向的结构性节点。一个更强调安全、国家意志与对外竞争的日本，正在加速成形。对中国而言，继续以短期政策调整或个别政治人物更替来判断日本对华走向，已显不足够。如何在这一长期右转背景下重新审视中日关系的稳定机制，将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编辑｜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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