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也就是1639年，兵部尚书杨嗣昌搞了个大动作，满世界贴告示悬赏。
榜文上的价码开得诱人至极：谁要是能把反贼张献忠捆来，赏黄金一万两，外加封侯。
这告示从湖广贴到陕西，甚至四川的深山老林里都能看见。
张献忠听说了这事儿，嘴角一撇，当场也回敬了一个价：“谁要是能把杨嗣昌抓来，赏银子三钱。”
一边是万两黄金加爵位，一边是打发叫花子的三钱碎银。
乍一看，这流寇狂得没边了。
其实张献忠心里跟明镜似的：眼下这大明朝廷，跟自己早就不在一个牌桌上了。
后来有不少人翻这段历史，总爱在那嘀咕，说李自成、张献忠这帮人之所以总吃败仗，坏就坏在“流寇主义”，整天瞎跑，不懂得占块地盘好好经营。
这话说的，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
要是把你扔回当年的那个修罗场，你立马就会明白，不是这帮人不想建根据地，而是压根儿就没法建。
这背后，可是藏着两套完全不一样的活命法则。
咱先把日历翻回崇祯六年，1633年。
那会儿李自成还没混成“闯王”，外号叫“闯将”，算是义军里的一号猛人。
队伍刚跨过黄河天险，把豫西搅了个底朝天，紧接着又往湖广和四川钻。
看着势头挺猛，可实际上只要他们脚后跟一着地，停下歇口气，立马就是死局。
为啥？
对手实在是太硬了。
那时候大明朝摆在台面上的牌面多吓人啊：西北方向蹲着洪承畴，东南那边守着卢象升。
这两位手里攥着的，可是大明朝最后的家底——关辽铁骑和各省的正规军。
碰上这种全副武装的精锐，义军要是傻乎乎地去占个城池死守，下场不用猜都知道：被人围成铁桶，然后瓮中捉鳖，一口口吃掉。
所以，摆在李自成和张献忠面前的路只有一条：跑。
每打下一座城，别说派兵驻守了，第一件事就是扒城墙。
这招叫“平城”。
心思很直白：我守不住，你也别想借着这城墙来堵我。
这简直就是刀尖上跳舞。
义军想要在夹缝里求生，只能靠着两条腿跑出残影，拖着官军在全国搞“越野拉练”。
一旦动了念头想停下来搞建设，分分钟就被打回原形。
崇祯十一年那次惨败就是血证。
李自成脑子一热，跟洪承畴正面硬刚，结果连栽两个大跟头。
内江一战被人锤爆，过汉水的时候又被左光先半道截杀。
折腾到最后，李自成身边还剩几个人？
一千四百来号。
更倒霉的是，跟着他的老伙计祁总管一看这架势，觉得没戏唱，直接投降了。
李自成没辙，只能领着这千把号残兵败将，一头扎进商洛山当起了野人。
这就把道理摆明了：在那个节骨眼上，搞阵地战、正面硬拼，那就是死路一条。
话说回来，既然义军只能满地乱窜，大明朝怎么就愣是灭不掉他们呢？
这事儿还得赖崇祯皇帝和他手底下那帮大聪明。
看着流寇跟泥鳅一样滑不留手，崇祯也琢磨过味儿来了：各省的兵马各扫门前雪，指挥棒不统一，哪能抓得住人？
没招了，局势烂到这份上，崇祯决定下猛药。
他硬是把正在家给老爹守孝的杨嗣昌给拽了出来，也不管什么礼制不礼制了，直接按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让他统管全局。
杨嗣昌这人手腕够硬，搞出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计划。
说白了，就是要把全国的兵力织成一张大网，把义军活活勒死在里面。
他在皇帝面前把胸脯拍得震天响：“给我三个月，我把这十年的烂摊子给您收拾利索了。”
可这计划有个天大的窟窿：缺钱。
户部那帮人拿着算盘一敲，杨嗣昌这一动兵，得花二百八十万八千两银子。
崇祯裤兜比脸还干净。
咋办？
皇帝一咬牙，干了件让自己后悔八辈子的事：加税，名头叫“剿饷”。
圣旨写得那叫一个声泪俱下，说是“暂累吾民一年”。
意思是，老少爷们儿再忍一年，等把贼平了咱就有好日子过了。
搜刮到什么程度？
京城里做小买卖的，一间铺面都得交一钱银子。
这笔账，崇祯君臣只算对了一半。
他们光想着有钱就能养兵，有兵就能打胜仗。
可他们忘了最根本的一茬：老百姓好端端的为啥要造反？
不就是因为灾荒闹得没饭吃，米价飙到六钱银子一斗，活不下去了嘛。
现在为了剿匪，你还要往死里要钱。
这下子，大明朝掉进了一个解不开的死扣里：
为了剿匪，朝廷得加税；一加税，更多活不下去的百姓就被逼成了匪；匪一多，朝廷就得招更多的兵；兵一多，还得加更重的税…
到了崇祯十二年，为了练出七十三万大军，崇祯又下令加派“练饷”，这一张口就是七百三十多万两。
这哪是去剿匪啊，这分明是给义军送兵源，顺带把“替天行道”的大旗都塞人家手里了。
就在这个死循环里，张献忠和李自成虽然狼狈，却硬是熬到了翻盘的机会。
从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义军确实惨。
李自成缩在山沟里不敢露头，史书上连他的名字都快提不到了，外头一度都传他早挂了。
张献忠脑瓜子灵活点，玩了招“假投降”。
被官军逼急了，他就装出一副接受招安的样子。
但他手里的人马一个没散，借着这个机会休整队伍，囤积粮草。
朝廷看不出来他在演戏吗？
看得真真的。
可没法子。
因为这会儿，关外的清军又开始砸门了。
朝廷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急吼吼地把洪承畴和孙传庭调回去守北京。
这一调动，张献忠算是喘过气来了。
等到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觉得火候到了，在谷城把桌子一掀，反了！
紧接着就是一路狂飙。
这回轮到官军傻眼了。
七月二十五号，张献忠把大将左良玉打得满地找牙。
左良玉惨到什么份上？
逃命的时候，连总兵的大印都弄丢了。
这一仗，官军死伤过万，辎重全成了张献忠的战利品。
更有意思的是官军内部那点破事。
杨嗣昌名义上是督师，可手底下那帮丘八根本不鸟他。
左良玉对杨嗣昌的命令，基本就是左耳进右耳出。
这就是崇祯年间的怪圈：皇上不信大臣，武将互相拆台。
主帅换得比走马灯还快，今天陈奇瑜，明天洪承畴，后天又换卢象升。
这些烂事，张献忠看得透透的。
他在四川跟官军玩起了“捉迷藏”。
四个月的时间，过广元、渡嘉陵江、破剑州、克梓潼，拖着明军主力在四川的大山里转圈圈。
正是张献忠这种要把人跑吐血的消耗战，把大明朝最后一点机动兵力给拖瘦了、拖垮了。
真正的转折点，出在崇祯十四年。
这一年正月二十一，李自成拿下了洛阳。
二月初四，张献忠攻破了襄阳。
这两场胜仗，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简直就是在大明朝的脸面上扔了两颗核弹。
在洛阳，李自成宰了万历皇帝的宝贝儿子福王朱常旬；在襄阳，张献忠杀了襄王朱翊铭。
这意味着攻守形势彻底调了个个儿。
义军不再是到处流窜的草寇，而是开始主动进攻朝廷的战略重镇，猎杀皇室成员了。
那位曾发誓“三个月平乱”的杨嗣昌，听到襄阳丢了的消息，又惊又怕，一口血喷出来，直接吓死了。
回过头再看，李自成前期为啥不建根据地？
不是他不懂，而是他在等。
他在等大明朝把血流干，在等加税激起的民怨沸腾到极点，在等老天爷用灾荒把更多的流民推到他这边来。
崇祯十二年，旱灾连着蝗灾，从秋天一直旱到第二年。
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说：“这种灾荒，几千年来都没见过。”
到了这份上，就算李自成不想赢，大明朝自己也撑不住了。
所以说，历史压根没给李自成别的选项。
在那个特定的阶段，不建根据地、保持高机动的流动作战，恰恰是他能活到最后的唯一解法。
至于后来打进北京那是后话。
至少在这一刻，李自成和张献忠赌赢了。
而那位勤政的崇祯皇帝，在一张张加税的圣旨里，亲手给大明朝挖好了坟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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