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文明的演进，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城市的兴起、文字的发明、法典的诞生。但有这样一种动物，它以速度改写战争规则，以迁徙串联贸易网络，以力量塑造帝国格局，却长期在历史叙事中处于“隐形”状态——它就是马。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戴维・查费茨耗时数十年，足迹遍布欧亚大陆从的广袤土地，在《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一书中，首次将马推到文明叙事的核心舞台。
这部入选《经济学人》2024年度最佳图书的恢弘著作，以马匹为线索，横跨4000年历史，串联起匈奴的铁骑、波斯的驿道、唐朝的马球、蒙古的远征，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马匹不仅是人类的坐骑与工具，更是文明碰撞的催化剂、帝国崛起的引擎、世界联通的纽带。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
[美] 戴维・查费茨 著
扈喜林 译
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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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这句古老的箴言揭示了马匹在文明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秦始皇墓葬群中的兵马俑，公元前1世纪，陕西西安
从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陶马到汉武帝梦寐以求的汗血宝马，从丝绸之路的商队到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马的身影贯穿了欧亚大陆的关键历史节点。查费茨以考古学、遗传学、语言学的多重证据为支撑，结合亲身游历的见闻，用生动的笔触还原了人马共生的漫长历程，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马如何深刻影响了战争、贸易、文化与政治的走向，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世界格局。
驯养革命：从猎物到文明伙伴
人与马之间的关系始于史前时期，最初人类猎杀马作为食物来源。早期的欧亚人类和他们的美洲印第安近亲一样，捕猎马匹以及鹿和羚羊等擅长奔跑的四足动物作为肉食来源。有关猎马的证据在绘画和岩刻中比比皆是，最著名的考古遗址是法国的拉斯科洞穴，其历史可追溯到17000年前。事实上，马是古代洞穴艺术中最常见的动物，这表明马的健美外表和奔跑速度深受早期人类的喜爱。
拉斯科洞穴壁画
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人类与马的关系迎来关键转折：除了杀马食肉，人们开始饮用马奶。这一变化标志着人类对马匹的依赖性显著增强，也开启了人与马的亲密共生。
就像人类从母牛、母羊身上挤奶的经验一样，挤马奶的方法朴素而直接：将正在吃奶的马驹牵到一旁，用缰绳固定住母马，再将乳汁挤入兽皮袋中——唯有马驹在侧，母马才会允许人类靠近。即便马驹长到三四个月断奶后，母马仍会持续产奶，直至次年再次产子。如今在蒙古草原，牧民挤奶时，一旁的马驹仍会睁着大眼睛，露出几分嫉妒的神情。
马独特的生理特性，让它成为畜群天然的“领头者”。与绵羊、山羊等反刍动物不同，马无法反刍，对食物更为挑剔，总是最先吃掉最易消化的嫩草，自然而然成为畜群移动时的“先头部队”。此外，马的视觉与嗅觉格外敏锐，能提前察觉危险；寒冬时节，它们还能用坚硬的蹄子刨开积雪，为其他牲畜开辟觅食之路。
速度，让马与人类的关系超越了圈养与挤奶的实用层面，催生了骑马这一革命性互动。饲养马匹需要广阔牧场，牧马人不得不在欧亚大草原上迁徙游牧；而为了管理分散的马群，最迟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骑马技能应运而生。这一转变对人类历史走向影响深远——马从一闻到人类气味就四散奔逃的野生动物，逐渐成为人类最信赖的家畜；人类则借助马的速度，突破了地域的局限，与农耕社会的界限也愈发清晰。
战车与骑兵：重塑战争规则的力量
或许有人会疑惑，草原民族为何先发明战车，而非直接骑马作战？事实上，直到公元前1000年，草原民族都未形成骑马作战的传统，战车作战比骑马作战早了近千年。核心原因有二：一是骑马作战需要更完善的装备支撑，二是早期马匹体型偏小，难以承载成年人完成作战动作，而战车恰好解决了这两大难题。
公元前2000年左右，草原民族发明了带辐条的空心车轮，将沉重的实心轮战车改造为轻便灵活的两轮战车。这种战车由两匹或四匹马拉动，速度远超之前的牛车和驴车，成为青铜时代的“战争利器”。
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黄金战车模型
战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形态。与之前的步兵作战不同，战车具有速度和冲击力优势，射手站在车上射箭，驾车人负责稳定方向，形成了“移动的作战平台”。在公元前1457年的美吉多战役中，埃及人和迦南人各出动了1000辆战车，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战车对决。
马匹与战车的扩散，在历史上首次将欧亚草原的西部与东部连接起来，让早期中国人得以与阿姆河文明、新月沃土文明产生交集。河南安阳出土的公元前1200年商代墓葬中，战车构造与西亚发现的战车几乎完全一致——这表明马与战车并非逐步传入中国，而是在发展成熟后突然出现在华夏大地上。
中国古代战车
在中国，尚武的周朝灭掉商朝，主要策略是将战车用于大规模作战。在鼎盛时期，周朝能够调集四五千辆战车，这可能是世界上使用战车最多的时期。
公元前4世纪或前5世纪，骑兵逐渐取代战车，成为战场的主导力量。马匹、马具与武器的持续发展，不仅让普通养马人能借助马匹狩猎，更催生了公元前1000年的“骑兵革命”——这一变革的意义远超战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马匹与人类的互动模式，也推动骑术不断精进。
几个世纪以来，为满足狩猎与战争需求，草原上逐渐培育出专门的“战马”：它们肌肉发达、四腿健长、耐力持久，能驮着身披铠甲的成年人长途奔袭。从战车马中选育出的战马，不仅褪去了祖先被人类狩猎时的恐惧，更发展出强烈的好战本能，与骑手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感羁绊。
弓箭本就是致命武器，而骑射让马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长弓对骑马作战而言过于笨重，复合弓则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大幅缩短弓把长度，以木头为基础，辅以骨头和筋增强弹性，让弓弦更具杀伤力。
元代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
骑射作为草原民族的重要创新，继骑马、驾车之后，成为他们的标志性作战方式。斯基泰人培育的骑乘用马，更是大规模战争的关键：战车无法短期大量生产，而马的繁殖呈指数级增长——母马每年产仔，20年寿命中最多可生育16个后代。理论上，100匹母马的马群，20年内可发展为拥有824925匹母马的庞大群体。只要有充足草场，马匹就能提供取之不尽的军事力量，让铁器时代的统治者得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行动，深刻影响草原民族及其邻国的命运。
马匹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军事力量的强弱，因此，优质马种的争夺成为古代文明的核心博弈之一。中国中原地区由于缺乏硒等微量元素，牧草营养不足，马匹难以长出强健的肌骨，跑不快也不耐战。这一困境让中原王朝历代统治者备受困扰，也成为他们与西部草原部落交往的核心动因。
公元前111年，即位30年的汉武帝仍在与匈奴苦战，对方优良的战马让汉军疲于应对。偶然间，汉武帝从《易经》中得到“神马当从西北来”的预言，又听闻遥远的大宛盛产汗血宝马，当即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采购这种“龙驹”。然而，几批使者、商人的出使均以失败告终，甚至有“使者”因冒犯大宛首领而被杀。
汉武帝在位第40年，终于组织起最后一次远征：由小舅子李广利率领6万士兵，搭配10万头牛、3万匹马及大量小型驮畜组成运输队，穿越沙漠、高山与草原，历时两年，最终带回数十匹汗血宝马和3000余匹中等及以下战马。汉武帝大喜过望，重赏李广利，却也付出了沉重代价——10万大军两年多的征战费用，让汉朝国库不堪重负，而这一切只为30匹汗血宝马。
“马踏飞燕”，2世纪至3世纪
对优质马种的争夺，贯穿了中国历史。唐朝时，唐太宗在西北军镇设立58个种马场，每个种马场占用3000英亩草原，饲养多达3000匹马，每年可供应4万~5万匹战马；同时，朝廷还从突厥等草原部落进口马匹，每匹都带有标明来源部族的烙印。唐太宗对马匹极为珍视，其陵墓中雕刻着六匹战功卓著的骏马浮雕——飒露紫、拳毛䯄、白蹄乌、特勤骠、青骓、什伐赤，这些源自突厥语的名字，见证着战马的功勋；而栩栩如生的浮雕造型，甚至让游客不禁猜测：这些马儿或许会随时复活。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636年
贸易与联通：马匹之路重塑世界版图
提到丝绸之路，人们往往想到丝绸、瓷器和香料，但很少有人知道，马匹才是这条贸易路线上最核心、价值最高的商品。查费茨在书中提出一个颠覆性观点：丝绸之路或许更应被称为“马匹之路”。
公元前1世纪，与匈奴苦战130年的中国中原地区，急需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的富饶牧场寻找新的马匹来源。李广利远征中亚常被视为丝绸之路的开端，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此行的核心目的是采购马匹，而非贩卖丝绸。
在任何一支商队中，马贩子的马鞍袋里都装满价值高、重量轻的物品，体积大、分量重的货物则交由双峰驼驮运。中原百姓热衷于从西方购买琥珀、乳香等奢侈品，但皇帝往往严令商人们“多购马匹，少买非战略物资”——奢侈品终究只是马匹进口贸易的“附带品”。
按价值计算，马匹是丝绸之路贸易中最大的品类。这既体现在高昂的价格上，也体现在购买数量上，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据学者推算，唐朝（618~907年）将国家预算的10%用于进口马匹。印度王公贵族每年从北方进口多达7万匹马，这个数字与同时代资料中提到的印度骑兵总人数（二三十万）相吻合。虽然这些资料没有提供任何总预算额，但如果将这一时期每匹马的平均价格定为70盎司银，再根据银币过去很强的购买力进行调整，就可以算出，当时的年进口额相当于今天的40~50亿美元。没有其他商品能与马匹的市场规模相提并论。
马匹不仅是贸易商品，更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马匹发挥了关键作用：洛阳白马寺见证了佛教经典传入中国，而玄奘西行取经则骑着“白龙马”穿越草原和沙漠。贵霜王国的骑兵绑架了印度诗人马鸣菩萨，诗人在途中对着马匹吟唱佛陀骑“犍陟”马遁入森林的故事，竟让马匹领悟佛法，贵霜人也因此皈依佛教，推动了佛教在中亚的传播。
唐代马匹与异域马夫，唐，618~907年
艺术领域更是留下了人马共生的深刻印记。唐代画家韩幹的《照夜白图》，将唐玄宗的坐骑描绘得雄健奔放，成为中国马画的典范；唐太宗昭陵六骏浮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战马的英姿，其雕刻风格融合了波斯艺术特点。
韩幹著名马画作品《照夜白图》，约750年
永恒的伙伴：重估马的文明价值
马不仅是一种动物，更是贯穿欧亚4000年历史的核心线索——它改写了战争规则，催生了贸易网络，塑造了帝国格局，传播了文化信仰，甚至影响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在现代社会，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早已取代了马的实用功能，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动物曾经像20世纪的石油、21世纪的人工智能一样，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战略资源。但正如查费茨在书中所言，马的影响并未消失，它留在了我们的语言、文化、艺术和历史记忆中——“马到成功”的祝福、“千里马”的赞誉、雕塑绘画中的马形象、史诗传说中的马故事，都在默默诉说着人马共生的漫长历程。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解释了秦始皇兵马俑中战马的来历、汉武帝远征大宛的执念、唐太宗昭陵六骏的传奇，更让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联系。从白马驮经到丝绸之路的马队，从蒙古远征到清朝的马政，马一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重要媒介，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2026年，是农历丙午年（马年）。奔腾的骏马，带我们穿越千年时光，见证文明的兴衰与交融。我们更应铭记这位沉默伙伴的贡献，思考如何在新时期延续这份独特的缘分。
-End-
2026.2.12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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