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方纪（1919—1998）是现当代著名作家，他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来访者》（1958）、《挥手之间》（1961）等作品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同时他也是1949年后天津文艺宣传体制的创始人之一。因此对他的研究，既是对一位文艺领导者的经历梳理，历史价值很强；又是对一位作家的创作及其作品接受情况的解读，有文学史价值和以他为中心的20世纪启蒙、革命等相关问题反思的思想史价值。长期以来受到资料不足等各方面的限制，虽然对方纪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但不够系统化。因此，方大卫、方兆麟合著的《挥手之间的人生：回忆父亲方纪》就填补了关于方纪研究传记方面的空白，为之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部传记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书写了“两个体系”中的方纪。方纪青年时期投身革命运动，抗战时期辗转到延安，参加了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随军到天津接管、领导文艺工作。如果从这一革命体系看，方纪可以定位为具有功勋的天津文艺界领导人。方纪一生笔耕，他最早的作品为报告文学《游击战》，发表于1936年的《今日文学》期刊上；1985年12月，其历年公开发表的大部分作品结集为四卷本《方纪文集》出版，因此他还是一位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这属于文学体系。与方纪有类似经历的文艺领导人与作家也有一些，他们的传记往往是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处理的；但是《挥手之间的人生：回忆父亲方纪》的独创性表现为，把“革命”方纪和“文学”方纪放在不同体系中，将传记分成了两部分，一是侧重革命经历的“挥手之间的人生”，另外是研讨文学创作道路的“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不适用于其他传主，但对于方纪来说是很恰当的。方纪的生涯中有20世纪革命作家特有的光辉和挫折，他们的革命事业与文学工作出自同一个目的，但在此期间却出现了努力工作的成果受到批评的现象——这是一个悖论，方纪的《来访者》遭受不公正的批评就是例子。
传记的革命体系负责讲方纪的生平，文学体系则对方纪的作品作了解读，可谓是对他心灵世界的探索。这使得传主方纪更为丰富和立体，他不再被年谱之类的表述束缚，而是拥有了文学作品带来的深邃、饱满和生气——胜利时刻的欢唱与激情、对小人物的同情、对生活问题的敏锐观察和批判都是体现于文学作品中的。由此，这部传记建构了方纪将一生奉献给革命事业的革命者形象，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一位有人性温度的作家形象。
为此，该传记在叙述传主时，采取了先宏观考察“体系”，再把方纪置于其中的方式。如写方纪在延安时，先是运用大量史料介绍了时代背景、延安革命知识分子的情况，然后再描述身在其中的方纪，并作了与他人的对比。这样就使方纪不是个体的存在，而是被书写进群像之中。由此他的追求、工作等问题就客观呈现了出来，历史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样，方纪对当代天津文艺宣传领域的贡献，也是在对当时背景的翔实书写中得以生动展现。对文学体系中的方纪，传记一方面作出基于自身理解的梳理，一方面借用同时代人（如孙犁等）的评价和目前学者的研究，尺度明确。传记中两个体系并置的结构在此表现出了互动的特点，它们既是相互独立的板块，又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这正是目前处理方纪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平、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较为妥当的方式。
本书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使方纪的信息比以前丰富了许多，也为研究“方纪周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于一部传记来说，材料问题是基本的，本不用特意强调，但对于方纪研究来说则是不可忽视的。作家研究的深入程度与材料的充分性有很大关系。方纪亲身经历了现当代尤其是“十七年”时期文艺现场的诸多大事件，有的事件和人物因为历史评价问题目前较难处理，因此写他的传记时不可随意发挥，要参照各种权威版本。故而这部传记在采信材料的时候很慎重，经过严格甄别，有时候宁可付之阙如、留待以后补充也不随意使用未经确定的内容，这就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可信度。方纪在“十七年”时期领导和参与的一些文艺事件就是这样处理的。这与作者的写作态度有很大关系，因为方兆麟是研究文史方面的专家，对于学术规范非常了解，能在行文中做到很大程度的恪守。由于两位作者均为方纪哲嗣，难免会让人觉得里面会有“为尊者讳”的成分，但因为传记严格遵循了“用史料说话”的学术规范，把“述而不论”作为写作的原则，故而呈现出的方纪是最大限度还原的、未做加工的原貌。
由此可见，《挥手之间的人生：回忆父亲方纪》是一部完成了多项任务的著作，它不仅从史料的角度描绘和还原了方纪的生平，还通过细节让读者感受到他对革命事业的真诚，从而加深了对方纪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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