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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碟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生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红白喜事从来不只是家庭内部的事务,而是一场牵动整个村庄的公共仪式。近日,一则短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村里大小红白喜事都是这些读不了书的人在忙前忙后,那些学霸除非是自己父母去世才回来一两天。”评论区里,观点激烈碰撞——有人呼吁推行一条龙服务以提高效率,节省人力物力;有人则叹息年轻一代人情淡薄,担忧互助传统消逝。在云南省彝良县荞山镇的一个小村庄,这一现象尤为典型,这里保留着完整而复杂的“帮忙文化”,既是维系乡村社会的情感纽带,也成为压在村民肩上的现实负担。

一、酒席场景:从筹备到结束的全景图

荞山镇,红白喜事是乡村生活的重头戏。酒席主要分为两大类型:婚嫁之事与丧葬之礼。此外,满月酒、搬家宴、老人大寿虽规模稍小,却同样是重要的社交场合。这些仪式通常只邀请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但参与帮忙的却往往是整个村庄的邻里乡亲。

婚礼的举办有着严格的时间流程,一般持续三至四天。第一天,左邻右舍便开始聚集到主人家中,帮忙打扫庭院、布置婚房、搭建临时灶台。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却需要多人协作——有人负责借桌椅板凳,有人准备炊具餐具,有人布置礼台喜字。第二天被称为“花宵”,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赶来,陪伴新郎或新娘度过“单身夜”,这一夜往往通宵达旦,笑声歌声不绝于耳。第三天是正日,上午在女方家大摆宴席,午后男方接亲队伍出发,鞭炮声中,新娘离开娘家;下午在男方家,更盛大的宴席拉开帷幕,宾客推杯换盏,祝福声声。直到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婚礼的主体仪式才告一段落。而第四天,主人家会专门设宴感谢这些天来帮忙的乡亲们——这被称为“谢厨饭”,虽简单却情意深长。

丧事的流程则更为复杂,时间也更不固定。由于农村讲究黄道吉日,逝者去世后往往需要等待合适的日子才能下葬,这段时间从三天到七天不等。一位村民回忆外婆去世时的情形:“外婆是凌晨走的,按照村里的规矩,要等一个吉时才能下葬。那七天里,亲戚邻居轮流守夜,白天帮忙准备葬礼所需的一切——扎纸、准备孝服、联系道士、准备宴席......几乎整个村子都动员起来了。”从老人咽气的那一刻起,一套复杂的互助机制便开始运转,直到逝者入土为安,这场集体仪式才算完成。

二、“帮忙”百态:乡村协作的微观图景

在荞山镇,“帮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劳务协助,更是一套精密的乡村协作体系。根据事务的重要性和专业性,帮忙被分为不同等级。

最基础的是“打杂帮忙”,包括洗碗、择菜、端茶倒水、照看小孩等。这些工作看似简单,却需要大量人手。一场三十桌的宴席,光是洗碗就需要五六个人轮班作业。洗菜择菜更是需要早早开始,往往天不亮就能看到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一边处理食材一边聊着家长里短。

更高一层的是“技术帮忙”,如主厨、蒸饭师傅、记账先生、司仪总管等。这些岗位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因此通常由村里公认的“能人”担任。主厨不仅要会做传统的“九大碗”、“十全席”,还要懂得根据季节调整菜单,控制成本;蒸饭师傅则要掌握大锅饭的火候,确保几百人同时开饭时米饭软硬适中;记账先生则要细心记录每份礼金、每笔开支,这些账目往往成为日后人情往来的重要依据。

最核心的是“关键帮忙”,如婚礼中的接亲负责人、丧事中的抬棺人。这些岗位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威信和责任心。有趣的是,这些关键岗位往往需要“提前预定”。一位村民透露:“我叔叔是村里有名的‘总管’,谁家有红白喜事,提前半个月就得拎着两瓶酒、一条烟上门请他‘出山’。要是临时去找,很可能他已经被别家请走了。”

这种帮忙体系在空间上也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办事人家的院子自然是最主要的场所,但邻居家的院子、村里的公共场所也常常被借用。桌椅板凳从各家各户汇集而来,锅碗瓢盆在村中流转,整个村庄在几天内被重组为一个巨大的流动宴席空间。这种空间的共享与重组,正是乡村共同体意识的物质体现。然而,帮忙并非无休止的付出,它遵循着严格的互惠逻辑。一位中年村民坦言:“我帮你家四天,下次我家有事你也得来帮我四天。要是谁只收礼不还工,在村里就难做人了。”这种人情账虽然不见于纸面,却深深烙印在每个村民心中。

三、时间的重量:当帮忙成为生活常态

在荞山镇,帮忙不仅是一项活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农历腊月和正月,这种生活方式达到顶峰。

“去年腊月,我家整整有二十三天都在别人家帮忙。”一位村民苦笑着说,“初六张家嫁女儿,初十李家老人去世,十五王家孩子满月......几乎没闲过。自己家的地都没时间收拾。”这段时间,村民们仿佛进入了一种“帮忙循环”,今天在张家洗碗,明天在李家择菜,后天又去王家记账。这种密集的帮忙活动对农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直接的是劳动力损失。在荞山镇这样缺乏支柱产业的地方,大多数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但为了保持“可帮忙”状态,不少家庭选择留下一人在家。“我和老婆本来可以一起出去打工,但考虑到家里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人情往来,最后决定她出去,我留下。”一位四十多岁的村民说。这种选择意味着家庭收入的直接减少,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无疑加剧了经济压力。

时间的付出也带来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负担。“连续帮忙三四天,每天从早忙到晚,腰都直不起来。”一位常年在红白喜事中担任主厨的村民说,“特别是白事,还得守夜,几天下来人都要虚脱。”但即便如此,当邻居上门求助时,大多数人还是会点头答应——“都是乡里乡亲的,不去帮忙说不过去。”

四、代际分野:传统坚守与现代疏离

近年来,荞山镇的帮忙文化出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参与帮忙的人群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

视频中提到的“读不了书的人在忙前忙后”并非虚言。在当地的帮忙队伍中,主力军通常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大多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常年生活在村里,对传统礼仪熟稔于心。而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通过读书走出村庄的“学霸”们,则很少出现在帮忙现场。

“我儿子在省城当程序员,去年我堂哥家办事,打电话让他回来帮忙,他说请不了假,最后就微信转了个礼金。”一位村民无奈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些事太浪费时间。”这种态度在年轻人中颇具代表性。一位在外工作的“90后”坦言:“我在城市生活十年了,早就习惯了一切效率优先。村里那种一帮好几天的模式,我觉得太原始了。如果是我自己的事,我宁愿请专业的团队来做,明码标价,省心省力。”

但老一辈对这种变化深感忧虑。“人情都是走出来的,你今天不帮别人,明天谁帮你?”一位村里的长者说,“等到这些老人都不在了,年轻人又不懂这些规矩,村里的情分就淡了。”

这种代际分野不仅体现在参与意愿上,也体现在对帮忙价值的理解上。老一辈将帮忙视为一种道德义务和社会资本积累,年轻人则更倾向于从经济理性和个人选择的角度看待它。一位年轻村民直言:“我觉得一条龙服务挺好的,专业高效。大家随个礼,吃个饭,意思到了就行,没必要绑上好几天时间。”

五、人情账本:随礼与帮忙的双重压力

在荞山镇,参加一场红白喜事意味着双重付出:一是礼金,二是劳动力。这两者构成了乡村人情的“硬通货”。

礼金的数额往往体现着关系的亲疏。直系亲属通常需要给出较高金额,近年来普遍在500元至2000元不等;普通邻居则在100元至300元之间。但真正让村民们感到压力的,是频繁的礼金支出。“去年光礼金就送出去一万多,几乎是我打工两个月的收入。”一位村民算了一笔账,“正月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有酒席,有时候一天得赶两场。”

如果说礼金是“明账”,那么帮忙所付出的时间和劳力则是“暗账”。这笔账虽然不直接以货币形式体现,但其价值不容小觑。以一场四天的婚礼为例,如果按当地临时工的日工资150元计算,一个帮忙四天的村民实际上付出了600元的劳务价值。而这还只是个人的付出,如果全家出动,价值更是翻倍。

“最怕的就是‘礼到人不到’。”一位村民说,“如果你只随礼不帮忙,别人虽然收下了钱,但心里会觉得你不给面子。特别是关系近的亲戚,那是必须到场帮忙的。”这种压力迫使许多村民即使在忙碌或身体不适时,也要坚持参与帮忙。

更为复杂的是,这套人情体系缺乏弹性。一位刚从外地返乡的年轻人讲述了这样的困境:“我在外面工作了五年,村里很多事都没参与。现在回来了,发现人情账上我欠了一大堆。接下来几年,恐怕得拼命帮忙才能还清。”这种刚性的人情债务,让许多流动人口对返乡既期待又畏惧。

六、转型的阵痛: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当前,荞山镇的帮忙文化正处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点上。一方面,专业化的一条龙服务开始悄然进入乡村;另一方面,传统的互助模式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一条龙服务的优势显而易见:效率高、专业化、可预测。一家提供此类服务的老板介绍说:“我们提供从场地布置、厨具租赁、食材采购到烹饪服务的全套解决方案。主家只需要告诉我们预算和桌数,其他的都不用操心。”这种模式特别受到年轻人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的欢迎。但传统帮忙模式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它是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粘合剂。在帮忙的过程中,信息得到交流,感情得到加深,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其次,它对经济困难的家庭更为友好。“如果请一条龙,一场婚礼至少要两三万。但如果是乡亲们帮忙,成本可以控制在一万以内。”一位刚办完儿子婚礼的村民说,“大家就是出点力,吃几顿饭,人情比钱重要。”

然而,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现代服务,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如何平衡效率与情感,如何在变革中保留人情温度。一位村干部的思考或许指明了方向:“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二选一,而是应该寻找结合点。比如,可以成立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制定帮忙规范,既保留互助精神,又提高效率;也可以引进部分专业化服务,减轻乡亲们的体力负担。”

七、乡村共同体的未来:人情何去何从?

荞山镇的“帮忙文化”正处于十字路口。它既是乡村温情最生动的体现,也是乡村负担最真实的反映。在城镇化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的今天,这种传统模式能否延续,如何延续,成为摆在每个村民面前的现实问题。

从更深层看,帮忙文化的变迁折射的是整个乡村社会的转型。当年轻人大量外出,当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当个体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的集体行动逻辑必然面临挑战。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归属感、认同感的需求并未消失,甚至可能因为社会流动的加速而更加强烈。

也许,未来的乡村人情不会完全回到过去的模式,也不会彻底被商业服务取代,而是会演化出一种新的形态——既有契约精神的效率,又不失人情往来的温度;既尊重个体选择的自愿,又维护社区互助的善意。这种新形态的探索,需要政策引导,需要社会创新,更需要每个村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智慧。

在彝良县荞山镇,帮忙的故事还在继续。每天,都有人敲开邻居的门说:“听说你家要办事,我来帮忙。”每天,也都有年轻人在电话里对父母说:“工作太忙,这次就不回去了。”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最真实、最复杂的和声。而这场关于温情与效率、传统与现代、集体与个体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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