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的生活
关于家的老话可多了，如："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家贼难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和万事兴"……诸如此类。
国家的兴衰，关系到每个家庭的欢乐与悲伤。我的家庭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命运的，也是几经坎坷才熬到了今天安定团结的盛景。
解放前，我是流浪艺人，闯荡江湖，到处为家哪有家；解放后我是人民演员，才有成家立业的条件，国家安定我也有了落脚之地。我，一个女演员嫁夫成家有了归宿，有了自己的家。
家是人人都有的。可是，我有了家是多么新鲜，多么欢乐，多么不易啊！我长期以来就决心要找一个好心人，疼我的人、教育我的人、保护我的人、真心爱我的人，做心上人，做我的丈夫。这样的要求，只能在解放了的新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丈夫吴祖光是我自己挑选的，家是我自己组织的。像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旧艺人，不认字又缺乏文化知识，我看上的人，人家要是看不起我，还是不能组成家庭的。祖光正直、善良、坚强，又有学问，心想：跟了他我就认了。无论是享福还是受罪，我都要跟着他。我从小就有个豁得出去的劲儿，只要是我认准了的，就一股劲地走到底。
我的家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欣赏又相互尊重各自的事业上的。祖光对我说过："上学的时候就考虑过结婚，要娶一个戏曲演员。"要不是解放了，他也不会到小戏园子来看我演评剧，我也不可能见到他。祖光欣赏我热情、带稚气，还经常冒傻气；我欣赏他为人堂堂正正，心地善良，沉着冷静，遇事无所畏惧的气概。
他为我的进步与艺术修养用尽心思。恩格斯曾说过：爱情还要经受艰苦条件的考验，要准备在斗争环境中建造爱情。这些话我都记下来了。我们刚刚建立家庭之时，他的工作很忙，常常不在家，常年出外拍电影，还去石景山钢铁广生活相当长时间。像他这样刚刚从香港回大陆的戏剧家，能到石景山去体验生活当工人，使我很受教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管多么忙，也不忘记我的学习，星期日回家来休息，还要给我补课，检查我的艺术笔记。
记得有一次，祖光夜里拍电影回家很晚，进门说肩胛有点受风，痛得抬不起手。我就想起母亲拔火罐祛风的土法子。我让祖光躺在床上，家里没有火罐，临时找个装酱菜的小罐罐，有大茶杯这么大小，决定用它代替。拔火罐本来有个程序：先用一张洇湿了的棉纸，贴在人的肩上，然后点燃一个小棉花球，把火罐扣在湿棉纸上，这样烫不着肉。可是，我这次由于太慌忙，没有用湿棉纸，就点了棉球，用火罐往祖光肩上猛然一扣。祖光立即说："怎么？哎哟，火烧着了肉，不行，快拿下来。"我一听，不好，想把火罐取下来，由于手忙脚乱，怎么也取不下来。结果，我拿了一个小榔头，两边对敲，"哗"地一声火罐碎了，一股热气冒出来；但是，祖光的肩上却烧起一片水泡，有的地方破了皮还露出鲜红的肉。我又心疼又伤心，吓得大叫，快要哭出来了。啊，糟了。快去医院吧，离协和很近。祖光却一点也不慌乱，说："不要紧，上点药吧！"我给他抹上了烫伤药。他坐起来说："胳臂倒是能伸展了，轻松些了；可是，这块伤够痛的，真是个野郎中啊。不过，你做医生也有可取之处，敢动手，还真有点自信。"我这个冒牌的大夫聋子没治好，反倒给治成哑巴了。
祖光不管工作多忙，也像老师那样安排、布置我应当看的书，翻阅我写的日记。我家住的是一长条五间的大房子，常常是他在前边走着，我在后面跟着问这问那，为求知识一点也不能含糊。有时他在门道走廊打电话，我也站在他身边，因为从前我不会打电话，得学着点。
刚刚时兴圆珠笔的时候，我感到很新鲜。记得有一次，夏衍同志出国归来，送给我们一对圆珠笔，祖光留一支，我用一支。我·习惯于拿起笔就写，可是天冷圆珠笔出水不大灵，就放在嘴里含，圆珠笔还是不出油。我又在炉子边上磨，磨了还是写不成字。实在没有办法，我拿剪刀剪笔头，结果把笔头剪掉了。祖光又另外给我一支圆珠笔。另一次，祖光让我练习用毛笔写字，墨太稠写字拉不开笔划；水加多了点，沾上饱饱一笔就洇了；再写还是洇。我心里一急，拿起笔就向纸上搓，把毛笔搓得像刷子头了。祖光又重新给我换了一支笔，铺好纸，让我用心对好了墨汁和水，终于写好了第一张毛笔字。我可高兴了，连饭也不吃，非要再写不可。祖光总是鼓励我，说："好，这是认真的脾气，还带一点倔劲儿。"我还常常学习绘画，但有一个坏习惯，当下一笔不知怎样画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把笔放在嘴里咬着，眼睛盯着画面琢磨，想好了再画。嘴和腮常常抹上颜色，用手擦过又常常往身上抹，结果连白衬衫也染上了颜色。祖光说我：哪有你这样的画家，一张画没有画出来，弄得一身一脸颜色，给你做一件工作服吧。他亲自出去给我买了两块布，给我做了一件像幼儿园小朋友穿的那样的衣服，袖口有松紧带，后背系带子。可是，用嘴咬笔的习惯，我还是改不了，常常弄得满嘴颜色。祖光风趣地说："有的画家是爱吃墨的，这也是艺术家的风度。"我说："我们戏词里有句话：'喝过墨水，吃上几个字，能知书达理念文章'。"学画没有多长时间，室内哪里都是我甩的墨点子了。中国画讲究字画配合，我不会写毛笔字，总是请祖光给我题画。他每题一次画，都是慎重的，差一点也不写。我很欣赏他的这些长处，也学习他的这种作风。
祖光出差去拍电影，都为我安排好学习。比如，跟前辈著名音乐家盛家伦学习音乐知识，提高演唱技巧；跟黄苗子、郁风学绘画知识，提高美术欣赏水平，等等。他回家来，我像小学生一样向他汇报学习情况，他还要检查我的作业。
祖光硬是培养我看球赛的兴趣，我的孩子都是球迷。我一边看球赛，一边琢磨，终于被球赛迷住了，这才懂得"打出自己的水平，打出自己的风格"这两句话的含意。用在我们演戏上，就是要把自己的风格唱出来。我们还应该把运动员上场拼搏的勇敢精神学来，珍惜每一次演出，每一场戏都要做到一丝不苟、全力以赴。
祖光告诉我，青年演员刚刚学成出科，是靠自然条件演戏，跟着时间长大，就要靠修养了，要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这个时期比小时候练功还要下更大的苦功。回想起我自己的情形，也正是从二十五岁后才懂得自修下苦功练习的。比如：读书丰富了知识，在创造人物上，理解深入了，从人物内心活动到外形塑造有了准则。那几年，我把自己想的，结合学文化，都仔细地写出来了。祖光看过，对我理解深刻的，给以鼓励；不对的，就指出来。逢到错字还让我重新写。可是，这一本本的艺术创作学习笔记、日记，在十年动乱中全部丢失了。
我们家平常是很安静的。祖光起床后就在他的书桌前一坐，开始工作。我七点钟前出门上班，一去就是一天。休息时间就全家热闹一天。与我们一起聚会的必定有盛家伦、郁风、黄苗子、冯亦代、张正宇、张光宇等人，论资格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创造人物唱出新腔，就在大家高兴的时候，我唱上几段请大家提提意见。他们都很直爽，我的唱腔有缺点，都一下子说出来，有时说得我脸红。比如，1952年初，我参加全国戏曲会演，演的是《和睦家庭》这出戏。对于这出戏，我从小就演过，可以说基础很好的。有一次大家聚会时，我为大家唱了一段。当时，正在饭后不久，我觉得是随便唱唱的，没有重视，结果刚唱完，盛家伦就拍案而起说："这样的唱，你还要参加全国会演，还想得奖？我看连今天的几个观众都通不过……"他真的一脸不高兴。过后，我特地去他住的楼上，向他请教。他让我反复唱给他听，我就用心的唱啊唱，直到他满意为止。果然在会演中得到观众的好评。大画家胡考是出名的京剧程派迷，这次他不停地鼓掌。我演出时，盛家伦坐在前排，他说："演唱不错。"郁风说："教练在坐阵，凤霞打出了水平、打出了风格。"这一次是建国后第一次戏曲观摩演出，我得了一等奖。这次获奖应该归功于前辈的教育，特别是盛家伦在音乐修养上给我的帮助。一个演员要勤练、苦练、精练，还要造成修养、苦练的家庭环境，要争取朋友们的帮助。现在，有的年轻演员在家里是"老子第一"，一有成绩就傲气大得惊人，需要什么样的修养全不懂得。其实，家庭对演员的风格、习惯、教养、台风都有影响，对事业、对子女教育等等，都有极大的关系。
祖光的戏曲、话剧、电影界的朋友很多，我向他们请教学习的机会就多了，比我原来所在的小戏园子，天地要扩大得多了。比如，梅兰芳、程砚秋、白杨、赵丹、金山等这些名家常来我家，从他们对一出戏的分析，谈艺术、讲人物，以至一眼一指、一招一式的讲述，都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
祖光为我准备许多应当学习的书，有艺术家传记、表演艺术理论……我看不懂，他就用通俗的语言给我把最重要的内容细心讲解出来。他还举出例子，记得他看了我演的《豆汁记》，说我端着豆汁下场，走的小锣穗，下场太快了。应当是随着小锣慢慢地走下，不要渲染两只小脚，叉着胳臂下场，那太俗气了，小旦的架子要化掉。我看你下场，好像是赶火车似的，心里太乱，情绪不对。他就是这样细致的给我讲解。我的家庭是我进修的学校。
我这个人至今仍是很幼稚的。祖光在艺术上、文化知识上，不管谈什么，我都虚心听取。但是，有些家务琐事，他说了，我就不一定都接受。我觉得在生活上比他强，其实这想法也是很幼稚的。他有爱劳动的习惯，喜欢自己收拾房间、书桌、扫地、叠床铺，干起活来利索整齐，包个包儿也要四四方方。我呢，却比较粗心。他说，你的书桌抽屉太乱，书、画、颜色乱掺合，画纸裁得不整齐，电话本横竖乱写，杂志乱扔，这样的生活习惯，唱戏怎么能讲究有板有眼啊！你啊，活了这么大了，找了这么多年东西，还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没有用科学的头脑学会管理。我认为这是生活琐事，听归听了，就是不改。不过，祖光可不放松，总是随时纠正我的缺点。他说："人要有自己的个性，要有自己的见解。凤霞的个性是从小在那种生活环境里养成的。倔强是好的，但还带点儿愚蠢、浑劲儿。这后一点总该改的吧。"虽然我有时耍浑劲儿，但他总是使我愉快、开心。我们的家庭生活是甜美幸福的。
来了灾难
然而，好景不长啊，忽然来了灾难。
还得从1957年说起，祖光被打成右派分子了。大大小小的批判会，还要我旁听。开始，找我谈话，要我揭发，要我认清前途，要我离婚……在我与祖光共同生活的年月里，我认识到他不是个坏人，没有反党的心思。相反，他却是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于是，我心里拿定了主意：豁出去了，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跟定了吴祖光，受再大的苦累也跟着他。我老婆婆说给我们带领三个孩子，给我壮了胆，解除了后顾之忧。我决心不与祖光离婚。
在批判会上，我没有胆量上台去说真话，但不管怎样威胁我，我也不昧着良心上台去说假话。我前前后后地想过，本来就是一个受苦受难的贫穷艺人，什么苦难没有经历过？如果让我跟着丈夫下地狱，为他这样一个受冤枉的人牺牲，值得。舞台上演的戏里不是有很多有骨气的女人吗？我相信总有申冤的一天。
果然，大难临到我头上了，真所谓"不离婚后果自负"了。剧院里满墙的大字报，还有某部长来剧院定调子，说：新凤霞唱了"花园赠金"，划不清界限，你们"帮助""帮助"她吧，她要学吴祖光的花岗岩脑袋了……
祖光平时说话就不多，这一阵子内心更是很烦乱的，但是，在家庭生活上却一切照旧，尽量使全家人安心。他仍如往常跟儿子打乒乓球、读书、看报；他还要把我需要读的书，全放在我的书桌上，作了标签，纸、墨、笔、砚放得整整齐齐；连我出去演戏用的手电筒，都给我准备好了电池……
一天夜间，他出发走了，是和丁玲同志的丈夫陈明同志一同上路的。他走前看了在病中的爸爸，谁知这就是他们父子最后的诀别。白天，他跟两个儿子打乒乓球；傍晚，他抱着还不满周岁的女儿，哄她睡着觉；晚上，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祖光一直忙着整理东西，也有意不跟我多说话。老婆婆这些日子心情沉重，做啥事都是轻手轻脚的。祖光整理好行装后，对我说："别忘了给海棠花喷药。"过去都是由他操劳的。他真的要走了，祖光在前我在后，婆婆也随后跟着。但刚走进过道，婆婆却突然返身回屋了。过道里只有我和祖光，面对面说不出话来。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说："你放心，我等你回来！"眼看着祖光走远了，我回转身来捂着嘴哭了，不过家人谁也没看见。妻子眼看着无罪的丈夫被带走，也不知到哪儿去，不知什么时候回来，那种沉重的心情，难过、痛苦的滋味，有谁尝过？
我当时在过道里痛心地哭了几声，突然心中升起一股力量，眼前出现了祖光的形象：他走得那么镇静、自如、有信心；他平时正大光明、敢说话和敢于负责任、真挚诚恳……这一切都给了我力量。人能适应环境，也能摆布环境，我应该振作起来。祖光在外地劳动，我要把家照料好，使丈夫在外放心。第二天，我背上铺盖卷儿搬到剧院住集体宿舍。从此，我就接受"改造"。台上唱戏，台下劳动。我干的是扫院子、搭排演场地板、劈柴、背煤、生炉子、倒拉圾……
我把这段生活编了个顺口溜：一天三顿饭吃得饱，唱戏排戏态度好，挨批挨斗如洗澡，揭发人的假话是肥皂泡，一个俗气低级不会唱戏的当领导，她发脾气整人我只有肚子里笑。党啊！你可知基层干部好坏多么重要。
每天傍晚唱完戏，我还常常坐在剧院小土山上，一个人面对着东北方向写信、写日记。残阳如血，我的心也在滴着血。当时我们正在排演《无双传》，剧情是：无双一家遭了政治残害。她被抢进皇宫，爹娘被押进天牢，丈夫被抓走……她一个人对月自叹，思念亲人。这种心境我是理解的。我此时坐在小土山上也对天自叹，眼望北大荒，想念劳动改造的丈夫，真的体验了生活啊！这场戏里，我创作了一个"反调大慢板"新腔。在排戏时，连导演都跟我一起流了泪。
最大的安慰是每月回家一次，一是为了给家里送钱；二是为了给孩子们念信，让他们别忘了爸爸、疏远了妈妈。我们剧院是每月三号发薪，我在五号前也就回家了。家里还是温暖啊，一见面老人、孩子不离我左右，问这问那。这个时候，话最多的是二儿子欢欢，他说："妈妈，我要一条枪，哥哥要买本子，妹妹要个娃娃……"我的大儿子钢钢，性格内向，不太爱说话，只是用眼睛盯着我，我的小女儿霜霜刚会说话，说："妈妈，我要吃饼干。"那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吃块饼干孩子就高兴极了。我给小女儿递上几块饼干，两个儿子很懂事，看妹妹吃都走开，从来不跟妹妹争。闹灾荒啊，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大人孩子都知道过歉年哪。祖光一点钱也没有，全家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生活。一次，我家水管子跑了水，要罚六十块钱；电表忽然走得快，说我家可能偷电了，也要交六十块钱电费。无奈，我就卖大衣、书画等等，把钱交上。全家人懂得家里经济困难的情形，都互相体谅，自觉节约。但是，我心里一阵欢乐了就写信，照常把三个孩子的手画在纸上，让祖光从手指的长短来看孩子的成长；画好手形后，我让三个孩子签上自己的名字。其实，当时孩子都没有上学，但两个大点的儿子会写名字，小女儿不会写。我把着女儿的手写个"小双"，故意让笔划少些，将"霜"字写成"双"。我回家只能过一天一夜，这一夜老人孩子都围着我。回家我总想花点钱给家人买些吃食，可是过歉年哪！连一头蒜都买不上。买一斤糕点要花上十块、八块钱，买一斤糖果要花二十几块钱，哪里买得起？所以只有亲手做点吃的给他们改善生活。
早晨，我要离家返回单位，婆婆送我到门外，三个孩子紧紧拉着我的手。这一夜相处，比我刚回家时孩子对我亲多了。孩子爱说："妈妈，你别走……"婆婆却教孩子说："妈妈，你休息回来！"又是老二欢欢先说："妈妈你休息回来！"我背上包边走边回头，心里还想着家的温暖。我把家里的老少欢乐写信告诉祖光，让他在北大荒分享家庭的温暖。他知道家里一切都好，这多么重要哇！
每次回家休息，婆婆让我在家多呆一呆，我也总想满足孩子们的要求。他们常说，妈妈带我们到公园去。有一次，我答应了他们。我带他们出去，婆婆不能去，因为我公公生病。出了家门，孩子可高兴啦，蹦着跳着，我带他们去公园。儿子要求划船，我不敢划，推说等爸爸回家带你们划。儿子说："妈妈骗人，总说爸爸回来，怎么老不回来？"这句话，他们不知道妈妈听了该多么难受啊，幼稚的孩子哪里懂得其中滋味。我给他们买吃的，每人一根冰棍就满足了。我带他们照张相，为了给爸爸寄去。儿子爱问："爸爸去北大荒干什么呀？"对这样的问话，我怕极了，确实难以回答。我沉默地走着。孩子看出妈妈不高兴了，就要求："妈妈，回家吧！"于是我带着他们转回家。公共汽车站就在我家的胡同口，下车就在一家儿童书店门口，三个孩子拉着我非要去买书，我当然同意了。一进书店各找各的书，小女儿刚会走，我得跟着她走。孩子们爱书是受爸爸的影响，钢钢喜欢《十万个为什么》，欢欢喜欢《三国》、《西游记》等连环画，霜霜爱"看图识字"，孩子买书，我最开心了。回到家，孩子们抢着告诉奶奶：我有好书。
我一个人要负担两个家。祖光是没有薪金的，自己劳动挣饭吃，只有一点零花钱。我娘家是一分钱也不能少付的；我自己这个家，经济困难，每月都要仔细算计着过日子。这时，我才懂得"月月空"、"没有钱逼倒英雄汉"这两句俗话的含义。有一个月，我刚发了薪金，被掏了兜，钱包丢了。我急得要命，也不敢告诉年迈的婆婆，只有卖家里的东西。有一次，我到王府井寄卖商店去卖东西，把包袱驮在大儿子吴钢的肩上，自己抱着大瓷器。为了不让人知道，我梳着一根辫子，穿着连衣裙，装着没事一样在前边走，让儿子在后边跟着。儿子老实，我让他低头紧跟着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话。我们出了帅府园，过协和医院门口，人好多啊，车辆成行，我紧走儿子紧跟着。谁知到了一家书店，儿子面贴着橱窗看书不走了，我过了马路回头一看，儿子还在马路那边。我一喊："吴钢！"他闻声转身就跑，"哗啦"！正好撞在墙角上，一个西洋瓷水罐撞成两半，皮鞋也丢了一只，孩子吓傻了。我狠劲拉他进了寄买商店，一问才知道只有摔成两半的大瓷水罐能多卖钱，很多瓷器、皮鞋、大衣、皮货给了不到五十块钱。可是，我等着钱用啊。有什么法子，母子俩偷偷卖了东西，好回家交钱过日子！
后来，我又卖了祖光的字画……
我的生活实在苦啊，家里我惦记着，外头的人我想着，"大跃进"的年月又忙得很。我演过《无双传》后，给祖光写信说："在八月十五那天夜里，我要站在剧院小土山上向东北方向轻声唱：'清秋良夜遥望双星，回忆起以往事伤心泪淋……'"他回信说，这天夜里一定站在露天望月。真是天不从人意，十五那天夜间下了雨，我心里难受极了。但自己劝解自己："十五不圆，十六圆"，盼到十六再上山唱吧。果然，我十六夜里上土山对月唱了。
祖光还来信说，我们这里的十五是晴天，我站在门外望着北京，接连站了三夜，都是对着明亮的月亮。他在信中还说："你对创造人物是认真严肃的，这是好的；但是情绪有点灰。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生活、劳动都是充实的，信心百倍的，我希望你高高兴兴度过这一段非常时期，祝你创造出更多的新人物和新唱腔。"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好受些了。
祖光在北大荒三年，我也真受到了锻炼。全家人省吃俭用，一个钱掰成两半花，结果没有拉下账，没有找人借过钱，也没有少给我娘家钱，三个孩子都养得胖胖的、壮壮的。对祖光我也照顾到了，每个月请我们剧院的木工老刘师傅给我做一个小木箱，给祖光寄补养品使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什么东西都是贵的，寄一箱子东西要五六十元。可是丈夫在北大荒开垦，生活艰苦，为了让他保护好身子，哪怕我们家里节俭再节俭，也要给在外头受苦受累的亲人寄营养品啊！1959年我公公去世，祖光来信说要回来一趟。可我们盼哪盼、等啊等，结果他没有回来。我的心里自己解劝自己：不来也好，来了还得走，不是又要伤一下心吗？什么时候回来就不走了那才好哩，那也就像个家了。后来接到祖光的信，知道王震同志在北大荒检查工作，跟祖光谈过话，很关心他的身体。不久，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见着我，对我说："王震同志在北大荒见到祖光了，现在安排他在文工团，不在连队劳动了。"我的心放了下来。
崔嵬这人很厚道。他约我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后台，我去了。当时剧院的一个负责人，明明认识我，却装作不认识，在后台门口借推轰别人，连我也一起向外轰。正巧，崔嵬同志远远地看见了我，就叫"凤霞，凤霞"，还跟人说"凤霞是我约来的"，这才让我进门。他热情地对我说："祖光在写剧本，跟我一块儿搞电影，我们常见面。他很好、很结实，你放心。他让我一回来就看你。你也忙，今天才看见你……"在后台，我还碰到了支边的复转军人刘同志。他告诉我，他原来和祖光在一个连队，现在与老崔一起搞剧本，他们刚刚分手……从他们这里我得到了祖光的很多情况，从心里受到感动。我还想知道祖光更多的情况，就向崔嵬同志问这问那。崔嵬说："吴祖光很会劳动，为人直爽宽厚，就是爱提意见，要求改善住房，合理安排劳动与学习。在劳动休息时爱说笑话，逗人笑哇。可是，也招来有些人的意见，找他麻烦，批他。不管怎样批他，他有意见还是照样提，有很多合理的意见还被采纳了。比如，病号饭哪，劳动分工哪，家属来看望哪……都要安排好。这些意见都被采纳了。他是很乐观自信的。"我听了既高兴又担心：他这个人就是太直，见事不平就要开口，从来想不到这样会得罪人，没有私心顾自己。婆婆就说过："公公也是这个脾气，常为人打抱不平，祖光可像你公公了。"我对祖光的脾气是喜欢的，人嘛，就要有点正义感，敢说真话，真诚真挚。这一点，我就比不上他，我胆小怕事。我佩服他，但又为他担心。
有一次，我在家休息，跟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我们在院里的葡萄架下和泥作泥人。大儿子做了一个方方的盘，还粘上很多小球球，划了道道圈圈，说是电唱机。二儿子做了两个轮子，当中用我的毛钱针一串，说这是举重杠铃。小女儿做了一个圆碗，又做了很多小球，说是在煮饭。我们正玩得高兴，复转军人老刘同志一步跨进我家大门。当时，我家的处境很不好，有些人不愿意理睬我。老刘同志来了，我很受感动。我说："你是了解我们家的政治处境的，但我们的家庭是温暖的，也是大炮轰不垮的。""哈哈哈……"老刘笑了。我两手是泥，不能握手。婆婆送茶给他，三个孩子叫叔叔，小女儿说话不清楚，叫"秃秃"。他环顾了一下院子，见北房门前有两棵茂盛的海棠花和紫丁香，自言自语地说："祖光应该回来呀！"他逗孩子说："你们在做泥人儿呀，送给叔叔一个好吗？"三个孩子抢着把各自的"作品"送给叔叔。我对刘同志说："请你告诉祖光，家里一切都好。老人、孩子和我都想他。"小女儿对老刘说："我想爸爸！"两只小手拍着胸脯。两个儿子反倒不好意思说话。老刘说："你们准备了东西带给吴祖光吗？"婆婆把我早就准备好的盒子拿出来，里面装了茶叶、牛肉干、云腿罐头、鱼肉罐头、奶糖。老刘一看，惊讶地说："哎呀，困难时期这些东西可不好买呀！"我说："为了买这些东西，我拼出命到处去找哇！他在外，我要穷家富外，他身体好就是我们全家的幸福。让他看着东西想着家，知道家人想着他；让他高兴，感到有奔头。"老刘同志提着沉重的盒子要动身，我们全家人送他到门外，都干恩万谢的感激他。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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