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国内首例职场性侵工伤认定案”当事人崔丽丽发布视频，澄清围绕她的六大谣言，宣布将对网暴者发起刑事自诉，她说：我不能也不会消失，但谣言需要澄清给不明真相的人！视频中她提到将刑事自诉涉嫌造谣、诽谤、侮辱她的网暴者们，她还明确澄清，自己从未进行任何的直播带货。
作为国内首例职场性侵工伤认定案的当事人，她宣布将对网暴者发起刑事自诉，并郑重澄清自己从未进行任何直播带货。屏幕前的她，早已不是三年前那个刚遭遇侵害的女性，而是一位在司法程序与舆论漩涡中艰难跋涉的“幸存者”。
这起案件的时间线，记录着一场残酷的叠加伤害。2023年9月23日，一次商务宴请后，老板王豪将醉酒失去意识的崔丽丽抱入房间实施强奸。2024年4月，王豪被判有期徒刑4年。然而，正义的曙光并未带来安宁，同年4月18日，崔丽丽被公司以“无故旷工”为由解雇。当她前往申请工伤认定时，一场更加漫长的法律拉锯战才刚刚开始。
直至2025年12月，崔丽丽终于拿到“伤残十级”的鉴定结论，该结论现已生效，而劳动争议案中，公司仅支付了2万余元流产假工资，距离仲裁裁决的113万元相去甚远。这场战斗，她打了整整两年多。
比司法程序更寒冷的是人心的恶意，2025年9月，一段崔丽丽回怼恶意留言的视频被曲解传播，视频中“我要的是2000万加法办”这句话，被网络断章取义为“开高价敲诈”。事实上，这是检方征询是否出具谅解书时，崔丽丽用对方无法承担的金额，来强调施暴者必须受刑事处罚的坚定态度，然而，真相在流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一场针对她的网络暴力就此爆发。
“直播带货”“漫天要价”“借机炒作”，这些标签像冰雹般砸向一个本就伤痕累累的女性，当她在为工伤认定四处奔波时，键盘侠们却编织着新的罪状；当她承受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痛苦时，网络审判官们却在质疑她的动机。这场网络暴力，本质上是对性侵受害者的二次强奸，用谣言剥夺她的清白，用恶意消解她的痛苦，用围观消费她的悲剧。
更值得深思的是，崔丽丽案之所以成为“全国首例”，恰恰暴露了制度保护的滞后，职场性侵能否认定为工伤？这个问题曾经没有答案。在传统认知里，“工伤”往往与生产事故、职业病挂钩，而心理创伤、性暴力伤害长期被忽视。津南区人社局的认定，是一次重要的突破；法院的判决，确立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司法判例。这不仅仅是崔丽丽个人的胜利，更是对所有职场女性的一种制度性保护。
然而，制度的进步难敌人心的偏见，每当有女性站出来指控性侵，总会遭遇“完美受害者”的苛求：为什么不强烈反抗？为什么不立即报警？为什么还能正常工作？崔丽丽的遭遇再次印证了这一残酷现实，即便法律给予了认定，即便司法确认了伤害，社会舆论仍可能用最恶毒的猜测，将受害者推向另一重地狱。
那些参与网暴的人，或许从未想过，如果受害的是自己的姐妹、女儿或妻子，他们是否还能如此轻佻地抛出那些质疑？如果承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失业、诉讼与网络围攻的是自己，是否还能保持“完美受害者”的姿态？良心不是法律条文，却是社会最后的温情底线。当一个人已经失去安全感、尊严和工作时，至少不应该再被谣言和恶意剥夺最后的话语权。
崔丽丽决定提起刑事自诉，这是用法律武器对抗网络暴力的勇敢尝试，但比个案诉讼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需要一场关于良知的集体反思。我们该如何对待性侵受害者？是要求她们必须脆弱到无法起身才是“真受害”，还是允许她们在受伤后依然坚强地争取权利？是跟风传播未经核实的片段，还是耐心了解完整的事实？
职场性侵不是遥远的新闻，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写字楼、任何差旅途中的房间里，崔丽丽案的价值，不仅在于确立了新的工伤认定标准，更在于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受害者的艰难处境与社会舆论的残酷底色。当法律逐步完善时，人心是否也能跟上文明的步伐？
在崔丽丽的视频下方，一条评论写道：“她不只是一个案例，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的，褪去“首例”“当事人”的标签，她是一位遭受重创却依然站着的女性，一位在维护自己权益道路上不肯退缩的普通人，她的战斗，不仅仅是为了那113万元的赔偿，更是为了被侵害后的尊严，为了被污名化后的清白。
在这个轻易制造谣言又轻易遗忘的时代，我们需要记住，每一次对受害者的网暴，都是在为下一个施暴者铺路；每一句未经核实的指责，都可能成为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讲点良心吧，这不是多高的道德要求，只是一个文明社会对受害者的基本善意。
崔丽丽说她“不能也不会消失”，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女性对社会良知的最后呼唤。当法律已经还她部分公正时，我们这些旁观者，是否也该还她一份清净、一份尊重？毕竟，今天的她，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保护她，就是在保护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公平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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