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林念 文：风中赏叶
2025年3月20日，春分。
手术室的无影灯亮起时，我盯着那圆形的、冰冷的白色光晕，忽然想起婚礼上的追光灯。也是这样的白，只是那灯光落在我婚纱的裙摆上，落在他的手心，落在我还平坦的小腹——那时我还不知道，那里已悄悄住进一个42天的生命。
麻醉师把面罩覆上来：“深呼吸，要睡了。”
我闭上眼睛，最后一次用完整的身躯感知这个世界——双侧乳房的完整，子宫的完整，一个母亲对未谋面骨肉的全部、却已无法兑现的爱。醒来后，我将失去它们。
一、两条杠与一个肿块
2025年2月，我在家用验孕棒测出两条红线。备孕第三个月，我们成功了。
那个周末，我们窝在沙发里讨论婴儿床的颜色。我枕着爱人的腿，他的手无意间滑过我的左乳，顿了一下：“这里怎么有个硬块？”
我摸到了。蚕豆大小，不痛不痒，推不动。孕期激素变化，结节而已。第二天挂了个乳腺外科的号，想图个安心。
医生的手在触诊后沉默了很久。他开了B超单，又加了钼靶。我笑着问：“怀孕能做钼靶吗？”
他没笑：“先查清楚再说。”
B超室里，探头反复在那个区域停留。报告上的字我看不懂，但BI-RADS 4C那个分级，我在来医院的出租车上刚查过——高度可疑恶性，活检概率大于50%。
穿刺针穿过皮肤时，我还在想：万一是良性，我就把这段经历写进怀孕日记。
二、红字与黑字
病理报告出来那天，是我怀孕第8周。
医生把两张报告并排放在我面前。一张是病理科打印的、油墨尚新的白纸黑字：“左乳浸润性导管癌，III级，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 另一张，是我随身带的产科B超单，上面印着“宫内早孕，胎心可见”。
——胎心可见。四个字。铅笔尖那么大。那是我的孩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看见”的证据。
医生尽量把语速放慢，确保每一个字都落进我耳朵里：“妊娠期乳腺癌。治疗需要立即开始，不能再等。方案是新辅助化疗，然后手术。化疗药物会通过胎盘，对胎儿的影响——尤其是前三个月——几乎是确定的。”
“确定的”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顿了顿：“你需要和家属一起，尽快决定：是否继续妊娠。”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反复锯着我那还没来得及隆起的小腹。
三、天平两端，都是深渊
那天晚上，我们并排坐在车里，没有开灯，也没有启动引擎。
他说：“你可以怪我。你恨我一辈子都行。但你必须活着。”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说不出“我舍不得”这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后面应该接的是“孩子”。可如果接了，我就等于在说：我舍得自己。
天平的一端是母亲的命，另一端是未出生的命。可决定权竟落在母亲自己手上。这是世上最残酷的审判。
第四天，我躺在产科的流产手术台上。手术只用了十几分钟。醒来时，小腹的空坠感告诉我，那个42天的乘客，已经下车了。
我没哭。因为第二天，我还要躺上肿瘤科的化疗椅。
四、剪断的脐带，剪开的皮肤
四个周期的化疗，头发掉光，指甲变黑，口腔溃烂。我像一个漏气的皮囊，被一次次抽紧、充胀，再抽紧。
最难熬的不是副作用，是每天早上醒来，那零点几秒的“忘记”——以为自己只是怀孕了，身体不适是孕吐。然后记忆回笼，坠入更深的谷底。
2025年6月，化疗结束评估，肿瘤缩小达到手术标准。我接受了双侧乳房全切术。
手术台上，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那曾哺育过——其实没有，那里从未被吮吸过——但它们曾是我作为女性的完整象征。十五分钟后，它们将连同那早已不存在的、42天的脐带，一起被推出手术间。
五、失去双重选择之后
术后病理报告显示：腋窝淋巴结转移1枚，仍属可治愈范畴。后续还有放疗和内分泌治疗，长期随访。
我活下来了。代价是我同时失去了母亲的身份和完整的乳房。
有人安慰我：“你还年轻，以后可以重建，可以再要孩子。”
我点头，但不信。不是因为医学不可能，而是因为——那个我，那个在28岁春天满心欢喜测出两条红线的我，已经死在了手术台上。
现在的我是另一个人。一个熟悉病理报告、懂看免疫组化、能平静复述“五年内分泌治疗期间不建议妊娠”的幸存者。一个病历本上贴着“乳腺癌术后”标签，简历里夹着“备孕计划无限期搁置”的年轻女人。
六、春分之后的第七个春天
今天是术后九个月。我正在康复，学会了与平板胸壁共处，学会了在镜子里辨认这个陌生又熟悉的躯体。
小区里的玉兰开了，和去年春分那天一模一样。我在树下站了很久。
去年今日，我躺在手术台上，失去了一切“选择”。我以为那是终点。
现在我知道，那不是终点，是起点——一条没有退路、也无法回头的，新的路。
我仍然会在深夜梦见婴儿床，梦见自己抱着一个模糊面孔的小人儿。但醒来后，我不再哭了。
我只是轻轻按住那道横亘胸口的疤痕，在心里对她说：
“你没能出生，但妈妈替你活下来了。”
这算不上赎罪，也抵不了失去。只是一个幸存者，为自己编造的、唯一能让自己继续走下去的解释。
春分又至，玉兰年年开花。
而我，是那个从无影灯下走回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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