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主要有四种：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
有趣的是，除了甲骨文外，其余所有文字基本破译完毕，而甲骨文能被认出的不足三分之一。
而且甲骨文从发现到现在已经有120多年了，才破译了1500个，而人家那几个文字从发现到全部弄完用了不足20年。
这就有些奇怪了，甲骨文和现代汉字一脉相传，发展到今天从未中断，而那几个文字早在两千年前就废弃了，怎么反倒人家先给搞明白了？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答案就藏在伊朗的一处悬崖上。
1835年，英国军官罗林森冒着生命危险，攀上150米高的悬崖，抄录了本地人几千年来也没有发现的巨型铭文。
这些铭文据说是古波斯国王大流士下令刻写的，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书写了同一内容。
罗林森发现，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相对简单，于是他先完整破译了古波斯语部分。
随后，他将古波斯语作为参照，通过比对，又推导出埃兰语和巴比伦语的含义，楔形文字这一沉睡千年的文字被成功唤醒。
破解过程听着有些魔幻，自然就会有人提出质疑，但是幸运的是，西方考古学家很快就在附近遗址发现了“双语词典”。
这座位于两河流域的尼尼微遗址，据说是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王国图书馆，其中包含超过三万块泥板。
这些泥板中，有大量用于教学的双语词表，将苏美尔语与阿卡德语翻译并列对照，简直就是为现代人准备的古代外语教材。
和楔形文字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的还有古埃及文字，它的发现也是自带词典。
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有一块黑色花岗岩，它就是著名的罗塞塔石碑。
石碑上并列雕刻着三种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
1799年7月，拿破仑的军队在埃及罗塞塔镇，意外地发现一块当地人几千年也没有发现的黑色玄武岩石碑。
正是这块石碑的发现，破译了古埃及文字，成为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关键钥匙。
破解这些古文字的是一个法国天才，他叫商博良，他能让沉默的文物开始“说话”。
他通过对比罗塞塔石碑与菲莱方尖碑，成功破解了圣书体拼写规则，进而推导出古埃及语的基本语法结构。
然后再对比古希腊文和古埃及草书，让尘封1400年的古埃及文字终于重获新生 。
石碑上的铭文是公元前196年托勒密五世颁布的加冕法令，明确要求用三种文字镌刻于各地神庙，为后世破译提供了依据。
看，罗塞塔石碑也是自带“双语词典”。
与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自带外挂不同，甲骨文的破译无词典可用。
自清末王懿荣在药材上偶然发现甲骨文以来，120多年了，中国学者从未发现任何类似于“罗塞塔石碑”的双语材料。
甲骨文目前已累计发现约4500个不重复单字，但破译的仅1500字左右，剩余3000余字成为困扰中国学者的硬骨头 。
即便甲骨文传承有序，从商周金文，再到秦汉小篆，形成了完整的演变链条，其破译难度仍远超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
中国文字博物馆曾经发布公告，征集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单字奖励高达10万元，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新破译的几乎没有。
甲骨文的破译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它不像楔形文字有波斯文做注解，也不像古埃及文字有希腊文做比照。
人家在三千年前就留下了明晃晃的“钥匙”，而中国的学者需要对每一个未识字进行长期的摸索和反复推敲。
这些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记录了商代的占卜活动，内容高度集中于祭祀和征伐。
许多字形在后世的演变中已经消失，它们可能是专用于占卜的术语，或是特定人名，地名，几乎失去了被解读的可能。
没有像人家那样的双语对照词典，中国学者只能依靠有限的工具，通过金文、小篆等后世字形的比较，寻找演变规律。
另一个原因就是人家发现了泥板书。
楔形文字主要刻写在泥板上，能够保存数千年而不朽。西方考古学家发掘出的泥板数量巨大，已经超过一百万块。
这些泥板内容极其丰富，包括法律条文、商业合同、宗教文献乃至学生作业，为研究者提供了太多领域的验证材料。
中国的甲骨文虽然也保存下来一部分，但数量不及泥板的十分之一，而且大部分内容高度同质化，都是商王占卜记录。
这种内容的单一性意味着，我们无法像人家那样，通过不同的内容来对比验证。
更关键的是，楔形文字的分布跨越了多个民族和时期，苏美尔人，亚述人，赫梯人，波斯人都在用，时间跨度超过三千年。
这就意味着，只要破译了其中一个，经验就可以直接应用于其他楔形文字语言。
人家三千年前在合作，现在也是如此。楔形文字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学科，英法德美等诸多西方学者都在参与。
而我们甲骨文研究则主要由中国学者主导，方法创新上不如国际化合作来的快。
甲骨文承载着华夏三千多年前的记忆，每一个字的破译都在触摸中华文明的深度。
破译慢，真不怪甲骨文，怪只怪它没有拥有像其他文字那样的幸运加持，缺少那本出土时自带的“双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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