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一亮，碗一摆，酒瓶就从橱柜最底下那格摸出来了——青花瓷的旧瓶，瓶身有点磨花，标签早褪成淡黄，但瓶口那道浅浅的酒渍还在，像一道年轮。他不倒多，就用那只豁了边的小酒盅，稳稳地、几乎带着点仪式感地，舀两下。不多不少，刚好二两。这事儿，从六十八岁那年冬天开始，再没断过。

以前真不是这样。我翻过他五十年代的工资条影印件，上面写着“技术科副组长”，底下密密麻麻全是加班记录；九十年代全家福背面，他用圆珠笔写着“下周赴深圳调试设备”，字迹工整得像打印的。那会儿酒杯是公家饭局上的道具，回家连啤酒瓶盖都懒得拧。他说过一句特别实在的话：“脑子清醒着，事才落得实。”

可人一退休，就像一根绷了四十年的弦，突然松了。医保卡上去年的体检单我还留着：收缩压152，舒张压91，空腹血糖6.4，医生手写备注栏里画了个圈，后面跟一句“限酒，每周≤3次，每次≤15g酒精”。他点头应得比谁都快，转头晚饭时，酒盅又端起来了。

我妈急得直拍大腿。她念叨的不是酒，是半夜三点他起夜摔在卫生间瓷砖上的那回——没骨折，但膝盖青了半个月，他硬说“滑了一下”，连创可贴都不让贴。后来拌嘴多了，饭桌就成战场：她夹一筷子青菜放他碗里，他筷子一挡；她叹口气，他立刻把酒盅往桌沿一磕，清脆一声。

我真正看懂，是在去年深秋一个雨夜。他喝完那盅，没说话，就坐在阳台小凳上剥橘子。橘络扯得特别慢，一缕一缕，手指有点抖。我蹲旁边帮他捏了捏肩膀，他忽然说：“你王伯上月走了，心梗，走前还在修他那台老收音机。”说完盯着手里那瓣橘子，没吃，也没扔。

原来那点微醺，不是为了醉，是替他把白天咽回去的话、压住的咳嗽、想问又不敢问“你们这周还回来吗”的念头，轻轻托住，缓缓沉下去。他不需要劝，需要的是——有人愿意在他讲第三遍厂里锅炉房漏气那年，眼神还亮着。

现在我进门先喊一声“爸，我回来了”，顺手把包挂好，坐他旁边。他倒酒，我递花生米；他讲老车间的事，我插一句“那台龙门铣现在还在用？”；他偶尔多舀半勺，我也不拦，只把水杯往他手边推一推。

酒瓶还在橱柜底下。只是瓶口那道印，好像淡了点。

你家老爷子，是不是也有一只舍不得换的酒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