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清朝当官最累的是上朝，其实真正要命的，是下班之后。
衙门的门一关，官员一天的折磨才刚开始，对京官来说，下班不等于休息，而是被拖进一场又一场必须参加的饭局。
你不去，不是不合群，就是不给面子，你去了，就得掏钱、陪笑、喝酒、记人情。
这些饭局从来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站队。
上司过寿、同僚乔迁、下属婚丧，哪一场都不能缺席。
少一次露脸，轻则被记恨，重则仕途直接断掉。
晚清官员恽毓鼎在日记里写，自己病得发烧呕吐，也得硬撑着坐在席上喝酒，不敢先走一步。
酒桌上咽下去的不是菜，是命。
问题是，这些应酬全都要钱，清朝一个正一品大员，年俸只有180两银子，可在京城混个“体面”，一年花销动辄上万两。
送礼、回礼、摆宴，全是硬性支出，俸禄连零头都不够，账根本算不平。
钱从哪来？只能想歪路。
借案敛财、卖官鬻爵、虚报公款，几乎成了默认操作。
不是官员天生贪，而是制度逼人不贪就活不下去。
官场越讲规矩，私底下越脏，应酬越多，腐败越深。
看起来是风光大员，实际上天天在酒桌上透支身体，透支未来，最后连退路都没给自己留下。
如果说酒局是慢性折磨，那上班通勤就是明刀明枪。
清朝京官上朝，时间卡得极死，皇帝五点听政，官员必须提前候着。
住得远一点的，凌晨一点就得起床，摸黑出门。
冬天风雪交加，夏天夜路难行，全靠两条腿硬走。
三品以下官员没资格坐轿，只能步行七八里地进宫。
路上没灯，沟渠遍布，一脚踩空就可能掉进护城河。
真有人因此溺死，吏部档案里只记一句“夜行失足”，可对家里来说，就是顶梁柱没了。
好不容易到了午门，还不能坐。
清朝规定，大臣上朝必须站着，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姿势不能乱，表情不能错。
为了不在殿上失态，很多人上朝前不敢喝水，不敢吃饭。
结果就是空腹站到头晕眼花，直接昏倒。
后来不少人袖子里都藏着人参片，撑不住就含一口续命。
长期这样折腾，官员普遍腿脚废得快，静脉曲张，老寒腿成了职业病。
外人只看到他们穿着官服站得笔直，却看不到那双腿在官靴里抖个不停。
所谓为国操劳，说白了就是用身体硬扛一套不把人当人的制度。
比起累和穷，更折磨清朝官员的，是持续不断的恐惧。
官场里没有“做错事再罚”，只有“你让我不顺眼了”。
一句话说错，一个动作不合规，随时可能被弹劾。
光绪年间有人因为进衙门先迈左脚，被说成“心术不正”，直接丢官。
官员每天担心的不是政务，而是细节：补子绣线多一根会不会逾制？马蹄袖抬高算不算不敬？奏折漏一句，会不会被抓住把柄？
这种长期高度紧张的状态，跟现在说的创伤应激障碍没区别。
晚清状元张謇就写过，自己夜里反复惊醒，总觉得奏折没批完。
更夸张的是“晨昏定省”，下级官员早晚都得去上司家请安，哪怕没事，也得露个脸。
这不是工作，是全天候依附。
你的人、你的时间、你的尊严，都不属于自己。
这套体系逼所有人演戏，皇帝演圣明，官员演忠心，上司演关怀，下属演感恩。
谁要是认真做事，不懂表演，反而最先出局。
长此以往，官员平均寿命比普通百姓还短，不是累死的，是吓死，憋死的。
所以说，清朝做官惨，不是因为工作量，而是因为一切都无效。
时间被浪费在站规矩、跑关系、保命上。
和今天比，至少我们还能下班、还能拒绝、还能走人。
那时候的人，连不演的资格都没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