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东头的晒谷场上，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坐着。李大爷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软中华，慢悠悠地点上，烟雾在午后的阳光里打着旋儿。旁边的王大爷摸了摸自己口袋里皱巴巴的旱烟袋，最终还是没有拿出来。他们聊着天，李大爷说起上周去县城看的电影，王大爷只是嗯嗯地应着，眼睛盯着远处自家那三分薄田。

这一幕，在我老家那个北方村庄里每天都在上演。老人们看似坐在一起，中间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退休金。

李大爷是村里为数不多有退休金的老人。四十年前，他通过招工进了县里的农机厂，虽然只是个普通工人，但好歹吃上了“公家饭”。如今每月七千多的退休金，让他成了村里的“富裕老人”。而王大爷种了一辈子地，现在每月只有七十多块的农村养老金，不及李大爷的百分之一。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差距，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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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王奶奶今年七十六了，三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她没有退休金，去年秋天收玉米时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住院两万块，三个儿子凑钱时吵翻了天，最后每人出了六千，剩下两千是王奶奶自己从枕头底下摸出的皱巴巴的积蓄。出院后，她再也不能下地，每天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等着儿子们偶尔打来的电话。

而同样七十六岁的张老师，退休前在镇中学教语文，每月退休金六千多。去年查出白内障，儿子直接开车接她去省城做了手术，用的是最好的进口晶体。回来后，张老师逢人便夸儿子孝顺，却很少提起那笔八千多的手术费对她来说不过是两个月的退休金。

村里的红白喜事，最能看出这种差别。有退休金的老人随礼都是两百起步，坐在上席，说话声音都响亮些。没退休金的往往掏出五十块钱还要用红布仔细包好，坐在角落的桌上，夹菜都只夹面前的。我见过最心酸的一幕是刘爷爷的七十寿宴——他有退休金，摆了八桌，儿子开着新车回来；而当天也是他弟弟刘二爷的生日，刘二爷没有退休金，就在自家灶房里煮了一碗面条，加了个荷包蛋。

这种差别像细针一样扎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

村卫生室的赵医生说，来看病的老人们，拿药时分成鲜明两派：有退休金的直接问“哪种效果最好”，没退休金的先问“哪种最便宜”。慢性病的药，前者按疗程拿，后者常常吃吃停停，“感觉好些了就停停，等难受了再买”。

去年冬天村里装暖气，初装费要两万块。有退休金的老人们聚在一起商量着怎么装，没退休金的只能摇摇头回家继续烧炕。李大爷家暖气片热得烫手时，王大爷正在院里劈柴，手上的裂口在寒风中渗着血丝。

最让人难过的是，这种经济上的差距，慢慢演化成了尊严上的差距。有退休金的老人敢对不孝顺的子女说“不”，因为他们不靠子女养活；没退休金的老人只能默默忍受，怕得罪了儿女，连最后的依靠都没有。

我母亲悄悄告诉我，村里有几个没退休金的老人，已经开始“攒药”——把平时头疼脑热时舍不得吃的药攒起来，等攒够了量，就……她没有说下去，但我们都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问王大爷：“您觉得公平吗？”

他沉默了很久，手里的旱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有啥公平不公平的，命不一样。人家年轻时进了工厂，我在种地；人家每月领钱，我每月盼钱。只是有时候想，我也给国家种了一辈子粮，怎么老了就和人家差这么多呢？”

夕阳西下，晒谷场上的老人们陆续起身回家。李大爷背着手慢慢走着，路过小卖部时买了瓶啤酒；王大爷佝偻着背，手里提着刚从菜地摘的一把青菜，那是他今晚和明早的菜。

同样的夕阳照在他们身上，却照出了两个不同的晚年。在这个村庄里，退休金不仅是一笔钱，它成了一道分水岭，划分了尊严、健康、亲情甚至生命价值。而这道岭，许多人穷尽一生也无法跨越。

夜深了，村里亮起点点灯火。那些有退休金的老人家，电视声音开得响亮；那些没有退休金的，早早熄了灯，在黑暗中计算着明天的开支。同一片星空下，却是两个世界。

我知道，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默默上演。而我能做的，只是记下这些，让更多的人看见，那条横亘在乡村老人之间的、由每月七千与七十块划出的鸿沟。

它划开的不仅是银行账户的数字，更是晚年的温度、生命的重量，和作为一个人最后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