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众议院选举尘埃落定，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过半数议席。从最新议席分布来看，自民党获得316席，超过众议院总议席数的2/3，而其执政联盟日本维新会则基本与选前持平，获得36个议席。反观在野阵营，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建的“中道改革联合”遭遇溃败，议席从选前的172席大幅下降至49席，该联盟共同代表野田佳彦与齐藤铁夫双双引咎辞职。
高市早苗在这场政治豪赌虽然赢了，执政根基也将变得更加稳固。但外界普遍认为，她必须迎战的两大对手，并非中俄两国。日本《总裁》经济杂志前主编小仓健一认为，过去10年，尽管日中，日俄关系波折不断，但始终与中俄仍维持着基本的和平相处态势。此番高市虽然扭转了自民党在众议院的少数局面，但在参议院，仍未摆脱少数的处境。不过，手握民意加持的“后盾”，未来的在野党恐怕也只能被迫追认高市正确的各项决策。
历史经验表明，日本首相在政权稳固后，往往会展现出更强的外交弹性，这意味着高市可能会逐步调整此前的强调外交政策，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对抗态势。至于高市能否凭着高支持度推动修改宪法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短期至中期内，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将成为优先选项。换言之，中俄并不是高市必须迎战的对手，而是日本的经济与财政体系内部的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是高市内阁必须直面的生死考验，并将决定日本经济能否实现经济复苏，亦或是坠入持续衰退的深渊。
在这次选举中，高市早苗以“超短期决战”，快速瓦解在野党整合势头，并凭借民粹化的承诺与强硬的表态收获保守派选民的支持，但并未触及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病灶。当前，日本经济停滞，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通胀高企挤压民生、产业竞争力下滑、政府债务持续飙升，这些顽疾不会因选举胜利而自动消解。高市在这场政治豪赌中赢了，但她也必须迎战两大对手。
第一个对手，是拓宽经济的自民党内部“增税派”议员。长期以来，自民党主流秉持财政健全理念，将消费税调整与债务约束视为经济稳定的基石。这批议员深耕财税与预算领域，熟悉日本财政的脆弱性，坚信唯有上调消费税，才能遏制债务膨胀、守住国家信用、才能为社会保障与国防开支提供可持续支撑。
但在选举期间，高市却将“下调消费税”纳入竞选承诺，但自民党内大批议员认为，减税与扩支承诺，短期内可以取悦选民，但会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失衡，拖垮日本的经济。对高市而言，妥协增税，将违背竞选承诺、流失民意支持；拒绝增税，则面临党内分裂、政策难产。因此，“增税派”是高市必须迎战的对手。
第二个对手是，围绕在高市身边的激进“积极财政派”。这批理论家用现代货币理论包装扩张逻辑，主张“以本币发行国债、无违约风险”，鼓吹以无限发债支撑大规模支出，用于补贴民生、加码防卫、刺激投资。他们以“增长优先”为旗帜，将债务约束贬为过时理论，用短期经济数据掩盖长期财政风险。
更关键的是，“积极财政派”深度渗透高市早苗的决策核心圈，是其执政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立场鲜明的增税派不同，该派系以“支持者”面目出现，通过迎合与裹挟让高市在扩张之路上越走越远。一旦启动无度扩支，便难以回头，最终引发利率飙升、汇率失控、债务螺旋式的系统性危机。因此，高市早苗若屈从于积极财政的激进主张，短期红利过后，将是货币贬值、资本外流、财政崩溃。反之，若倒向增税派的紧缩路线，则需承担民意反噬、政治失分的代价。
实际上，“增税派”与“积极财政派”的尖锐对抗，深刻地反映出日本经济的核心矛盾：既要满足民生保障，国防安全的刚性支出需求，又要守住不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底线。当前，日本国家债务总额已超过1342万亿日元，政府债务与GDP之比接近230%，在发达经济体中位居榜首，财政脆弱性已达到临界点。
对于高市而言，总医院胜选只是执政的起点，经济治理才是真正的终极大考。她必须在党内传统财政理念与激进扩张思潮之间寻找平衡，在短期政治利益与长期经济安全之间作出取舍。此次大选的胜利，是日本推动着眼数十年长远改革的最后机会。无数的数据都已表明，轻率增税与无限制发行国债，都是将日本推向深渊的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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