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深秋，杭州机场。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徐徐降落。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步出舱门时，脸上还挂着会议顺利结束的轻松笑意。他习惯性地扫了一眼停机坪——那里，本该停着那辆他坐惯了的黑色吉姆。
但他的目光瞬间凝固了。不远处，一辆锃亮的大红旗轿车静静停着，车身上秋阳流淌，流光溢彩。刘亚楼脸上的笑意像被风吹灭的烛火，骤然敛去。他脚下顿了顿，沉声问道：“这辆车，是来接谁的？”
没有人回答。也不需要回答。因为他已经看见了——他的办公室主任正端坐在副驾驶座上，透过车窗，朝首长露出“惊喜”的笑容。
那一刻，刘亚楼什么都明白了。这位办公室主任，其实是好意。刘亚楼刚刚升任国防部副部长，按照级别，配一辆大红旗完全合规，坐着也更宽敞舒适。
但刘亚楼在离京前专门交代过：不换车。他说得很明白，“我那辆吉姆已经很好了，坐习惯了，为国家省一辆吧。”话很轻，却分量极沉。
可偏偏那辆老吉姆在这个节骨眼上坏了，送进厂里大修。刘亚楼人还在杭州，车却接不回来。办公室主任思来想去，怕耽误首长工作，也怕首长辛苦，便自作主张向管理局申请了大红旗，亲自开到机场来迎接。
他想，这是特事特办，合情合理，首长应该会满意。然而，他等来的是一记霹雳。
刘亚楼几步走到车前，语气压得低，却透着刀刃般的冷：“我不是说过，不准要吗？”
主任赶忙起身解释，车坏了、大修了、怕耽误工作、完全符合规定、不算搞特殊……一句一句，头头是道。他的语气里甚至带着几分委屈——明明是替首长分忧，怎么倒成了犯错？
可刘亚楼根本不听这些解释。他没有接任何一句“合规”的理由，而是直接问道：“我的车送去大修了，你可以派别的车暂用，这不是你要车的理由，你说对吗？”
这一问，把主任问住了。他张了张嘴，低下头，不再吭声。
刘亚楼的怒气没有消，却已从雷霆转为彻骨的沉肃。他说：“你以为要了这辆大红旗，我会表扬你？错了。我要批评你。刚升官就伸手向组织要待遇——这是什么作风？你想过没有，领导干部应该带什么样的头？”
他的声音不高，每一个字却像钉子，钉在空气中，也钉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你擅自要车，是错误的。你一点也不懂得爱护首长。”刘亚楼看着这位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语气里有痛心，更有警醒，“你以为这是在帮我？你这是在害我。”
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辆车的事，是一桩符合规定的待遇申请。可在刘亚楼眼里，这是作风的关口，是党性的试金石。今天能换一辆车，明天就能换更大的东西；今天有人“帮”你伸手要待遇，明天就会有人替你收不该收的东西。所谓上行下效，所谓由俭入奢，都是从这样“合情合理”的小事开始的。
他最后说：“这辆车是你要回来的，你自己坐吧。我不坐。”说完，他转身向不远处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的车走去，拉开车门，绝尘而去。
办公室主任独自站在那辆崭新的大红旗旁，秋风吹过，烫人的羞愧烧红了脸。他这才真正明白：首长不是不通人情，而是把“规矩”二字刻进了骨血里。那不是做给人看的清廉，那是无需解释的信仰。
回到北京，办公室主任第一时间将大红旗退回了管理局。而刘亚楼那辆修好的吉姆车，又陪他跑了很久很久。
多年后，当人们再提起这件事，记住的早已不是那辆红旗车，而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待遇”二字近乎苛刻的警惕。他不是不爱坐好车，他是不敢坐——他怕那一脚迈进去，就再也出不来。
他怕的不是享受，是那个让享受变得“理所当然”的开始。这世上，从无小事。一辆车，坐进去的是人，站出来的是风骨。刘亚楼用最严厉的方式，给他的部下、也给后世留下了最朴素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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