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中旬，越南北部边境线上的村庄还残留着春节的气息，集市稀稀拉拉，人心却已经有些不安。边防军营里，有人悄声嘀咕：“中国军队大概只是在边境上吓唬一下，不会真打进来吧？”这样的判断，在当时的河内高层同样存在，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很快打碎了这份侥幸。
在越南官方的叙事里，1979年的这场战争，往往被包装为一场“成功顶住压力”的防御战。他们承认中国军队出兵迅速，却极力淡化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有意思的是，越方不少军政人物在战后发表的说法，前后矛盾之处极多，一边承认打得措手不及，一边又要强调“并未失败”。这种心理，贯穿在越南对这场冲突的很多解读之中。
战争结束后不久，越南少将黎马良、越南《人民报》以及河内高层的多种表态，构成了越南方面关于中越战争的几个典型说法：一说“进攻太突然、太猛烈”，一说“中国军队破坏力超过美军”，再一说“中国军队战斗力不过‘5分’”。这些话传播得不算少，但与已公开的史料、双方军队的实际行动对照，会发现不少内容相当值得推敲。
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越南刚刚结束与美国的漫长战争，又卷入柬埔寨局势，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1978年之后，边境摩擦不断升级，中越之间的军事对抗风险，实际上已经摆在台面上。越南军方并非全然没有准备，却明显低估了中国决策层的出兵决心，以及行动展开的速度和规模。
有意思的是，越南领导人既想塑造“早已洞悉中国行动”的形象，又要对国内解释边境失守的现实，结果就形成了一套颇为尴尬的说法：既承认情报提前掌握，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来得又猛又急”。这种前后拉扯，反倒把当年的真实处境暴露得更清楚。
一、提前得知出兵时间，却拦不住突击节奏
战后接受采访时，一位参加过战争的越南将军说过这样一句话：越南军方通过自身情报渠道，再加上苏联方面的情报支持，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知道中国可能发动进攻的大致时间。这一点，从整体国际局势来看，并不离谱。中越边境在1978年已经极度紧张，边境部队早有防御部署，大规模冲突随时可能发生。
不过，知道“可能会打”，和真正挡住一支有明确战役目标的大军，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越南方面的说法中也承认，真正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军队进攻的突然性和推进速度。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十万大军，从东西两线同时向越南北部发起进攻，这个时间点并没有超出预期太久，出乎越方意料的是节奏。
对中国军队而言，这场行动的核心目的并非长期占领，而是以有控制的方式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决策层在制定作战方针时，重点考虑的是快速聚力、集中打击、短期结束战斗，避免陷入长期消耗的边境泥潭。美越战争的教训摆在前面，任何一方一旦深陷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局势都会变得极难收拾。
在这种思路下，解放军采取了密集炮火、坦克集群、步兵快速推进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摧毁越军的前沿防御和交通节点。进攻一旦打响，就必须抢在对手反应、后方重整之前，形成压倒性的战役态势，而不是在一线阵地与对方拉锯。这一点，从老街、谅山等要地短时间内被突破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
短短两天之内，本被越军估计为“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攻下”的老街，就被解放军占领。越南战后解释时，将此归结为“对方投入兵力过多、火力过猛”，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越南原有的战场预期，与解放军在战法和兵力运用上的变化并不匹配。越军此前长期与美国作战，习惯了另一种对手的节奏，却没有充足估计到中国军队在边境作战中的决心与打法。
不得不说，越南方面一方面强调早就知道中国会出兵，一方面又反复提到“突然、猛烈”，从逻辑上看，总有些说不圆的地方。知道时间，却判断错误对方在时间窗口里能做什么，这是当年越南军方的真实处境，也是其战后宣传中最难讲清的一环。
二、“火力太猛、破坏太大”的另一面
越南媒体在战后集中提出的一个论调，是指责中国军队在撤离越南领土时“破坏力太大”。其中，越南《人民报》曾发表评论称，中国军队在撤出越北时，摧毁了北部大量工业设施和交通、仓储目标，仅老街一地就有两千多个目标被炸毁，老街、谅山等区域“化作废墟”。该报甚至声称，中国军队的破坏“超过当年的美军”。
冷静看待这一说法，就会发现其中的多重矛盾。越南在抗法、抗美战争年代，获得了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援助，这是有详细数据可以查证的。中国在物资、武器、工程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越南的支持，总额折算成美元在200亿以上，而当时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这一点在很多回忆录和档案资料中都有体现。
越南北部不少工业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本身就是在中国帮助下建立或恢复的。对越反击作战期间，解放军在撤退前摧毁的一部分目标，实际上就是当年中国援建的工厂、桥梁或仓储。越南媒体指责中国“破坏越南工业基础”的同时，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来源却刻意回避，对普通读者而言，这一点极具误导性。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战时破坏对方交通与后勤目标，本身就是常规作战手段。越方将这种行为完全等同于“强盗式破坏”，显然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表述方式。在战场上，解放军在摧毁目标时，并非无差别攻击，而是以要害节点为主，目的在于削弱越军的后续补给能力，而不是单纯制造废墟，这一点从炮火集中区的选择上可以看出端倪。
以谅山为例，根据参与作战的中国部队干部回忆，在攻打谅山时，仅55军就投入了9个炮兵团，对城防体系及关键目标进行持续炮击。3月1日，在半小时之内，为打击33个战略要点，发射近万发炮弹；3月4日，为压制城市中的抵抗力量，十分钟内向市区发射了五千多发炮弹。这样的火力密度，对防守方而言当然是极大的打击，却也是在有限时间内压垮对方防御的有效方式。
根据战后统计，在整个对越反击作战中，解放军一共消耗各类炮弹约106万发。这个数字看上去十分惊人，却必须和战役目标、投入兵力规模、作战时间综合考虑。越南媒体将这一数字简单贴上“破坏力惊人”的标签，却对解放军为何必须在短期内形成压倒性火力优势避而不谈。对于战争本身，这是刻意抽离背景的一种叙述。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当局在战后宣传中常常强调“中国军队的破坏超过美军”。然而在抗美战争时期，北越多次遭受美国空军的大规模轰炸，工矿、交通、城市建筑遭到反复打击，这些情况有大量影像和档案可查。将1979年在有限区域内、以地面炮火为主的作战破坏，简单拿来与持续多年、范围极广的空袭相比，显然缺乏严谨的对比基础。
越南在舆论场上的这种说法，更像是一种政治姿态：既要向国内塑造“新的侵略者形象”，也要淡化本国在外交策略上的失误和战争准备上的不足。至于那些被反复提及的“废墟”，不少恰恰是当年在援助框架下修建的设施，历史的讽刺意味，可见一斑。
三、“战争没输”的安慰话与老山十年的血战
1979年3月，对越反击作战结束后不久，越南领导人黎笋前往谅山视察。那时的谅山，经历了密集炮击和激烈巷战，城中建筑破损严重，士兵疲惫不堪。面对气氛低落的部队，黎笋提高嗓门，对身边的军官说道：“要挺起胸膛来，这一次我们没有失败，中国人迅速撤退，正是因为他们害怕了。”这句话后来被越南方面多次引用，用来证明“越军顶住了压力”。
从鼓舞人心的角度看，这样的说法可以理解。战后不久，越南国内需要的是稳定军心民心的声音，而不是一味强调失利。但如果把这种讲话当作对战争结果的客观评述，那就有明显偏差了。中国军队的行动目标是惩戒与震慑，而非长期占领，这一点在战役规划阶段就已经确定，撤军时间同样有严格控制。用“敌人害怕了所以撤军”来解释全部过程，显然是一种事后自我安慰式的解读。
越南当局在此基础上还构造了另一套说辞：声称越军驻柬埔寨的几支精锐部队一旦回国参战，中国军队就无法全身而退，而中国之所以选择撤军，是因为“得知这些精锐部队即将回国”，怕战事扩大。这类说法在战后内部宣传和部分出版物中时有出现，看上去似乎有些逻辑，实则难以经得起推敲。
从地理位置、兵力机动时间、兵站线长度等因素来看，越南驻柬部队即便回撤，也需要时间完成集结与部署。而对越反击作战的时间跨度本就有限，中国军队在完成既定打击目标后即实施撤出，留给越军大规模组织反攻的窗口并不宽裕。所谓“精锐部队一到就能扭转战场”的说法，更像是一种假设，更像是一种对内交代。
有一点不得不提，越方战后这种“没有失败”“敌人主动撤退”的说法，对后续边境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越南军人和干部在舆论灌输之下，对中国军队的真实战斗力缺乏直观认识，甚至形成了“只要准备充分，就能在边境压过一头”的错觉。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老山方向从1984年起爆发的长期激战，才显得格外惨烈。
在老山、者阴山等高地，中越边防部队在极为狭小的山地环境内反复争夺，多年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伤亡。越军如果在1979年之后能更清醒地评估解放军的实力与战法，未必会如此轻率地在高地上与对手展开旷日持久的对消耗战。某种意义上，战后那一套过于乐观、甚至带有自欺成分的宣传，为后来的苦战埋下了心理上的伏笔。
从中国方面资料看，对越反击作战虽然达成了既定的惩罚性目标，但自身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仅牺牲的官兵就超过六千人，这个数字在军队内部长期被认真面对，并没有被轻描淡写。当越南一些评论把这场战争简化成“对方只是凭借人海战术压上来”，实际上也是对这些具体牺牲的一种忽略。
四、“中国军队只有5分战斗力”的荒唐评分
越南少将黎马良在战后撰写的文章，曾在国际舆论中引起过一些议论。作为亲历者之一，他的回忆中有不少细节，值得注意。文章提到，早在1978年，越南军方就做过一次对潜在敌对国家的军事评估，报告中给出的判断是：美国是越南长远的战略对手，中国和柬埔寨则是直接作战对象。这说明，在1979年战争爆发前一年，越南高层已经把与中国的军事冲突视作现实可能。
黎马良提到，从1978年10月至12月，越南军方高层派出成规模的工作队前往中越边境，对边防部队开展形势宣讲，明确指出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极大。通过这些宣讲，一线部队逐渐接受了“中国将成为直接敌人”的判断。换句话说，越军并不是在完全无准备的状态下迎战，他们曾试图在精神和部署上提前“铺垫”。
不过，黎马良在文章中也承认，尽管黎笋等领导人曾做出“可能要和一百多万中国军队对抗”的预估，大部分越南将领仍然认为，中越战争短期内不太可能全面爆发。这个心理落差，使得越军在边境方向的准备，停留在“可能冲突”的层面，而没有完全进入“随时大规模开战”的状态。等到2月中旬中国军队大规模行动，越军在一线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应对迟滞。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黎马良在评价中方军队时，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他声称，中国军队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强悍，越军之所以在正面作战中失利，更多是因为中国军队采取了“人海战术”。在他的说法里，中国军队“歼灭越军一个连”，往往要出动一个师的兵力。这样的描述，在军事常识层面就显得相当不严谨。
对越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在局部地段确实出现了集中兵力、轮番冲击的情况，尤其在山地复杂、火力交叉的阵地前沿，伤亡不小，这在中国方面的战史记录里都有体现。但将这种局部战斗的方式简单概括为“人海战术”，并用这种标签来解释整体战果，明显是以偏概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只是正面冲击的次数，还有火力准备、战役展开、后勤支撑、情报系统等多种因素。
更荒唐的是，黎马良在文章末尾提出了一套“战斗力打分”：如果把美军战斗力定为9分，那么中国军队顶多只有5分。这种数字化的主观评分，缺乏明确标准，更不符合严肃军事实证研究的要求。战争并非考试，战斗力的体现也无法简单用“分数”来衡量。美军和解放军在装备体系、作战理论、地缘环境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把两者放在同一把尺子下打分，本身就是个问题。
从客观战果来看，1979年的对越反击战虽然时间不长，却在正面突破、防御体系瓦解、要地占领等方面，给越南边境防御系统造成了明显打击。如果中国军队真如黎马良所说，仅有“5分战斗力”，越军的防线也不至于在多个方向上短时间被撕开，更不会在老街、谅山等关键点位如此迅速失守。
某种程度上，这种“打分”更像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面对失利的现实，把对手说成“不过如此”，既能减轻压力，也能在国内塑造一种“只要时间久一点就能赢”的印象。遗憾的是，这种自我安慰在实际军事决策中极具危险性。老山十年血战，就是在这样的心理基调下展开的，越军在日复一日的高烈度对峙中付出了沉重代价。
纵观越南战后的一系列说法，有夸大中国破坏之处，也有刻意贬低对手战力的地方。与之对比，中方在梳理这段历史时，往往更强调自身承担的伤亡和教训。从已公开的资料看，为取得对越反击作战的局部胜利，解放军付出的牺牲确实不小，单是牺牲官兵就超过六千人。这些鲜明的数字，也提醒后人，战争中的任何轻率判断，都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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