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提名上的进度拖得太久，已经让地方基层普遍感到焦躁，党内也有人把矛头指向党主席郑丽文，出现逼宫声浪。就在不少人认定她“镇不住局面”的时候，短短不到两天，局势突然转向，她在最棘手的新北市问题上拿到了一场关键胜利。这场胜利，并不只是让一个人出线那么简单，而是直接牵动她接下来任期的安危。因为2026年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会直接关系到她还能不能继续坐在党主席的位置上。
围绕这场选举，党内普遍有一个共识：国民党在下一轮地方选战里，执政县市几乎肯定会减少，至少有两席已被视为非常难守。许多人据此推断，郑丽文“危险”。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关键变量，没有把局面看完整。也正因为这两个因素，单纯用“掉几席”来推演她的去留，很可能得出一个错误。
这场风暴的源头，是蓝绿阵营在各地初选、提名上的激烈角力。南部绿营在各县市的竞争异常白热化，而北部和中部的蓝军，在新北、台中、新竹县等地，同样陷入复杂的内部协调。有地方人士开始怀念上一任党主席朱立伦，盘点他在2022年桃园市长选举时的处理方式。当时，桃园蓝营提名一度乱成一团，争议不断，最后朱立伦以征召方式请出张善政，最后选举结果也确实获胜，这段过程被党内不少人当成“雷厉风行”的代表。
这种怀旧情绪在扩散，有人就顺势拿来对照当前局面，暗指郑丽文“不够果断”。在这种说法里，朱立伦被塑造成“敢拍板”的典型，而现在的提名迟迟无法底定，责任自然被推向现任主席。口头上的评价只有几个词，却在暗中完成了一套对比：一个被说成有魄力，一个被说成缺乏决断力。
面对这种说法，郑丽文的回应并不含糊。她没有接受这种“有魄力就是要快刀斩乱麻”的叙事，而是直接给出了不同的标准。她指出，真正的魄力，不是凭个人喜好、意志行事，而是在已经制定好的规则摆在台面上的情况下，即便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也要坚持守住承诺，不能随意破坏制度。换句话说，在她的定义里，魄力不是“拍桌子决定一切”，而是在纷乱的局势下仍然按照既有程序推进，不向情绪和短期压力让步。
在反击质疑的她还借机会把矛头指向赖清德。她指出，如果像某些党内人士所说，只要靠个人意志凌驾在制度之上就能被称为“有魄力”，那民进党领导人在岛内事务上的强势操作，岂不是也能被归入同样的范畴？她用这种方式反讽这套标准的荒谬，把“魄力”从个人作风的标签拉回到制度面前，试图把党内的讨论重新拉回到规则和程序上。
就在党内质疑声渐高的时候，2月9日，来自台南市的国民党市议员蔡育辉公开“开炮”。他把矛头直接对准郑丽文，指责她在党内的资历不够深，缺乏能让各方心服的威信，无法统一各地派系，结果就是县市长提名的协调一片混乱，地方势力对中央安排不买账，国民党的整体形象也跟着受损。
他并没有停留在“批评作风”层面，而是抛出重的话：若国民党在2026年的选战中丢掉3席县市长，他认为郑丽文就应该请辞党主席。这个说法，相当于提前在党内舆论场上设定了一条“责任红线”，把一场地方选举的席次变化，直接同党主席的去留打包绑定。在这种话术下，只要选举结果略差于2022年那一轮的高点，舆论就有了现成的发力点。
在路线问题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希望郑丽文“不要太强硬”，而是往中间靠拢。他的说法是，这种温和的路线才符合所谓“主流民意”。在字面之下，其实也带着明显的路线争议：党内该走向何处，由谁主导，现阶段占主导权的路线该不该调整，借着县市长提名问题一并浮上台面。
蔡育辉的发声，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他在台南属于本土派代表，被视为浅蓝阵营中的典型人物，甚至在蓝营内部有人用“蓝皮绿骨”形容他的政治定位。也正因如此，他对郑丽文的公开批评，不仅是一个地方议员的个人意见，被视作本土派与军系、地方派系与党中央之间，在路线与权力布局上的较量。借着“选不好就下台”的说法，本土派在党内逼近决策核心，逼着现任党主席面对这场内部权力游戏。
局势的逆转来得很快。在他公开放话不到48小时，整个局面就出现明显变化。2月11日，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提名风波初步落幕，党内在这一焦点战区达成协调，这让之前关于“无法镇住地方”的指控，当场被打了折扣。
关键在于人事安排的变化。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向市长蒋万安提出辞职，确定将在3月回到新北市服务。这一动作，被普遍解读为为参选新北市长铺路。紧新北市长侯友宜与现任副市长刘和然先后表态，支持李四川代表国民党出战新北，地方领导人与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公开厘清，原先可能引发撕裂的风险在短时间内得到压缩。
国民党中央在新北的协调过程，没有演变成公开分裂，这一点，对当前的党主席来说意义重大。这个成果，被视作郑丽文在这场风波中扳回一城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对“统御力不足”的直接回应。尤其是在党内普遍知道的前提之下：侯友宜与她之间并不算关系紧密，甚至有长期积累的心结。外界一直怀疑，他们之间的意见难以融合，认为这是提名协调的一大障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侯友宜最终愿意放弃对刘和然的支持，转而力挺李四川，对外释放统一信号，这背后涉及的政治协调难度并不低。能够完成这样的协调，说明她在党内并非如批评者所说“控制不住局面”，而是在复杂关系之中拉出了一个短期可行的方案。这场新北风波的结果，不仅让她顶住了压力，也直接提升了她在党内的分量。
在新北告一段落之后，目光自然转向其他尚未确定的人选，包括台中市、新竹县、彰化县等地。相比新北，这些地方虽然也存在派系、地方势力与中央之间的协调问题，但难度被认为不会超过刚刚结束的新北那一局。党内普遍预期，只要新北这块最大障碍迈过去，后续几地虽然麻烦，但不会成为压垮整个提名布局的关键点。这种判断，等于在舆论中为她减轻了一部分即时压力，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长远的选战布局上。
目前，围绕她去留的争论，其实都绕不过一个大的背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拿到的成绩太好，县市长数量达到高水位。这样的高点，本身就很难复制。以岛内选举呈现出的“钟摆效应”来一次选举“大胜”，下一次在地方层级势力重新平衡时，往往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席次回落，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现任党主席的个人表现，而是岛内政治版图周期性摇摆的结果。
从当前局势来国民党内部有人已经开始把其中两席视为几乎“必失”的选区。其一是嘉义市，其二则是宜兰县。这两地的情况，构成了外界推演“至少会掉两席”的基础。
先看嘉义市。这里的判断，并非来自对手攻势有多强，而是出自国民党自身的策略安排。国民党内部对这一个选区的整体方向，是倾向于礼让民众党，以行动展现蓝白合作的诚意。选择在嘉义作出让步，就是为了在大范围内维持与民众党的合作气氛。如此一来，这个原本由国民党掌握的县市，在未来一轮选举中就很有可能不再由国民党执政，这件事在党内心里其实已有了基本心理准备。把视野从单一选区拿开，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把地方布局与整体战略打包考量的做法。
宜兰县的情形，则加复杂。这里一直以来就被视为偏向绿营的地区，国民党在此地的执政基础，天生就没有其他县市牢固。民进党为了夺回宜兰，采取的方式非常强硬，针对现任国民党籍县长林姿妙展开司法攻势。经过一轮调查与诉讼，她的政治处境受到严重影响。
原本在国民党内部，能被视作接棒人选的是她的女儿林羿伶，她在地方上也有一定实力，被认为有机会为蓝营守住宜兰。但民进党的司法追击同样落在她身上，结果是一审遭到判刑三年六个月，丧失参选资格。随着她被排除在参选名单之外，国民党在宜兰的潜在候选人一下子少了一位最具竞争力的人。
余下可被讨论的人选，包括现任立委吴宗宪以及县议会议长张胜得。从目前掌握的民调情况他们两人的支持度都落在民进党参选人林国漳之后。换句话说，在这个选区里，国民党已经处于劣势，候选人实力相对不足，而选民结构又偏向绿营。若把这种劣势与选区的长期政治倾向叠加，很难开出一个乐观的预测。问题就摆在那：候选人本身在动员能量上不占优势，地区又偏向对手阵营，国民党有什么现实工具去守住宜兰？从目前信息来这一席被视为“很可能守不住”，并不令人意外。
再把视角放大到整体。国民党目前掌握着14个执政县市，其中有9位县市长已经连任两届，下一轮选举必须交棒，不能再续任。这种交接本身就存在风险。新接棒者能否承接原有支持基础，能不能被地方派系与选民一起接受，都是变数。各方分析时普遍认为，掉不止两席是有可能的，“三席以上”并非不可想象。
如果真出现这种结果，是否就一定将她推上“必须负责”的位置，是党内争论的核心。有声音已经先画出一条红线，说只要丢三个县市以上，她就绕不过去，必须下台。从选战结构和当前局势要判断她的去留，不能只看国民党自己的席次变化，还得加上两个常被忽略的因素：来自对岸的变量，以及民进党在南部传统优势区的松动。
先看第一个因素中国大陆的动向。外界普遍认知是，对岸不会直接介入岛内地方选举，不会公开帮任何一方助选，但“反独促统”的政策不会因地方选举而暂停。民进党当局在选战操作上，有一个长期惯用的手法，就是把所有两岸相关议题包装成“抗中保台”叙事。只要对岸有任何强硬动作，他们就会抓住机会转化为选举动员工具。
近日的几件事，已经显露这种方向。民进党当局对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展开司法追诉，这名立委在两岸议题上有其特殊位置，针对她的动作，很难完全切割开政治层面的考量。“海巡署”在春节期间要执行所谓“安全维护工作”的消息也被释放出来，看似例行任务，却在紧贴两岸议题的氛围下，多了一层含义。
国台办则在此时发出警告，提醒民进党当局如果敢在春节这个敏感时段挑起事端，就要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承担责任。从这些信号可以看出，民进党正在各种边缘地带寻找“摩擦点”，试图在两岸议题上制造新的争议与紧张，让“抗中”情绪持续维持在社会前台。而对岸方面并没有意愿任由这套操作顺利推进，会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回应。
回顾近期历史可以找到一个能对照的情境。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对岸随即展开首次围台军演。这次行动对岛内氛围的冲击极为明显。在高压军事行动之后，岛内民众对战争风险的体感迅速提升，很大一部分倾向转为“要和平，不要战争”。在这样的心理变化背景下，民进党在同年的九合一选举中遭遇严重挫败，输得极重，成为那次地方选战中最引人注目的结果之一。
这一经历体现出一个现实：在两岸局势骤然紧张的情况下，民进党原本以“抗中保台”为主轴的选举叙事，不一定能如预期般转化成选票，反而可能因为民众对战争风险的恐惧而被反噬。当前距离2026年的选战还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在“反独促统”方面是否会释放大的政策或行动，外界无法预判，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民进党当局继续在两岸议题上寻找冲突点，对岸必然会用多动作加以反制。
这些动作可能并非以前那种完全单点式的回应，而会有计划地根据局势变化选择时机。假如在接近选举阶段，局势再度被推向高度紧张，岛内民心很可能再次偏向稳定、安心的一侧，对民进党在地方选战中的表现形成客观冲击。这种冲击不会只集中在某一个县市，而会以一种整体氛围的方式展开，进而影响民进党在各个县市的选情，包括它原以为握得很稳的地方。
这就引出第二个常被忽略的因素：在讨论国民党可能丢掉多少席次时，很多人只盯着蓝营手上的县市，没有同等力度地把民进党所掌握的县市放进同一张表格里衡量。只要同时把两边的得失放在一起比较，就会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国民党可能确实会失去几席，但民进党也不见得能保住所有执政地带。特别是南台湾这块长期被视为绿营铁票区、深绿堡垒的地方，也开始出现裂痕。
最典型的，就是高雄。高雄长期由民进党掌权，被视为“深绿大本营”。但2018年，韩国瑜掀起“韩流”，在高雄这块绿营优势区硬生生翻盘，拿下市长职位。这一局选战，已经证明一件事情：即便是在最被视作“稳绿”的城市，只要条件合适、候选人形象与选民情绪产生共鸣，政党轮替并非遥不可及。高雄并不是固化到不能变化的地区，而是长期被某一阵营占据，但在特定时刻会出现结构松动。
而在长年由民进党执政的过程中，高雄也累积了不少负面账单，各种大小弊案层出不穷。随着时间推移，地方上对执政者的疲劳感和不满情绪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情绪一旦遇到合适的候选人与合适的风向，就可能转化为支持另一方的动力。当前，民进党在高雄内部的初选战况就非常激烈，各派系之间的角力程度，已经被很多人形容为“刀刀见骨”。
在这场残酷内部竞争中，原本在民间声量、民调上都非常不起眼的赖瑞隆，最终在新潮流系的支持与运作下突围，成为民进党在高雄市长选战中的参选人。换言之，他的出线与其说是靠个人原本的民意基础，不如说是依靠派系运作与资源堆叠。这种产生方式，对外容易引发“是派系胜出，而非民意投票”的观感问题，让选民敏感地去检视，他到底代表的是谁的利益。
赖瑞隆出线后，TVBS曾做过一次民调，当中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国民党的柯志恩在对比中，暂时领先赖瑞隆。这份民调不代表选举已经定局，却提供了一个信号：在高雄这个绿营传统优势区，国民党的候选人并不是毫无机会的陪跑角色，而是有实质竞争力。随着选战推进，民进党在高雄多年执政所累积的种种问题，都不可避免要由赖瑞隆承担。他既得不到完全舒适的“既有政绩加持”，又要背负各种包袱，这会让他的选战道路艰难。
从国民党的角度只要柯志恩保持住既有优势，在高雄的选战节奏就有机会进一步放大对手的负担。越接近选举，地方民众对现实生活、公共资源分配、治理能力的感受会越具体，而这些问题会一一落到赖瑞隆的肩上，被逐条追问。高雄如果出现政党轮替，不仅是地方政治的重大变化，对国民党整体布局来说，政治意义是远超单一席次的算术累加。
除了高雄，南台湾的另一座关键城市是台南。这里同样是民进党的传统据点，但这次内部初选的胶着程度，比高雄有过之而无不及。民进党在台南的提名之战，主要集中在陈亭妃与林俊宪之间。两人阵营在初选过程中的较量极为激烈，不只是单纯的民调比拼，而是动员了各自背后的派系与支持者，在话语和资源上都展开全力冲撞。这种内耗式的激烈竞争，在选前很难完全弥合。
陈亭妃以优势胜出，拿到参选资格。但胜出并不等同于顺利整合。她在尝试争取林俊宪阵营的支持时，遇到了明显阻力。对方阵营并未完全心甘情愿归队，这种心结就会延伸到基层组织和支持者，造成拉票、造势、组织动员上的微妙停顿。民进党内部各派系能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真正合流，成为一个未知数。这种不确定性，对台南的选战布局构成隐形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参选人谢龙介来说，局势并非铁板一块。虽然台南的选民结构仍对他相当不利，但对手内部的裂痕越大，他可以操作的空间就越大。只要民进党无法完全整合，谢龙介获得突破的可能性就会被放大。如果国民党能够在高雄与台南这两个长期被视作“深绿”的城市中，在至少一个地方冲出传统边界，拿下市长职位，那带来的政治震荡远不仅是“多了一个执政县市”这么简单。
这样的突破可以直接抵消甚至超越国民党在其他几个较小县市的失守，让席次净变化不至于被看成完全的衰退。另在象征意义上，如果能在南台湾的核心地带取得实质突破，将向岛内释放一个强烈讯号：蓝营的影响力不再被限制在中北部与部分县市，而是有能力进入原本被认为无法撼动的绿营基本盘。这种局面，对党主席的领导正当性是一种巨大的加值，会让“因掉三席就必须下台”的说法，显得过于单一、机械。
因此，在评估郑丽文任期风险时，不能只把视线集中在国民党手上现有的14席上，逐一计算“可能掉几席”，而要同时把中国大陆的“反独促统”行动可能对民进党选情造成的冲击，以及南台湾传统绿营堡垒出现松动的机遇也纳入考量。只要在这两项因素下，民进党丢失的县市数量、丢失的象征性城市足够突出，那么即便国民党在总体席次上看起来有所退步，也不必然构成对党主席的致命追责。
到那时，判断她去留的标准，恐怕不会只是“丢几席”的简单数字，而会转向“在复杂局势下，国民党整体布局是否出现新的突破，是否在关键区域打开新的局面”。若高雄或台南真出现政党轮替，即便国民党在嘉义、宜兰等地失守，她在党内所掌握的话语权，反而有可能稳。终局会如何落定，要看这几条线在2026年前后如何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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