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年关已近，城市里张灯结彩，空气里都飘着喜庆和归家的急切。我，林晓，独自坐在租住的一室一厅公寓里，对着电脑屏幕修改一份节后就要提交的紧急方案。窗外偶尔传来零星的鞭炮声，衬得屋里更加冷清。茶几上放着两盒简单的速冻水饺和一袋汤圆，这就是我为自己准备的年夜饭。第三个独自在外过的春节了，从最初的委屈不甘，到如今的麻木习惯，我以为自己早已筑起足够厚的心墙，能将那些来自老家的、带着刺的所谓“亲情”隔绝在外。直到手机屏幕上跳出那个熟悉的、却让我心头一紧的名字——“妈”。
铃声固执地响着，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我盯着那两个字，指尖冰凉，迟迟没有滑动接听。上一次通话是什么时候？半年前？还是更久？内容无非是抱怨我不常回家，或者……替舅舅家传达某些要求。深吸一口气，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将手机放到耳边。
“喂，妈。”我的声音尽量平稳。
“晓晓啊！”母亲王秀兰的声音透过电波传来，带着一种刻意拔高的热情，还有背景里嘈杂的电视声和小孩的嬉闹声——那应该是舅舅家的客厅，每年春节他们一大家子都聚在那里，热闹非凡。“在哪儿呢？吃饭了没？”
“在家，还没。”我简短地回答，预感她接下来要说的话。
“又一个人凑合吧？你说你这孩子，大过年的也不回来！”母亲语气里的责备一如既往，但很快话锋一转，那热情里透出一股让我熟悉的、带着算计的兴奋，“不过啊，今年你不回来，可错过好事儿了！你舅舅，你舅妈，真是没忘了你！惦记着你一个人在外头不容易，特意给你包了个大红包！让我转交给你呢！”
大红包？我握着手机，嘴角扯出一个无声的、嘲讽的弧度。舅舅？那个在我父亲早逝后，以“林家唯一男丁”、“顶梁柱”自居，理直气壮吸干我家资源，最后连母亲养老钱和拆迁款都攥在手里的舅舅？
“哦？舅舅有心了。”我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
“可不是嘛！”母亲的声音更兴奋了，带着一种与有荣焉的炫耀，“你舅舅说了，你是外甥女，虽然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到底是一家人，血脉连着筋！这不，给你包了整整一千八！一千八啊！多大方的数目！你舅妈还说，让你记得舅舅的好，以后要多走动，多孝顺！”
一千八。大红包。记得舅舅的好。多孝顺。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像一把生锈的钝刀，缓慢而深刻地割开我记忆里那些早已结痂的伤口，痛感鲜明而窒息。我甚至能想象出电话那头，舅舅和舅妈那副施舍般的、高高在上的表情，以及母亲那满脸的、讨好的、仿佛与荣有焉的喜悦。
一千八。这个数字，像一根毒刺，狠狠扎进我心里最痛的地方。因为它让我无可避免地想起另一笔钱——一百五十万。我家老宅，父亲留下的唯一房产，去年拆迁所得的补偿款，整整一百五十万。那是我父亲半生心血，是理论上属于母亲、也应有我一份的财产。然而，这笔钱，在拆迁协议签订后不到一周，就被母亲“自愿地”、“全权地”，转到了舅舅的账户上。理由冠冕堂皇：“你舅舅是咱林家唯一的男丁，要撑门面，要给你姥姥姥爷养老送终（虽然二老早已过世），他儿子（我表弟）马上要结婚买房，正是用钱的时候。你一个女孩子，迟早是别人家的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妈以后养老，不还得靠你舅舅和你表弟？”
我记得当时我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回去，试图和母亲沟通，哪怕为我争取一点点应有的份额。母亲却像护崽的母鸡，挡在舅舅一家面前，对我横眉冷对：“钱是我的，我想给谁就给谁！你舅舅是自家人，你以后嫁了人就是外姓人！这钱给了你，不就等于给了外人？你想都别想！再说，你舅舅答应我了，以后给我养老，比你靠得住！”
舅舅在一旁，腆着肚子，抽着烟，笑眯眯地补充：“晓晓啊，女孩子要那么多钱没用，容易学坏。舅舅帮你妈保管着，也是为你们好。以后你有困难，舅舅还能不帮你？”
那副嘴脸，那些话语，像淬了冰的针，扎得我体无完肤。一百五十万，我父亲留下的根基，我母亲未来的保障，我本应享有的一部分继承权，就这样轻飘飘地，在“男丁”、“自家人”、“女孩子没用”的荒谬逻辑下，成了舅舅一家的囊中之物。而我，连质疑和反对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是“外姓人”，是“迟早要泼出去的水”。
从那以后，我和母亲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我很少回去，电话也寥寥。母亲偶尔打来，不是抱怨我不孝，就是替舅舅家传话，比如表弟结婚让我随多少礼金，舅舅家装修让我“表示表示”。我以工作忙、没钱推脱，心里那点对亲情的眷恋，也在一次次算计中消耗殆尽。
而现在，在春节这个阖家团圆的时刻，在我独自面对冷清年夜饭的时候，母亲打来电话，不是问我过得好不好，不是关心我是否孤单，而是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拿走了我家一百五十万的舅舅，施舍般地给了我一千八百块红包，并且，要求我“快回来谢恩”？
谢恩？谢什么恩？谢他夺走了我父亲留下的财产？谢他让我母亲未来可能老无所依？谢他让我看清所谓“血脉亲情”在利益面前多么不堪一击？还是谢他这一千八百块，像打发叫花子一样，试图买断我的不满，并彰显他“大方”、“念旧情”的虚伪姿态？
一股强烈的恶心和荒谬感涌上心头，伴随着压抑已久的愤怒和深深的悲哀。我握着手机，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身体微微颤抖。电话那头，母亲还在喋喋不休：“……你舅舅说了，这红包是给你压岁的，也是奖励你一个人在外头打拼不容易。你赶紧的，明天就买票回来！当面给你舅舅舅妈磕个头，谢谢他们！一家人嘛，哪有隔夜仇？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舅舅这么大度，你可不能不懂事！回来好好给你舅舅敬杯酒，以后啊，还得靠你舅舅照应呢……”
磕头？敬酒？照应？
每一个词都像耳光，抽在我脸上，火辣辣的疼。原来，在他们看来，那一百五十万的归属，是“过去的事”，应该“过去了”。而我，作为被掠夺的一方，不仅不能有怨言，还要对掠夺者感恩戴德，磕头谢恩，以换取未来虚无缥缈的“照应”。这是怎样的强盗逻辑？又是怎样扭曲的亲情观？
母亲的声音还在继续，带着不容置疑的催促和一种令我心寒的、对舅舅家的全然依附：“听见没有？晓晓？妈可都答应你舅舅了，说你一定回来！机票钱妈让你舅舅给你报销！你赶紧收拾收拾，别让你舅舅舅妈等急了，大过年的，要喜庆，要团圆……”
团圆？和谁团圆？和夺走我家产的舅舅一家？和那个始终把我当外人的母亲？在那个我早已没有立足之地的“家”里？
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吐出。胸腔里翻腾的怒火和冰寒的悲哀，在这一呼一吸间，奇异地沉淀下来，凝结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的清醒和决绝。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粘不回去。有些人，心偏了就是偏了，暖不回来。那一百五十万，或许我永远也要不回来了，但那不代表我要接受这一千八百块的羞辱，更不代表我要跪下去“谢恩”，去配合他们上演这出虚伪的“阖家欢乐”。
“妈。”我开口，打断了她兴致勃勃的规划，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没有愤怒，没有哽咽，只有一种彻底的疏离和冷静。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啊？怎么了？赶紧订票啊！”
“妈，舅舅的一千八百块红包，我心领了。”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不过，谢恩就不必了。我受不起。”
“你……你这是什么话？”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惊愕和不满，“什么叫受不起？你舅舅给你红包是看得起你！你别不识好歹！”
“是不是看得起我，我心里清楚。”我继续说，语气没有起伏，“那一百五十万拆迁款，您全部给了舅舅，那是您的决定，我无权干涉。但从那笔钱转出去的那一刻起，我和舅舅之间，就已经不是寻常的舅甥关系了。那是赤裸裸的利益输送和财产侵占。那一千八百块，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也抹不平我受到的伤害。它更像是一种讽刺，一种施舍，或者，是你们试图让我闭嘴、让我认命的封口费。很抱歉，我不接受。”
“林晓！你疯了？！你敢这么跟你舅舅、跟我说话？！”母亲的声音变得尖利，带着被戳破真相后的恼羞成怒，“那是你亲舅舅！是一家人！什么侵占不侵占的？难听死了！钱是我自愿给的！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回来给你舅舅道歉！不然……不然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又是这一招。用断绝关系来威胁。以前或许会让我恐慌，但现在，听着她为了维护舅舅而毫不犹豫地舍弃我，我心里只剩一片荒芜的平静。
“妈，”我的声音依旧平稳，甚至带上了一丝极淡的疲惫，“您有没有想过，当您把父亲留下的所有，毫不犹豫全给了舅舅，却在我独自过年时，打电话让我为了一千八百块回去‘谢恩’的时候，您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在您眼里，我是不是永远比不上舅舅那个‘男丁’，比不上他能给您‘养老’的承诺？您用‘没你这个女儿’来威胁我，可您有没有意识到，在您做出那些决定的时候，您可能……早就已经失去这个女儿了。”
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背景音里隐约的电视喧哗，显得格外刺耳。母亲似乎被我的话震住了，或许是从未想过一向温顺、甚至有些懦弱的我，会说出如此直白、如此决绝的话。
我顿了顿，最后说道：“那一千八百块，您让舅舅自己留着吧，或者，就当是我提前给他的‘养老钱’利息的一部分。春节我就不回去了。您保重身体。以后……没什么特别的事，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至于舅舅家的‘照应’，我不需要，也承受不起。我的路，我自己会走。”
说完，我不再等待她的反应，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将这个号码拖入了黑名单。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犹豫。
放下手机，房间里重新归于寂静。窗外的鞭炮声似乎更密集了些，年的味道更浓了。我看着茶几上那两盒速冻水饺，忽然觉得，这顿一个人的年夜饭，虽然冷清，却比回到那个充满算计、偏心和虚伪感恩的“团圆宴”上，要干净、要自在得多。
妈将拆迁款全给舅舅，春节她来电：你舅给你1800红包，快回来谢恩。这通电话，像最后一把钥匙，彻底打开了囚禁我的亲情牢笼。我用一番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直言，撕开了那层温情脉脉的遮羞布，也斩断了那根早已名存实亡、只会带来伤害的所谓“血脉纽带”。我不再期待那份永远倾斜的母爱，也不再忍受那套重男轻女的荒谬逻辑。那一千八百块，连同那一百五十万的旧账，就让它留在过去吧。从今往后，我的悲欢，我的道路，只由我自己定义和承担。这或许孤独，但至少，真实而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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